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作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是一个大众文化产品大量出现的时代。在此背景下，罗兰·巴特带着他独有的记号学嗅觉，想要解读包含在事物和其媒介再现中的讯息。因此，《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不止在探讨的主题上具有多样性，而且在运用的方法上也具有许多异质的成分。我必须谈谈神话学家本身作为结论。这个名词是颇伟大且自信的。倘若曾经有过什么神话学家，我们可以预测到，他们如果不是在感情上，就是在方法上遇到一些困难。确实，他可以毫不困难地评论感觉：无论它的错误为何，神话学一定会参与世界的形成过程。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视之为原则而投入一个虚伪的自然当中，它企图要在大部分单纯关系的假定无辜中，发现这种无知要令人接受的深刻疏离。它所实行的揭露行为,是一种政治性行为，是建立在语言负责的理念上，因此神话学便宣称后者的自由，确切的是，神话学在这层意义上与世界和谐，并不因为它是什么，而是以它要创造出的东西[布列克特(Brecht)对此有一个有效的暖味字眼：I’ Einverstandnis, 整个对现实的了解,也是和现实的共谋]。
这个和谐使神话学家正当化但未能满足：他的地位仍然是被排斥的。神话学家借政治向度而正当化，但他仍与它有距离。他的言谈是元语言的，这语言什么都没有实践；至多，它揭露——或者真的有吗？对谁？他的任务始终是暧昧的，受它伦理的起源所阻碍。他只能替代性地采取革命性的行动：还有他功能中自我认知的性格，有点僵硬又痛楚的事物，被弄乱并极端简化而烙印到任何具有开放政冶基础的知识行为(不受约束类型的文学，是更无限地高贵，它们在它们的地位上是元语言的）。还有，神话学家把自己和所有神话读者切断，而这可不是件小事。如果这应用到集体行为的一个特别区域，可以完好无缺，但当一个神话涵盖了整个团体，如果神话学家要解放一个神话，他必须要和后者疏离。任何具有某种程度普遍性的神话，事实上都有点暖味，因为它代表了那些什么都没有而借用它的人性。要解读“法国之旅”或“法国美酒”，就要将某人与那些已被取悦或暖身的人切断关系。神话学家注定要活在一个理论性的社交圈中；对他而言，置身社会中，最好就是诚实。他至上的社交存在于他至上的道德。他与这世界的关联，亦即讥讽的秩序。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某一方面而言，神话学家被排除于他宣称要实现的历史之外。他对团体语言所做的毁坏，对他是绝对的，完全充实了他的分派作业：他必须活在这项分派作业中，没有回头的机会或任何付出的假设。他被禁止想象当他批评的对象消失时，这世界将凝固成像什么。乌托邦对他而言是不可能的奢华：他非常怀疑明天的真理会是今天谎言的逆转。历史从来不确定它相反事务的胜利、纯洁与简单：它在自我制造时，也揭露了难以想象的解答，难以预见的复合性。神话学家甚至并不置身于一个如摩西般的处境里；他看不见希望之乡(la Terre promise)。对他而言，明天的肯定完全被今天的否定所隐藏。他职业中的所有价值，对他而言是毁灭的行为，后者正确地掩盖了前者，没有任何东西突出现形。未来的潜在种子只不过是对现在最深沉的启示录，对这样历史的主观掌握，已经在圣正义(Saint Just)的古怪说法中表达出来：“组成共和国的元素是反对因素完全摧毁。”我认为这句话不能仔细地被了解：“你在重建之前必须清除道路。”这连系词有一种详尽的意义：对有些人而言，历史有主观的暗夜，未来在那里变成一种本质，变成过去的重大摧毁。最后一个排除状况也威胁神话学家：他经常冒着使他宣称要保护的现实消失的风险。D.S.19 和所有言谈不同是一个技术上已定义的客体：它某种速度的能力，它以某种方式和风会合等等。而神话学家尚不能谈论这类现实。技工、工程师，甚至使用者，“说这客体”，但神话学家注定要使用元语言。这种排除行为已有一个名称，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主义。兹丹维主义(jdanovism)在早期路卡斯(Lukács)时代，在马尔(Marr)的语言学理，在如白尼超(Bènichou)或古德曼(Goldmann)的作品中，早已被不留情地谴责(顺带一提，在尚未证明的情形下，它目前是可以避免的)，和它相对的是一个意识形态难以触及的现实沉默，例如依据斯大林的语言。意识形态主义解决疏离现实的冲突，是靠切除而非复合(但对兹丹维主义，它甚至不解决它)：葡萄酒客观上是美好的，但同时葡萄酒的美好是一则神话：这儿它是疑难。神话学家尽可能地跳脱这个，他处理葡萄酒的美好，而非葡萄酒本身，就像历史学家处理帕斯卡(Pascal)的意识形态，而非《思想录》(Pensées)本身。这似乎是一种和我们这个时代息息相关的困难：只有一种可能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只能承担两个同样极端的方法：或者是假定一个能完全渗透到历史中的现实，并且完全意识形态化；或者相反地，标示一个完全无法穿透、难以简化，以及在这种情形下已诗化的现实。简而言之，我还没见过意识形态和诗之间，出现过复合体(我所了解诗的广泛意义是,探索事物难以疏离的意义）。我们只能不稳定地掌握现实，这事实无疑让我们可以测量目前的疏离：我们经常在客体和它的去神秘化之间浮沉，无力赋予它一种整体性。因为我们如果渗透客体，我们解放了它但也毁灭了它；而假如我们承认它全部的重量，我们是尊重了它，但我们更将它推回到依旧神话化的状态。我们似乎总会被强烈非难一-阵子，然而仍然过度地谈论现实。这也许是因为意识形态主义和它的相反事物，仍然是神奇和解，乃至因社交界的分裂感到恫吓、盲目及迷惑的行为类型。然而，这便是我们必须追寻的：现实与人、描述与解释、客体与知识间的和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