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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商 研 究  张玉科｜【徽商研究系列文集】（五）  ♬ 09 徽商富而有仁义 徽商深受儒学教育的深刻影响，追求富而有仁义的名声，每每遇到国家军需或者水旱灾荒等情况，都能做到慷慨解囊，捐赈助饷，报效国家和社会。 明景泰六年（1455），歙县境内发生大面积饥荒，富堨的汪明贞带头捐粟600石，一时间慕义者争相捐输，全境没有人因为饥饿而死亡，郡守为此大为嘉赏。弘治十年（1497），歙县又发生大饥荒，谷物价格上涨，义成的朱永通带头捐粟600石以救灾。嘉靖三年（1524），岩镇人吴荣应诏救灾，捐粟500石，其子吴文彦乐善好施如同其父一样，捐粟赈饥为全县之冠。万历十六年（1588）发生饥荒，吴文彦的弟弟吴文光设粥场以施救饥饿者。毕懋在於潜经商，当地发生大灾，毕懋捐输米粮给灾民，日给数千人。滕县逢灾，在山东滕县、江苏沛县一带经商的歙县人吴思沭，出粟赈济，置义冢以埋饿殍者；因水患使得黄河改道，柳庄一带山中的块石没于水波之中，船行其中一触即破，十分凶险，吴思沭出资雇人清除河中锋利块石，从徐州沛县一直到河北的清河县300余里，用了三年时间清理殆尽，从此船行很安全。吴思沭还在夏镇砌石筑岸，建造渡船两只，雇人撑船渡人四十余年。稠墅人 汪泰护经商常州，遇灾荒年岁，赈济捐输600石。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歙县境内发生饥荒，在浙江经商的瞻淇人汪燧散发谷粮500石以赈济族人。  雍正九年（1731）沿海海啸成灾，扬州盐商 歙县潜口人汪应庚在伍佑、卞仓等盐场设粥厂施济灾民。此后两年，江潮接连泛滥，百姓纷纷离别家乡四处逃荒，汪应庚倾囊中之金予以安定州民，随后又运米数千石救济灾民；灾后疫病相继发生，汪应庚设立药局救治患者。雍正十二年（1734），汪应庚运米粮数万石到灾区，帮助灾民顺利过渡到麦收季节。汪应庚还到与扬州相邻的丹徒、兴化等地输粟赈灾。此次连续三年的赈济之举帮助了39万人度过灾年，朝廷给予嘉奖，特授汪应庚为光禄少卿。  乾隆十六年（1751），歙县发生灾荒，杞梓里人王槐椿出谷赈济之外，还赴浙江购米运回，减价平粜。同年，唐模的许荫本倾尽仓廪平粜；梓坑人叶永瑞捐资代乡人缴纳所欠赋税；路口人徐士修经商扬州，捐五万缗籴谷赈济乡里。 《清史稿》中记载，乾隆年间，“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这些捐饷大多出自两淮徽州盐商。乾隆年间新绾人鲍峻在浙江经营盐业，家境渐裕，捐屯饷，设 义仓，助军需，浙江巡抚为此上奏朝廷邀恩褒奖。鲍峻之子鲍魁乐善好施如同其父一样，乾隆九年（1744）发生水灾，禾黍漂溺，造成饥荒，鲍魁捐资 籴粮，以济乡闾，让灾民渡过难关。嘉庆八年（1803），川楚陕三省平乱，扬州盐商鲍漱芳集众盐商捐输军费粮饷；洪泽湖水患冲毁车逻五里堤坝，灾民嗷嗷待食，鲍漱芳集议公捐6万石助赈，得到朝廷允许在各地开设粥场，并亲自到泰州督视赈事；第二年，淮河和黄河大水漫溢，鲍漱芳又倡议设粥场赈济灾民，并力请公捐麦4万石，展赈两个月，使得数十万灾民受益存活下来；秋后改造堤坝河道，鲍漱芳又集众银数万两，以佐工需。在疏浚芒稻河沙河闸时，鲍漱芳分别捐银6万两和5000两。因屡次捐输，朝廷给予鲍漱芳从优议叙加官晋级奖赏，赐建乐善好施坊于棠樾故里。