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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班 (1602-1671),字定远,号钝吟老人,常熟(今属江苏)人,明诸生,明亡,佯狂避世,与兄冯舒以诗名世,时称 “二冯”,为人不谐流俗,落拓自喜,故又被称为 “二痴”。冯班能诗善书,尤精小楷,著有 《冯氏小集》、《钝吟集》、《钝吟杂录》及 《钝吟书要》等。其《钝吟书要》与《钝吟杂录》中之《日记》与《诫子书》的论书之语基本相同,不乏精到切实的见解。 冯班论书最重结体与用笔,此二者虽历来被视为书法之基础,然冯班结合前人之语与实际经验,论之颇详:
书是君子之艺,程、朱亦不废。我于此有功,今为尽言之: 先学间架,古人所谓结字也; 间架既明,则学用笔。间架可看石碑,用笔非真迹不可。
字有二法:一曰用笔,汝用笔疏硬而骨枯,非法也。看楮书,便知血脉处极细而有笔意也。二曰布置。左右向背,上下承盖,半阔半细,半高半低,分间架在布白处。汝毫无法,但直写而无意,不成字也。布置用笔,千古讲之者多矣。赵子昂专言此,汝可寻思。
作字惟有用笔与结字,用笔在使尽笔势,然须收纵有度; 结字在得其真态,然须映带匀美。
可见他再三致意者唯在间架、用笔两端,以为这是书法的秘诀所在。然于二者之中,他更重视间架,这正如明末的赵宧光一样,他以为书法的结构不为时人所重,当时笔法尚传而间架则古法殆尽,故有意提倡而矫时弊,因此他论间架而首标学古。他说:“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意不周匝则病生,此时代所压。赵松雪更用法,而参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后人不及矣。”他从晋、唐及宋人书法不同的风貌中指出结字有 “用理”、“用法”与 “用意”的不同,不仅对晋、唐、宋三代书法的评价能切中肯綮,而且也说明他重在向古人书中求间架。“晋人用理”,理即规律,此说晋人作书能循乎书法的自然规律,纯任天机,故能随心所欲而不逾规矩。他论草书时说:“学草书须逐字写过,令使转虚实一一尽理,至兴到之时,笔势自生。”他所谓的“尽理”,也就是指草书的使转虚实能合乎其自身的规律,进而可以“兴到”而自由挥洒,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其所谓 “理”之涵意。所谓 “法”,即指书法结体上要合乎一定的规矩,而 “法”又是由 “理”而制定的,晋人既由文字本身的规律出发来作书,书成则法立,故冯氏说唐人 “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立则规矩随之而生,规矩立而字有常格,风韵顿减,唐人之不及晋正在此。宋人起而矫唐人之失,欲由意而学晋人之理。所谓“意”就是指作者的思想意绪,然意也不是指一无依傍,师心自用,否则便将流于粗俗散漫,故他以为意和法应是统一的,他说: “唐人用法谨严,晋人用法潇洒,然未有无法者,意即是法”。又说: “晋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唐人尚法,用心意极精。宋人解散唐法,尚新意而本领在其间,米元章书如集字是也,至蔡君谟,则点画不苟矣,坡公立论,亦雅推君谟。”他以为理包括了意和法,而法中有意,意中有法,唐人尚法而不失意,宋人尚意而不废法,故米芾、蔡襄、苏轼等宋代大书家也未尚离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即是法。可见他既指出了各个时代中书法结体的不同特征,也说明了理、法、意一脉相承,嬗递发展的特征。
用笔与结体不同,冯班以为笔法的规律是历代一贯的。他说:“赵之昂云: '用笔千古不变。’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难得也。蔡君谟正书有法无病,朱夫子极推之。锥画沙、印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愦愦。黄山谷纯学《瘗鹤铭》,其用笔得于周子发,故遒健。周子发俗,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前人所说的锥画沙、印印泥、屋漏痕等都是同一意义,即要求中锋行笔,令笔画遒劲有力,故冯氏论用笔不分唐宋畛域,只求不失法度。法度可从前人书中去寻求,又须加之以个人的品行修养。他不满姜夔《续书谱》中否定锥画沙等古人对笔法的要求而主张藏锋、出锋并用的说法,认为 “其所得者极粗”,批评 “侧笔出锋”为大谬。
如何掌握间架与用笔的规律,冯班以为只有从学习古人中去求得,他甚至以为: “贫人不能学书,家无古迹也。然真迹只须数行,便可悟用笔,间架规模只看石刻亦可。”以为用笔须由古人真迹中寻味,而间架可由摹仿古人碑刻而得。他说:
