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豆瓣 本文节选自：《古代哲学的智慧》 作者：[法]皮埃尔·阿多 从个人到个人的呼唤 正如智者派所实行的那样，探讨哲理不再意味着获得知识、技能或者索菲亚（sophia，在希腊语当中指智慧，编者注）；而是指质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具有这样的感受一我们不是自己应该是的样子。这成为在柏拉图《会饮篇》中的哲人——那种渴望智慧的人的明确定义。反过来说，这种感受来自这样的事实：通过苏格拉底的位格，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种个性，根据其单纯表现，就会使那些接近这种个性的人去追问自己。这就是亚西比德在《会饮篇》结尾处，同意我们去理解的东西。正是在亚西比德赞扬苏格拉底的讲话中，个人的描述出现了，也许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克尔恺郭尔所珍视的个人一作为独一无二和不可归类的个性的个人。亚西比德说，通常有不同类型或等级的个人。例如，有“伟大的将军、贵族和勇士”，像荷马时代的阿喀琉斯；或者，同时代人中有斯巴达领袖布拉西达斯；也有“聪明和雄辩的政治家”：荷马时代的涅斯托尔、现在的伯里克利。形成对比的是，苏格拉底不可能归类；他不能与其他任何人作比较。他充其量也许能够与西勒尼或者萨堤罗斯相比。他是另类的（atopos），即陌生的、古怪的、荒诞的、不可归类的、烦人的。在《泰阿泰德篇》里，苏格拉底说到他自己：“我绝对令人讨厌（atopos），我制造的只有难题（aporia）。” 这种独一无二的个性有某种令人着迷的东西，散发出不可思议的诱惑。在亚西比德看来，苏格拉底的哲学论辩像毒蛇钻心，在灵魂中激起一种哲学着迷、亢奋和陶醉的状态；换言之，听者的灵魂完全被震惊。 强调这点很重要。苏格拉底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通过其煽情和激烈的爱来打动听众。在一篇由苏格拉底的学生、斯非托的埃斯基涅所写的对话里，苏格拉底谈及亚西比德，虽然他不能教亚西比德任何有用的东西——用不着惊讶，因为苏格拉底一无所知一然而，他认为自己可以把亚西比德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因为他感受到了对亚西比德的爱，而且，与亚西比德生活在一起。在《塞亚革》(Theages)这个对话被错误地归于柏拉图，但实际上写于公元前369-345年之间，因此很可能是在柏拉图活着期间里，一个门徒告诉苏格拉底，虽然自己没有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什么教诲，但在接近他并且与他接触时，还是取得了进步。亚西比德在《会饮篇》里一再说，苏格拉底的咒语有一种撼动他的效果： 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看上去不可能再像我曾经所做所行那样去生活……他逼我承认，我并没有照料好自己。 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比其他人更雄辩或更杰出。相反，亚西比德说，人们最初的印象是，他的论辩似乎完全是可笑的： 他谈论套轭的驴、铁匠、鞋匠和制革工；他似乎总是在同样的主题上，重复同样的措辞。 这里，亚西比德似乎影射了苏格拉底习惯的论证，人们通过色诺芬写的苏格拉底回忆里看到了这个论证；亚西比德惊讶于这样的事实：为了学习鞋匠、木匠、铁匠或掌马官的行当，或者甚至为了学习如何训练马牛，人们晓得去哪里找到师傅。但是，当面对正义的问题时，他们不懂去哪里寻找。在色诺芬的文本里，智者希庇亚斯评论苏格拉底说，他总是重复“在关于同样主题上的同样的措辞”。苏格拉底欣然接受这个评论，他回答说，他一希庇亚斯一截然相反，总是试图说某种新的东西，即使它是关于正义的。苏格拉底非常想知道，希庇亚斯能够在不应该改变的主题上说出些什么新东西；但是，直到苏格拉底给出自己关于正义的观点时，希庇亚斯才肯回应说： 你取笑别人已经够长时间了，没完没了地提问，反驳他们，从来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你自己，或者提出你的看法。 苏格拉底回答说： 我从没有停止表明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如果不是口头上，我就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它。 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只有正确的个人生活和生存，才能最好地决定正义之所是。 苏格拉底强有力的个人性，能够唤醒他的对话者的个人性。不过，他们的反应非常之不同。我们看到，当苏格拉底要尼基西提问时他的喜悦；而亚西比德却试图抵制他的影响。他在苏格拉底面前只感到羞愧，为了逃避苏格拉底的吸引，他有时候希望苏格拉底去死。