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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佩服精力旺盛且才华横溢的人，李世民就是其中之一。这一篇，我们就来说说李世民及其书法。唐代书法的发展与李唐王朝历代帝王尤其是唐太宗的重视，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唐太宗李世民（599-649）非常重视艺术与文史，任秦王之初，就开文学馆收揽人才（上一篇我们说过，有“十八学士”的典故）。登帝位之后，又在殿旁设弘文馆，引纳学士以本官兼任之，并且“听朝之闲，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 
这些人才里，大多都擅长书法（这种风气是从汉代沿袭下来的），其中就包括我们前文说过的欧阳询、虞世南等，这种夜以继日的讨论研究，当然不全是政事和前朝的成败得失，也会讨论到文学、书法。朱先生在这里提到了两个小故事，我原文照录：贞观十四年（640）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竟取。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御床，罪当死，请以付法。太宗笔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这是第一则。为了争抢太宗的手书，刘洎干脆登上了皇帝的御辇，李世民却不以为忤，足见君臣们之间的书法研究氛围有多好。“贞观之治”我们都知道，这个时期天下无事，太宗万机之暇，更是留心翰墨。来看第二则：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锺、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636），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 唐太宗太喜欢书法了，当虞世南离世，魏徵推荐了褚遂良，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篆刻史时讲过的那件事，唐太宗向天下购求王羲之书迹（其实不仅是王羲之，所有前期知名书画家的作品，都在购求之列），并且经褚遂良鉴定，在真迹上加盖“贞观”连珠小印。
韦述的《叙书录》称当时搜访右军等真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唐太宗鸠集王字，天下几尽，至有赚取《兰亭》，陪葬昭陵之传说（具体可见拙文《王羲之<兰亭序>流传的完整故事》）。对唐太宗书法的评述，始于武后朝的李嗣真，他在《书后品》序中称：“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受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如此说，唐太宗的书法，其实从史陵来。史陵是隋或唐初人，《书断》称其书法“古直，伤于疏瘦”，陈思《书小史》称其“笔法精妙，不减欧、虞”，显然，史陵与欧阳询、虞世南一样，也属于陈隋书风。到了开元年间，张怀瓘在《书断》中称李世民书法“翰墨之妙，资以神助，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尽善尽美，无得而称”。再后来，窦臮的《述书赋》称“太宗则备集王书，圣鉴旁启，虽蹑闾井，未登阶陛，质讵胜文，貌能全体，兼风骨，总法体。”以草民评价圣主，这些评论虽难失公允，但也在情理之中。到了宋朝，评论就准确一些了。米芾《书史》所云“太宗力学右军不能至，复学虞行书”者，朱关田先生的论断也准确：其学右军不能至者，非其功用才智不侔，实乃时代相异，神情悬殊。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不可复制，是因为王羲之所在的时代不可复制。其实，唐太宗行书，乃出自史陵，而后参学虞世南，追仿王羲之，终于笔力遒劲，遂为一时之绝。现在可见的唐太宗李世民书法，仅《晋祠铭》《温泉铭》《屏风帖》三通。《晋祠铭》，行书，书于贞观二十一年七月，著录首见于赵明诚《金石录目》第五九八。如图：
是铭用笔遒劲，气势阔绰，诚如《石墨镌华》卷二所评：“全法《圣教序》《兰亭》而纵横自如。”《温泉铭》，行书。撰于贞观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原碑早毁，拓本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发现于敦煌鸣沙山千佛洞，很快为法国人伯希和所有，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有永徽四年八月三十日墨书题记，盖唐初拓本，惟残存几段，凡五十行。如图：
是铭书法酷似《晋祠》而趋圆熟，可谓极浏漓顿挫之妙。《屏风帖》，草书，书于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南宋淳熙九年（1182），祝宽夫借观于从兄季平处，有言谓绍兴初得之于北人南渡者，凡十一幅，皆素绢。冯尧章曾分别于淳熙十四年 (1187)、庆元元年(1195)获观题识，称其“高古”，“不乏丰致”。嘉泰四年(1204)，王允初摹勒于余杭县。著录首见王薄《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如图：
此帖笔法遒纵，风韵轻俊，惜其天骨小之，“戈”法犹滞，或疑为伪。附唐太宗的书论唐太宗李世民的书论，最重要的是《晋书》里的《王羲之传赞》。关于这篇赞文，我们有专门的释读文章（见今天的另一篇推送：《资料：唐太宗<王羲之传赞>通释》）。唐太宗对《晋书》共有四篇史论，史家认为是出于唐太宗对西晋王朝的重视。唐太宗不仅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卓越的诗人和书法家，对文学艺术有着十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艺术“释实求华，从人以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因而必须“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浮放”。这种反对浮华侈丽文风的理论观点，是当时要求斟酌古今，融合南北文风的社会呼声的代表。唐太宗《王羲之传赞》，可以说正是当时文学批评影响下的所产生的有总结历史、指导唐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卓有见地的理论文献。他批评锺繇“古而不今”“长而逾制”，批评王献之“疏瘦”、“拘束”，又批评萧子云无“筋”无“骨”“无丈夫之气”。但极力赞扬王羲之“烟霏露结”“凤翥龙蟠”。这与他的总体文艺观点一致，也和他平日有关书法的言论相贯通。
《唐朝叙书录》引述唐太宗论书语一则（即李世民的《论书》）：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骨”的本义是骨骼，文学批评引申为作品的思路和笔力，这里引申为笔致，即遒劲的笔力和雅正的气质。中原古法，拘谨拙陋，多重气质；江左笔札，疏放妍妙，独贵清绮。这是南北书风的差异，至隋时，南北书风开始融合，入唐之后，因为有反隋世风的影响，南方书风（梁、陈）席卷书坛，要知道，梁朝风格是建筑在王献之（包括萧子云）书法艺术基础上形成的。而最大的特点是伤于巧媚，缺乏典重。所以，唐太宗推崇王羲之，说他“尽善尽美”，旨在纠偏改良，折衷南北，倡导雅正书风。综合一下唐太宗的书法理论，原则上主张继承王字传统，实际上是以陈隋书风为基础，发扬中原古法，引导书法艺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积极地利用王羲之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倡导王字，代表了初唐书势斟酌古今，融合南北的要求，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支持。学习王字成为一种时尚，蔚为风气。上至朝廷，下及经生，莫不趋之若鹜，郡起而模拟临仿之。于是，才有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代表的社会书势，他们在继承王羲之书法的旗帜下，积极按照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要求和艺术标准，既直传六朝碑版之意气，又吸取江左简牍之风貌，“变古制今”，“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不断地充实，改造王羲之书体，终于形成“外晋内唐”或“名晋实唐”的一代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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