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建立 广域王权 河南二里头遗址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工作者在以河南嵩山东南麓为中心的区域，发现了10余座大型城址。其中，在登封王城岗发现了气势恢宏、大小相套的内外城，该地自战国以来一直被称为“阳城”。在同时期的禹州瓦店遗址，大型夯土台基上发现有人祭、殉牲等多种祭祀遗存。这些或许是夏代前期都城的线索！ 古国时代晚期，中原龙山社会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的地望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二里头遗址就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无疑是其都城。据考古发掘和勘测分析，我们基本推断，二里头遗址为夏代后期的都城遗址！ 早在上个世纪，夏鼐先生即已指出，二里头已经不再是初始形态的文明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并非普通生活用品，而是礼仪制度的用器。所以，它们传播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却辐射四方，它不仅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以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东郊的偃师县（图5-1），遗址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3800—3500年，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在遗址中部，有面积10万平方米的宫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择中立宫”。宫城以南是王权控制的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作坊区，出土了最早的爵、斝、盉、鼎等青铜礼器。 二里头遗址最早发现于1959年；后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其作为重点遗址之一。经过20年的发掘工作，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中轴线对称的宫城——如前文所述，中轴线对称的宫殿建筑模式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年前的双槐树遗址。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者还获得了手工业作坊、青铜容器群等一系列重要发现！ 图5-2为二里头遗址的平面图。遗址面积为300万平方米左右。图中的绿色部分是该遗址的中心区域；中心区域的核心位置则是宫殿区。图5-3是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二里头一号宫殿；图5-4是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二里头二号宫殿。二号宫殿具有中轴线以及左右对称的厢房和前后相连的布局理念，主体建筑位于宫殿的北部正中，开中国古代宫室制度的先河。这一建筑格局亦为前述山西陶寺遗址的高等级建筑采用，最早可追溯到双槐树遗址；夏代之后则被商代及其以后的历代王朝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都城和宫室制度的突出特征。 二里头遗址的宫城区，每个建筑都具有中轴线（图5-5）。我们在宫城区发现了东亚迄今为止最早的车辙遗迹，图5-6中的两条深沟即是车轮碾压过的痕迹，两道车辙之间的轨距为1米，应当不是马车，与殷墟发现的2.3—2.4米轨距的马车不同。我们推测，其或许为牛车或人力车，同时这也充分证明了我国用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 
宫城的周围有围墙环绕。此外，宫城的南边也有一个区域被围墙围绕，不过此处没有发现任何宫殿建筑，只发现有绿松石制作作坊和青铜器制作作坊。显然，此时的高等级手工艺制作已经被王权所控制，这也是目前能够确证的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图 5-7）。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用途各异的青铜容器（图5-8），例如，有用于温酒的容器、用于饮酒的容器和用于煮肉的容器，还有镶嵌绿松石的青铜牌饰。据此可知，夏王朝发明了一整套青铜礼器群。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了陶寺遗址出土的石磬，但是比后者更加规整。此前的各地兵器，如戈、牙璋等，在这一时期发生大型化、仪仗化的转变，这构成了夏王朝具有代表性的礼器传统（图5-9）。总体而言，夏王朝的礼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青铜礼器，一类是玉礼器。 在一座宫殿的院子里发现了一个贵族墓葬，墓主身上随葬着一件长达64厘米的用2000多片绿松石镶嵌而成的龙形饰（图5- 10），与一个铜铃同时出土，暗示墓主具有非同一般的身份。在这座墓附近，没有发现小型墓葬。据此可推测，二里头文化时期不同等级的人可能被葬于不同的区域。 
如上所述，在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夏王朝后期，出现了具有严整规划性的中心性城邑——都城；二里头遗址也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具有明确规划，且与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的都邑。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被后来的商、周王朝所继承；此外，在其礼器的制作及形制等方面也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制度。出现这些情况并非偶然，我们认为，这应当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王权的出现和强化密切相关。因此，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代后期是我国上古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型期，中华文明由此前的“古国文明”时期正式迈入之后的“王国文明”时期——以夏王朝、商王朝和周王朝为代表的“王国文明”阶段。 
2019年以来，考古人员开始新一轮发掘，在中心区新发现更多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把二里头都城划分出多个区域。我们推测，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图5-11），进一步显示了二里头都城为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显示当时有明确的规划，也暗示了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这些发现成为二里头都城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二里头遗址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点击图片即可直接跳转至购买页面 作者简介： 王巍，汉族，1954年生于长春。1982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长，《考古》杂志主编。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历史学部主任。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中国、日本双博士。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美洲考古研究院终身外籍院士，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特聘教授，黄河文化研究院院长，国家“十五”到“十三五”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下简称“探源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组长，《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三版、《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中国考古学百年史》主编，三星堆遗址发掘考古咨询专家组组长。迄今发表、主编论著近十部，发表论文百余篇。自2012年以来，先后率队赴乌兹别克斯坦、洪都拉斯和埃及实施对古代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 内容简介： 本书以兼具通俗性和学术性的方式，对国家重大战略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2年开展以来近20年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以距今5500年至3500年我国各地区文明遗址的考古发现为主体内容，图文并茂地对探源工程的宗旨、方法、过程、成果、结论作了精彩还原和概括阐述，内容涵盖自上个世纪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直至近期刚刚评定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最新考古动态；对各大遗址的古城遗迹、考古现场、出土文物等作了精彩呈现。本书使探源工程的综合性成果首次以著作的形式呈现于众，在研判我国文明起源、增进文化自信、探索中华文化基因、展示考古前沿动态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科普价值和出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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