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兵乱攻占徽州，清军与太平军作战，每年军需粮饷需要数十万两，各地徽商担心家园毁于兵灾，竭力捐输，达数百万金。 徽州盐商对朝廷的报效捐输银非常惊人，凡是军需、河工、灾赈、皇帝皇太后诞辰及其他重大典礼活动，徽州盐商都会主动捐输报效。嘉庆时的 《两淮盐法志》记载，康熙十年（1671）到嘉庆九年（1804），两淮盐商以各种名目向朝廷捐输银达3930余万两、米21.5万石、谷近33万石。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多次南巡，两淮盐商承办差务，建行宫，筑园池，营台榭，屋宇相连，贯似长云，以供皇帝、皇太后游幸驻跸，用银数百万两。乾隆帝几次为生母举办大规模的祝寿庆典，徽州盐商都入京协办，捐银数十万两。徽商对朝廷的捐输报效，当然也换来了自己的加官进爵，使得许多布衣徽商由此而跻身于官僚阶层。  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南巡，下诏给两淮众商中原有三品职衔者，加赏奉宸苑卿衔，未到三品者俱加顶戴一级。乾隆二十七年（1762），下谕给徽商江春、黄履暹、吴禧祖、汪立德等16人再加一级。 徽商的义善之举还体现在资助各种公益事业，比如兴修水利、建桥筑路等。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西溪的汪自明、潭渡的黄子庸倡议并带头捐资，修筑莘墟堨，引渠水流通，上自竺溪庵，下至古城关。元末明初，棠樾的鲍斗荫经商金陵、襄阳各地，积累了财富，捐资修筑了大拇堨。清道光十年（1830）长江水灾，芜湖的凤林、麻浦二圩毁坏严重，在芜湖经商的许村人许仁捐资助修，还被芜湖官府邀请主持赈事，以工代赈，兴修圩堤，次年春天竣工，附近数千亩良田得以保障。道光十一年（1831）夏天更大的洪水漫过圩堤，许仁又紧急租赁船只，将受灾的老弱病残者移救到高坎处，设席棚以居，饥给饼馒，寒给衣物，病给医药，还为养耕牛的人家提供草料。水退之后，又提供麦种灾后复产，倡议并带头捐款，独任其芳。道光十四年（1834），许仁58岁时卒于芜湖，芜湖民众深受许仁恩惠，吁请官府在凤林圩殷家山建祠祭祀。何永昌在湖北广济、彭泽等地经商，捐钱修路构亭，设救生船，放赈灾粮，其众多义举记载于《广济邑志》。 明万历十九年（1591），西溪的汪徽寿出资千缗，修缮太平桥，徽州太守董石与歙县县令彭好古予以勒碑详志。汪徽寿还出资兴建西溪萃英斋义馆，修砌丛山关石板路面五千丈，出资修筑宁国县东溪、东山、东津、西津诸石桥等。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徽州郡北新岭峻险，行者艰阻，扬州盐商祭酒江村人江演捐金数万，开辟新路四十里以便行旅；又出资修缮北关万年桥；捐资疏浚扬州伍佑东河及安丰串扬官河，使运盐船只能够畅通行走。明代岩寺人佘文义，捐金万缗，置义田、义屋、义塾、义冢，瞻族济贫；捐赏四千金，建造岩镇水口石桥，以利行人，人谓“佘公桥”。明代歙县人方如骐、郑滂石等，出资修砌金陵孔道，以达芜湖。康熙五年（1666 年），歙商佘文焯游历江淮时，见前辈梅庄公修建的已有140年石桥颓然中断，遂出资予以重修，三载竣工，家财竭尽。  清康熙年间（1662—1722），歙商刘正实助修扬州龙门桥，耗费万金。雍正十年（1732），棠樾鲍士泓自楚地归里，出资重修村西桥。乾隆年间 （1736—1795），程国光出箬岭古道赴省城应乡试，见箬岭古道年久失修，行旅艰难，程国光立志修筑以便行旅。