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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5年10月第一次广州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初期发动起义的地点均在两广南部边境。 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那里濒海，靠近香港，或与越南相邻，便于海外接济或遥控指挥。
另一重要考虑是南方地处边陲，远离清王朝军枢重地，军事防御相对薄弱，比内陆容易突破。再一个原因是当时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尤其是广东人，大都跟两广的秘密会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一旦起事，可资利用。 还有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孙中山偏重华南起义的理由。 近年来法国学者研究孙中山与法国关系时，提到从1901年到1905年，孙中山一直计划在南方各省“创立一个包括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或者“福建”为中心的“联邦国家”，以作跟清廷对抗的革命根据地。 从这一考虑出发，当然也会偏重在南方起义。 但是，1907年到1908年两年间，由孙中山亲自领导，在两广先后发动6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 1、“改良党务”的失败作为同盟会的领导人——总理孙中山，在此关键的时刻，如何率领同盟会的骨干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战略、整顿队伍，就成为革命事业能否进一步发展的转折点。可是，孙中山没有能正确总结。 1908年秋，他与“胡汉民、汪精卫等总结武装起义经验教训，并成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另订分会总章及通信办法”。 孙中山对于已往多次失败，不但未能认识到从战略上进行适当调整的必要，而且比较固执己见，对已往的战略失败加以肯定，认为是“成功种子”。 从他此后言行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在南方边境起义并无不妥之处，而起义成败的关键乃是经费问题。所以此后他的主要精力仍然花费在筹集起义经费方面。 南方6次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仍然坚持原来的战略方针，于1910年2月再次发动广州新军起义，亦遭失败。
大部分革命党人都流亡到了东京，个个灰心丧气，“党事已无人过问”。 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闻日本内阁将有变动，想趁此机会争取与日本政府改善关系，于是在6月10日赶到日本。黄兴、赵声等亦到东京。11日在东京会见广州新军起义失败的革命党人。 当时谭人凤向孙中山提出，要求他召开会议，“改良党务”。孙亦表示同意。 接着宋教仁往商具体方案时，却吃了闭门羹。 孙中山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 宋教仁大吃一惊，问何故？ 孙中山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宋教仁气得一句话也未说，立即归告谭人凤。 孙中山为什么如此对待宋教仁呢？ 盖因1908年倒孙风潮中，宋教仁曾一度支持章太炎的意见，孙中山对此尚耿耿于怀，故出此言。谭人凤听到后大为恼火，第二天与宋教仁一起去找孙中山，孙“仍持此种论调”。 谭人凤愤愤地说：
孙中山当即被批驳得无话可说，只好说：“（此事）可容日约各分会长自议。”
结果过了几天，孙中山不辞而别。“改良党务”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2、宋教仁的三策此事大伤长江中部各省革命党人之心，大家议论纷纷，决定自行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进行起义发动工作。 6月25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后，长江中部各省同盟会会员以谭人凤、赵声、宋教仁为首，相约张懋隆、李伯中（四川）、林时爽（福建）、陈勤（安徽）、邹永成、刘承烈、张斗桓、周瑟铿(湖南)等人于宋教仁寓所寒香园开会，商议改组事宜。 会议认为“同盟会初成立时，本有五部名义，乃议作中部同盟会办理。” 即决定成立中部同盟会。 在讨论起义战略问题时，宋教仁提出可以有上、中、下三种方略，他认为：
大家认为根据以往南方多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在南方边境起义“太不济事”，而在“首都和北方”进行，当时也不具备条件，因此决定“还是取中策为好”。 方针既定，接着考虑的便是经费问题。谭人凤与赵声一起去香港同盟机关，希望能争取一点活动经费，但遭到胡汉民的反对和讽刺。 谭人凤非常气愤地说：