苏格拉底只能力劝自己的对话者检查自己，让自己接受审查。为了让对话得以建立一正如尼基西所说那样一能够把个人引导到说明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上去，那个与苏格拉底谈话的人，必须与苏格拉底一道，服从理性论辩的要求一就是说，服从理性的要求。换言之，只有在我们的个人性被超越，只有在我们提升到普遍性的层面，对我们自己的操心和提问才会发生，两个对话者共同所有的逻各斯体现了这一点。 关心自己和关心他人 谈到哲学的陌生性时，梅洛-庞蒂说，哲学“从来没有在世界中，也从来没有在世界之外”。同样的说法，也适用那个陌生的、不可归类的苏格拉底——他既没有在世界中，也没有在世界外。 一方面，在他的家乡邦民眼中，他主张对价值来一番彻底的颠覆，这对于他们似乎是无法理解的： 如果我又说，人所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天天谈美德以及其他你们听见我谈的东西，对自己和别人进行考查，不经考查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你们就更加不肯相信我的话了。 苏格拉底的家乡邦民禁不住接受了他的邀请，追问所有他们的价值和行事方式，而且操心他们自己，与日常生活彻底决裂，与所有生活习惯和习俗决裂，与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决裂。更有甚者，这种对操心他们自己的邀请，似乎是一种呼吁，叫他们自己与这个城邦保持距离，作为一个他自己以某种方式在世界之外的人，作为一个另类的、扰人的、怪诞的和不安分的人。苏格拉底不就是那样一种对于哲人形象一虽然如此广泛流传，却是如此虚假的一来说的典型吗？这样的哲人不就是逃避生活的困难，以便在自己的良心中找到避难所吗？ 另一方面，由在柏拉图《会饮篇》中的亚西比德——色诺芬也一样——所描绘的那幅苏格拉底画像，活灵活现地展示出这样一个人，他整个投人围绕他的城邦生活。这个苏格拉底几乎就是一个普通人，或者说常人：他有妻儿，与众人交谈——在大街、店铺和学校。他也是一个好人（bon vivant），也许可以比谁都能喝而不醉，一个勇敢的、坚强的战士。 因此，操心自己与操心城邦并不对立。在《申辩篇》和《克里托篇》中，苏格拉底用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声明自己的责任，那种他必须献出一切，甚至自己生命的责任——对城邦律法的服从。在《克里托篇》中，这些拟人化的“律法”，通过使他理解自己自我主义的拯救对雅典来说是不正义的，从而劝诫苏格拉底不向逃狱诱惑屈服，放弃远远逃离雅典的念头。这种态度并非一种守法的态度，因为色诺芬让苏格拉底说，“当希望律法改变时服从它们是非常可能的，就像人们希望和平而参战一样”。正如梅洛-庞蒂强调过的那样，“苏格拉底具有一种作为抵抗的服从方式”。他服从律法，为的是从城邦内部本身，证明自己哲学态度的真理和道德动机的绝对价值。黑格尔因此错误地说，“苏格拉底逃到自己内心，以便发现那里的正义和善”。相反，我们同意梅洛-庞蒂这样写道：“他认为不可能独自成为正义。如果一个人完全独自地是正义的话，他就不再是正义的。” 因此，操心自己必然要操心城邦和他人。我们可以从苏格拉底自己的例子看到这点，他生活的全部理由就是让自己关心别人。苏格拉底既有“传道”（missionnaire）的一面，也有从众流俗（populaire）的一面。这点，我们将在希腊化时期的一些哲学中再次看到： 我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效劳……我这样一个人是神灵赐给城邦的，你们可以想想，我多年来不理个人的私利，不顾一己的私利，经常为你们的利益奔波、一个一个地帮助你们……像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敦促你们关心美德。 因此，苏格拉底同时在世界之中和在世界之外。他通过自己的道德需要，通过这些需要所要求的约定，既超越了人也超越了事物；不过，他并没有脱离人和事物，因为唯一真正的哲学就在每天当中。在整个古代，苏格拉底是理想哲人的楷模。因为，这种哲人的作品正好就是他的生活和死亡。普卢塔克在公元2世纪开始时这样写道： 绝大多数人想象，哲学来自高高在上权威的言论，是照本宣科。但是，这些人完全没有注意到的是未受干扰的哲学一我们每天都在践行它，用一种完全就是它自己的方式……苏格拉底不曾为他的听众搭建各种大看台，也不曾坐在教授椅子上；他没有固定的时间表，什么时候与自己的朋友谈话，什么时候去散步。毋宁说，有时候他用与朋友开玩笑的方式来做哲学，或者喝酒，或者与他们一起打仗，或者一起逛集市，最后走到监狱并喝下鸩酒。他第一个表明，在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事物中，日常生活随时随地给我们做哲学的机会。 本文为北大公共传播转载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廖元植 图源丨豆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