后来程国光经商富裕后，便出资砌筑箬岭古道，从新安江运来浙江的石板，经数十年，箬岭古道整修一新。 徽商富有仁爱之心，经常自觉抚孤恤贫，慷慨解囊，乐善好施。明代宣德、弘治年间（1426—1505），棠樾的鲍邦珍在河南开封经营茶叶四十余年，其善行令当地官民崇敬，人称“友善老人”。有一天，鲍邦珍在路上遇一老妪，摔倒在地而致手臂骨折，老人的儿子又去了外地帮工，老人贫无药食，鲍邦珍为其延医给食，照顾老人。一位姓谢的秀才染上了瘟疫，全家死者过半，邻居避之，鲍邦珍施棺以送死者，整药食以济生者。又有一次，鲍邦珍与祁县的一位读书人王某同舟前往浙江，途中王某突发疾病，鲍邦珍亲自调制汤药，日夜服侍。弘治十八年（1505）夏，开封许多农家青黄不接， 缺乏食粮，鲍邦珍平价售粮30余石，接济40余家。西溪的汪涛经商浙江台州，台州滨海常常发生海啸，致使一些坟冢枯骸狼藉于外，汪涛捐资购买高地收葬。台州贫苦人家有抛弃幼小子女不养的劣俗，汪涛捐钱建起育婴堂，收养这些弃婴。汪涛还捐资在故里修整从西溪至 古关的石板路。歙县狮山人汪良蛟经商青阳，生平多义行，族中有两家贫而无嗣，汪良蛟买妾以赠，皆得有后；又有卖子还债者，代为赎子；表兄黄泰兴托以孤， 抚孤成人；为失偶的朋友抚育幼女，幼女长大后又为之择婿。清初，西溪人汪景晃22岁时外出经商，从小生意做起，不断积累和发展，经商三十年，积攒下万贯家财，年过50岁之后就将商事交给子孙打理， 自己则回到故里专做利济之事。对族中孤苦者每月按时送去粮食，冬寒无衣 者及时送去衣物，对病患无医药者安排问诊给药，对死而无棺木者给以棺。不少贫家子弟不能去学校读书受教育，汪景晃就开设义馆安排子弟入学，还在村口路旁设茶汤以接济行旅之人。到汪景晃90岁的时候，他的慈善赈济之举所费已达数万，以致家中拮据，汪景晃次子汪泰安拓展家业，得以维持赈穷济困之义举。  古代修桥铺路 清乾隆六年（1741），湖北发生饥荒，灾民群集汉阳，歙县江村人江承东在汉口总理盐务，他安排子侄前往每个灾棚赠送食物和银两，在汉口的其他徽商也仿而行之，救济了许多灾民。凡徽州人来到汉阳经商办事遇到曲折和困难，江承东都伸出援手，周贫济困，不惜花钱。嘉庆十六年（1811）， 在湖北武穴经商的棠樾人鲍廷屿，倡议设立归榇局，带头捐集抚恤基金，对死者亲族中无男子，或虽有男子却年幼者，给资雇人送榇归葬；对不知故里者，给资买地义葬。在汉口经商的丰南人吴凤翔，在汉口朝阳大悲阁西置买土地，以葬旅榇之无所归者，凡族人在楚地的生馆死殡，大多依赖吴凤翔帮忙办理。稠墅的汪允俶在扬州经商，因为懂医术、熟药性，常常制作配置紫雪丹、再造丸等药丸，施舍给有求之人，年末时还出资周济孤寡老人，人称“笃行君子”，其子汪廷埏在瓜州设立普济堂，受其赈济恩惠的有数千人之多。    ♬ 10 徽商的财势 徽州商人经商的利润，有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庭的生活消费，尽管徽商大多崇尚节俭、为人低调，但其中也不乏奢侈性的消费。 随着经营的发展壮大，徽州商人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居住是“连屋列肆”，出门是“乘坚策肥”。一些徽商子弟“被绮毂，拥赵女，鸣琴砧屣”，“不知稼穑之艰难，縻不斗鸡走狗，五雉六枭”。 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扬州清明》一文中描写了清明扬州徽商的浪漫奢靡生活场景，“徽商及其家人带着他们的朋友门客、歌妓艺伶。