两人差一点打起来，后被赵声劝阻。谭人凤于次日愤然回返日本。因经济拮据、债台高筑，改组之事亦暂时搁置。
为防止人心涣散，临时“组织谈话会，每周一聚”。 3、辛亥革命为何爆发于长江流域？1911年无论对革命党人还是对清王朝来说，都是不寻常的一年，社会矛盾高度激化，波谲云诡，危机四伏。 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南方支部，在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决定趁此机会集中所有人力、财力，在广州再次发动新的大起义，这就是有名的广州“三·二九”黄花岗起义。 由于多种因素这次起义失败得更为惨烈，党人无不痛心疾首，赵声愤郁成疾又患盲肠炎，不治而死，黄兴乃谓“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不再问党事，惟尽个人天职”，决定独自实行暗杀手段，以“报死者于地下”。 加之当时香港总督与广东总督府有约，将大肆逮捕革命党人。因此“各同志之鸟飞兽散”，更无人管理。 宋教仁回上海民立报社，谭人凤则决定回乡，而此时武汉的革命党人，正扎扎实实地在新军及会党中开展工作，组织严密，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 6月初，谭人凤过武汉与革命党人焦达峰、杨晋康、邹永成、曾伯先等相聚，了解到两湖地区革命工作蓬勃发展的情况，受到极大的鼓舞，又恢复了信心。 次日并约共进会、文学社两组织的骨干，共同会议，“劝其和衷共济，相辅而行”，按“同盟会组织章程，重新组织”，制订方略。事后，与党人曾伯先沿江东下，并与九江、金陵党人同乡等建立联系。7月初回到上海。 谭人凤到沪后，立即与宋教仁、陈其美、吕志伊等人商议，建立中部同盟会的组织，并由宋教仁负责起草章程等文件。 7月31日，在沪同盟会员假潮州会馆召开大会，会议通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及《宣言》。 组织定名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设会长一人，代表本会，总理会务…但暂时虚位以待…”。 下设庶务、会计、财务、交通、文事五部，举陈其美为庶务部干事，杨谱笙为会计部干事，谭人凤为交通部干事。
中部总会的《章程》和《宣言》，既体现了中国同盟会章程、宣言的原则精神，又突出了总结既往革命经验教训的特色。 《宣言》可以看作这是同盟会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它在东京总部瘫痪、南方党人无人问事的情况下，急切奋起，重新高举同盟会的大旗，整合组织，制定比较切合实际的方针，具有振衰起弊、推动同盟会继续前进的重大意义。 对两湖地区革命运动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4、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绩当时正值保路风潮风云激荡，全国政局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自觉行动，象征着蕴藏在革命群众中的蓬勃生机。 就在武昌起义前的10月3日，黄兴得知中部总会活动情况后来信说：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的同时，武汉地区的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的自主联合行动，更表现了大革命时期，蕴藏于革命群众中的自主革命精神的可贵，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政党所谓“统一”、“团结”、“以某某为中心”等原则衡量的。 早期武昌地区的革命党人大部分都是同盟会会员。早在1906年春，同盟会本部派余诚回鄂组织湖北分会，刘静庵遂偕日知会全体会员加盟，即以日知会旧址为会所。 众乃推静庵为总干事，党务因之日形发达。萍浏醴起义后，日知会遭到镇压和破坏，革命党人一时转入地下活动，1907年以后分别成立了数十个革命小团体。 其中日知会成员任季远等邀约新军中的革命青年约400余人，于1908年成立湖北军队同盟会，嗣因该名称容易招惹清廷注意，年底改名为群治学社，军士人社者极其踊跃。 1910年2月，同盟会员刘复基、蒋翊武回汉，与同盟会会员詹大悲密访群治学社，蒋、刘十分兴奋，先后亦报名投入新军，从事革命宣传鼓动工作。
4月，群治学社趁湖南抢米风潮爆发之机，准备武装起义，事泄未遂。接着群治学社又改名振武学社，以“专为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掩人耳目。 9月18日振武学社于黄土坡召开成立大会，推举杨王鹏为社长，李六如任庶务兼文书。“会议制订了较群治学社更为严密的制度”。 5、振武学社的运作振武学社成立后，在新军中发展社员，速度很快，在武昌各标新军中均有组织，事为第廿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当时，（黎）正与第八镇统制张彪争宠，不愿扩大事态”，只将振武学社的领导成员杨王鹏、李六如等人开除了事。 振武学社活动暂时陷于停顿，由蒋翊武负责主持，静观其变。 