凡学书,《千字文》少不得。此是右军旧法,得此便有根本。如二王法帖,只是影子,惟架子尚在可观耳。书有二要,一曰用笔,非真迹不可;二曰结字,只消看碑。要知结字之妙,明朝人书,一字看不得,看了误人事。行书法二王起,便是头路;真行用羲之法,以小王发其笔性;草书全用小王,大草书用羲之法;如狂草学旭不如学素,此吾法也。教人作书,吾便于柳法。
可见他求结字用笔之法不离学古之门径,以为非从前人书上下功夫不可。他所举出之高格大致也在晋唐,欲取法乎上。故冯氏重法,上文已说过,他以为法与意是一致的,唐人法中有意,宋人意中有法。于唐人中他以为柳公权之书最便初学,曾说: “颜书胜柳书,柳书法却甚备,便初学。”又说:“教人作书,吾便于柳法。”他要求 “悟得柳公学古处”,总之,于柳公权之推重全在于格法完备;他于宋人中较重蔡襄,原因也在于蔡书 “有法无病”;于元人中则首推赵孟頫,以为“赵松雪更用法,而参以宋人之意”。故对赵字未尝厚非,他说:“赵松雪书出入古人,无所不学,贯穿斟酌,自成一家,当时诚为独绝也。自近代李贞伯创奴书之论,后生耻以为师。甫习执笔,便羞言模仿古人,晋、唐旧法于今扫地矣!松雪正是子孙之守家法者,尔。诋之以奴不已过乎!但其立论,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过于天资,于古人萧散廉断处,微为不足耳。如贞伯书,用尽心力,视古人何如哉?”可见他对赵字的肯定也在其能学古守法,李应祯鄙薄赵字,倡“奴书”之说,而旧法扫地,危害甚大,赵孟頫虽天资未高而追求流美,未能及古人风韵,然终为大醇小疵,不可厚诬。
冯班论书重法,自然也就重学,他以为书法的根柢在工夫,古人变化万端、驰骋挥洒的书法无一不基于平日的学习。他说: “书至成时,神奇变化,出没不穷。若功夫浅,得少为足,便退落,如严天池二、三十岁好,后来便可厌,只为从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学时多可观,后来不学,便不成书耳。”又说:“古人醉时同狂草,细看无一失笔,平日工夫细也。此是要诀。”都强调了日积月累的学问工夫,由此他提出了 “本领”之说:
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所谓本领,只是规模古人,然须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虽欲博涉诸家,然须得通会,不可今古杂出。
可知本领即是指学习古人的功力。自然,学古并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要求有取舍,能会通,所谓“本领”,也即包括用笔和结字两个方面。他说: “本领千古不易,用笔学钟,结字学王。”可窥见其本领的内容。由此,他一反前人论书中重意重心的主张,而借用了传为王羲之所作的 《笔法论十二章》中 “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也”的说法,强调了工夫学养,赋予了 “本领”以新的涵意。他说: “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副将军也。本领极要紧,心意附本领而生。”显然在本领与心意之中,他以本领为基础,只有在本领精熟之后,才能逞其心意,自成体格,故心意是由本领而体现的,依附于本领的。他说:“宋人作书,多取新意,然意须从本领中来,米老少时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离杨少师、颜鲁公也。”又说:“本领精熟,则心意自能变化。”可知他所谓的本领即是强调学古的根柢,只有在根柢深厚的基础上才能自出新意,变化出之。他说: “作书须自家主张,然不得不学古人。”总之,冯班论书以学古得法为能事,故标出 “本领”二字,意在肯定功力在书学中之作用。
冯班是当时著名的诗人,为虞山诗派之代表者,他论诗受到乡先辈钱谦益的影响,故多重学问,正可与他的论书相呼应。冯氏的 《钝吟杂录》中有 《严氏纠缪》一卷,专为驳斥严羽 《沧浪诗话》而作,严羽提倡 “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轻视学问而重才情,故遭冯氏抵排。他论诗曰: “余不能教人作诗,然喜劝人读书,有一分学识,便有一分文章,但得古今十分贯穿,自然才力百倍,相识中多有天性自能诗者,然学问不深,往往使才不尽”。又说:“钱牧翁教人作诗惟要识变,余得此论,自是读古人诗,更无所疑。读破万卷,则知变矣。”都以学问读书为作诗之本,主张在学习古人基础上之变化,这种理论显然与他的书论思想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冯氏本人对文学艺术的认识,而且反映了清初学风与文艺思潮的转变。清初学者身经移代之变,皆欲以学问修养来矫正明人空疏谫陋之学风,冯氏对书法的主张即表现了这一时代趣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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