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冈，斗鸡蹴鞠；茂林清越，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鼓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各色享乐交融一起，大有乐不思蜀之势。清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描写了扬州徽州盐商的奢丽之风，“婚嫁丧葬，堂食饮食，衣服與马，动辄费数十万，吃则备食十数类，行要蓄马数百，观则以木作裸体妇人，动以机关，置诸斋阁，令座客为之惊避，玩则以金尽买金箔，载之金山塔山，向风飏之，顷刻而散，甚至以铜为溺器，高五六尺。” 徽商汪己山在清江浦开设多家典肆，家富百万，以重资召名优于家，地毯铺地，疏帘清簟，茶瓜四列，满座皆不速之客，歌声绕梁，笙箫迭奏，不啻神仙之境。盐商汪氏为其子娶媳，婚床用沉檀等贵重香木，雕饰细缕精美绝伦。别墅园林，斗奇斗巧，是徽商奢侈性消费之一。 乾隆二十六年 （1761），扬州盐商汪玉枢从江南购得九块太湖石，大者逾丈，玲珑嵌空， 窍穴千白，因此建“空心宇”“梅涧书屋”等园林，将九块奇石置于其中， 乾隆皇帝游玩过后，赐名“九峰园”。扬州歙县稠墅盐商徐赞候的园林内有 “晴庄、墨耕学圃、交翠林诸胜境”，是乾隆皇帝南巡时的御览地之一。扬州歙县盐商的遗孀、两淮总商汪硕公夫人，为了迎接乾隆皇帝驾巡扬州，提前数月，在扬州城北郊外择荒地数百亩，仿照杭州西湖景致建筑亭台园榭， 以供御览。乾隆赞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扬州歙县盐商“四元宝”、潭渡的黄氏四兄弟，大元宝黄履晟筑有易园，其结构独特；二元宝黄履暹筑有十间房花园、四桥烟雨和水云胜概别墅；三元宝黄履炅筑有容园；四元宝黄履昂与其子黄为浦、黄为荃筑有长堤春柳和桃花坞别墅。百万富商西溪南人吴天行体弱多病，却从各地罗致无数奇石，在故里兴造别墅，取“春色先归十二楼”，名曰“十二楼”，蓄养众多姝丽、艳妓。 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月，乾隆帝第三次下江南，驻跸在扬州天宁寺行宫，专门举办了一场大典，给14名来自徽州的盐商各自颁赐了官爵。对此，乾隆帝满意地说：“朕此次南巡，所有两淮商众，承办差务，皆能踊跃急公，宜沛特恩。”为了此次加官进爵，博得乾隆帝欢心，14名盐商具体“捐献”了多少银子以表效忠，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对于扬州徽商之富，乾隆帝是早有耳闻，当时扬州徽商的总资本至少在5000万两银子之巨，而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号称巅峰，国库最高存银也就7000万两。以致于乾隆帝也感叹道：“富哉商乎，朕不及也。”扬州的徽商也敢于“捐纳”，乾隆时的著名盐商鲍志道，他个人在世期间就先后向清廷“捐纳”达2000万两白银和12万石粮食。这一时期的徽商无疑是大清帝国的第一商帮，乾隆下江南的背后也衬托出扬州徽商的财势。 【配图编辑】老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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