1911年初，蒋翊武召集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人商议将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趁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一举行新年团拜之机于黄鹤楼畔的风度楼召开成立大会，党人公推蒋翊武为正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为文书员，刘复基为评议部长，邹毓琳为会计兼庶务，胡瑛则在狱中策划。 以后因社务太繁，非一人精力所能胜任，复增王宪章为副社长。并派章裕昆到新军马队中发展组织，不久即得社员40余人。为便于党人联络，4月设总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 随着当时席卷川、粤、湘、鄂四省“保路”风潮的激化，人心动荡民怨沸腾，武汉地区的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自觉谋求联合。 5月11日，双方代表一起会商，共进会的代表杨玉如说：
文学社的代表亦欣然同意说：
此后，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共进会文学社合并，终于在关键的时刻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为完成孙中山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迈出了辉煌的第一步。
孙中山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起，为实现他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历尽艰辛，先后发动10次大起义，次次失败。湖北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却一举成功。 6、“皇族内阁”，促使立宪派倒向革命20世纪初期，清王朝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变故后，终于敞开了推行“新政”的大门。 在政制、军制、法制、教育、奖励工商实业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一支公开的、合法的、积极主张推行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政治改革的政治派别。他们主张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故称立宪派。 他们从传统的“爱国”、“忠君”的观点出发，希望通过帮助清廷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振兴国家，他们反对以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 立宪派成员不仅有汉族官员，也有满洲贵族；不仅有对清王朝改革变法一往情深的开明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也有手握重权深受洋务思潮影响、深感不变法改革不足以强国的封疆大吏；更有一批头脑清醒、参政意识强烈、经济实力雄厚、颇具社会影响的新兴绅商实业家一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主体。 他们可以说是清王朝赖以存在保持稳定的社会基础。 1905年清廷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由日本开始，遍历欧美各国。回国后“复命召对，极言立宪规模宜效法日本”。 1906年9月1日，清廷下诏，公开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仿行宪政”。次日，又下诏改革官制，设立新官制编制馆。这使立宪党人受到极大鼓舞，他们纷纷上书请愿，要求召开国会。嗣后各种立宪团体纷纷成立。12月16日在上海正式成立预备立宪公会。 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1907年以保皇党康、梁为首的政闻社，在日本东京成立。此外还有杨度与熊范与等人成立的宪政讲习会。 各省也先后出现一批立宪团体，如粤商自治会、贵州宪政预备会、湖北宪政筹备会等等。据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统计，当时海内外大大小小立宪团体多达80余个。他们拥护立宪，对清廷“预备立宪”，抱热烈的希望。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在14、15日相继去世，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继位。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昏庸腐朽的满族亲贵，怀着阴暗的心理，担心汉族掌权于大清不利，利用改制机会，将军政大权全部集中于自己手中。
这时立宪党人十分活跃。他们加大了请愿活动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在1910年1月、4月、7月先后发动3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 他们批评清廷的预备立宪计划是虚应故事，“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特别是第三次请愿运动，得到全国各阶层以及海外华侨的响应和支持。各省督抚亦因运动矛头对准皇室亲贵，深表支持和赞同。 以载沣为首的当权派决定：一方面对立宪运动实行严厉的镇压；一方面利用立宪派强烈要求“立宪”的呼声，“因势利导”，进一步集中政治、财政等权力。 1911年1月，诏准将预备立宪期限由9年缩短为5年。5月8日诏准设立中国宪政的第一个内阁，由13人组成。13人中满族8人，蒙族1人，汉族只占4人，满族8人中皇族亲贵竞占5名，并掌握了军政、财政、行政机枢大权。 故时人称之为“皇族内阁”。 正如清史学家萧一山所说：消息传出，“国人始知清廷之所谓立宪者，不过藉此以为集权之招牌耳”。 7、铁路国有政策1896年，清廷设立了铁路公司。由于经费的困难，建筑铁路必须借外债。 而向外国借钱筑铁路，要以铁路产业为抵押，实行“暂代管理”。
所谓“暂代管理”，就是从规划、设计、建筑到使用管理的大权均由外国人控制。同时，各种矿产（主要是煤铁矿)的开采权也用来抵押借款。 从1895年开始至1903年，先后已有23条铁路权、30多处矿权丧失。 路权、矿权的丧失，引起爱国绅商及社会有识之士以及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纷纷倡议、上书、演讲，要求清廷收回路矿权，由地方自筹股份，自主经营，终于形成20世纪初叶声势浩大的收回路矿权运动。 立宪党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广东、两湖、四川、苏浙皖以及山东、山西、云南等省，均发生规模较大、旷日持久的收回路矿权斗争。 在此情况下，清廷商部不得不“俯顺舆情”，于1903年11月颁布《铁路简明章程》，公开允许民间自集股本，筹建铁路。 禁令一开，民间筹建公司自办铁路的热情立即高涨起来，仅数年间，十多个省近20个铁路公司先后成立。 特别是1904年，湘、鄂、粤3省绅商以及社会各界，发起收回美商全兴公司攫取的粤汉铁路权，经过两年艰辛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最后以675万元赎回粤汉铁路权，并决定由3省各自筹款分段自办。接着1905年江浙又发生收回杭甬路权的斗争，并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嗣后江苏也成立铁路公司，先修上海至嘉定段与杭州至嘉定段相接。 如火如荼的收回路矿权的斗争，大大触动了各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利益，他们纷纷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反对铁路商办，要求全部收归国有。 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后，新上台的满族权贵急需向各国借款，加之少年亲贵因借款有回扣可饱私囊，于是他们以利用外资、开发实业、改革弊制为借口，大肆借款。
“皇族内阁”成立后的第二天即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 同时，以路权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团大量借债。 据萧一山统计，从1911年4月15日起，至5月20日，由盛宣怀签订《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向四国银行团借款止，“不过四十日，外债骤增约两万万元”。 铁路国有令的颁布，尤其是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以粤汉、川汉路权作抵押，严重损害粤、湘、鄂、川4省绅商基层群众的利益。 为加强对两路4省舆情控制，加强镇压，5月18日任命以暴戾闻名的满族重臣端方为粤汉川汉路督办大臣。 随后又下令四川停收租股。所有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立宪派绅商及4省人民的反抗，保路狂飙突起。 湖南、湖北、广东、四川都兴起罢市罢课抗议示威的浪潮。 从9月1日起，四川全省开始不纳丁粮，不输常捐，不交课税。清廷大起恐慌，为了控制局势的蔓延，一方面急令端方调遣武汉驻军入川，一方面连电责令赵尔丰切实镇压，迅速解散保路同志会。 9月6日端方带兵入川的消息传来，立宪派更觉事态严重，当即开会讨论，设法缓和紧张的局势。
消息传出，全市“人心大愤”，成千上万人涌向督署，赵尔丰丧心病狂，下令开枪，一时枪声大作，血肉横飞，当场打死32人，伤者无数，并下令关闭城门，3日内不准收尸。 第二天又对城外闻讯赶来的群众大肆开枪屠杀，造成震动全川、震惊全国的成都大血案。从9月8日开始，各地纷纷起义。
“皇族内阁”出台、“铁路国有”政策这两件事，使绅商立宪派与清王朝彻底决裂，清朝孤立。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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