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希特勒来了，格罗皮乌斯、密斯也不好使

书接前文，虽然德国的现代主义在1933年后经历了一段极为困难的时期，但对于格罗皮乌斯和其他现代主义建筑师而言，仍有一丝曙光照射进来，那就是1933年2月开始的柏林新国家银行（Reichsbank）的竞赛。

由于员工人数的暴涨，以及规模的极速扩张，国家银行急需一座新的总部大楼。而这时正值纳粹开始掌权，于是国家银行便得到了极高的关注，后来也成为纳粹实施的一系列代表性建筑中的第一座。纳粹要求新国家银行不仅是一个高效的工作场所，而且还需要是一个第三帝国首都的纪念碑。

30位德国知名建筑师受邀参加竞赛，其中不乏大量现代主义建筑师，例如，珀尔齐格、格罗皮乌斯、密斯、海斯勒、智利屋（Chilehaus, 1924）的建筑师霍格、贝壳屋（Shell-Haus, 1932）的建筑师法瑞坎普、哈佛大学德国博物馆（Adolphus Busch Hall, 1910）的建筑师贝斯特梅尔，相对保守的克雷斯、特塞诺、拉夫等。可见，当时纳粹政权对现代主义还保有相当程度的宽容；不过，犹太人便没有这样的好运，大名鼎鼎的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 1887-1953）就未在受邀之列。

从左至右分别为：上排，珀尔齐格（Hans Poelzig, 1869-1936）、格罗皮乌斯、密斯、海斯勒（Otto Haesler, 1880-1962）、霍格（Fritz Höger, 1877-1949）；下排，法瑞坎普（Emil Fahrenkamp, 1885-1966）、贝斯特梅尔（German Bestelmeyer, 1874-1942）、克雷斯（Wilhelm Kreis, 1873-1955）、特塞诺（Heinrich Tessenow, 1876-1950）, 拉夫（Ludwig Ruff, 1878-1934）。

著名的智利屋（Chilehaus, 1924, 汉堡）和贝壳屋（Shell-Haus, 1932, 柏林）

评委会由5人组成，分别是：德国建筑师凯斯令、博纳茨、贝伦斯、舒马赫，以及柏林城市建委的瓦格纳。

从左至右分别为：凯斯令（Martin Kießling, 1879-1944）、博纳茨（Paul Bonatz, 1877-1956）、贝伦斯（Peter Behrens, 1868-1940）、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 1869-1947）。

在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的攻击、辩论，以及瓦格纳的退出之后，评委会最终选择了六位入围建筑师，分别是：贝克（Fritz Becker）、弗里克（Kurt Frick）、普法伊费尔/格斯曼（Arthur Pfeifer & Hans Großmann）、皮诺/格伦德（Karl Pinno & Peter Grund）、米比斯/艾默里克（Paul Mebes & Paul Emmerich）、密斯。每人获得了5000马克的参赛费，大约是一个工人月薪的两倍。实际上，六位建筑师入围也是妥协的结果：两位是纳粹成员，两位是保守派，还有两位是获得赞赏最多的米比斯/艾默里克和密斯。

珀尔齐格，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

弗里克，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

皮诺/格伦德，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

也许，格罗皮乌斯认为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最好时机。从提交的竞赛图纸来看，格罗皮乌斯无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23张不同的建筑图，以及一系列极具艺术性的模型照片，远超竞赛要求数量。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模型照片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透视

格罗皮乌斯的方案清晰地回应任务书提出的问题。例如，他严格控制造价（这点在之后的大萧条中非常重要），并且在设计说明中花了七页来描述“预防空袭的措施”，详细设计了当遭遇炸弹、毒气、病菌等袭击时的应对措施。

更重要的是，格罗皮乌斯的设计显示了对风格的妥协。建筑占满了整个街区地块，上部由四栋板楼体量依次排开，使得光线可以进入其中。从平面到立面都呈现出极具古典意味的纪念性：首层的建筑入口几乎都位于各个立面的中央，并且连同内部空间构成一个“希腊十字”型的公共空间；典型的规则开窗别无其他装饰，可以看做是现代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融合；钢结构搭配石材立面正是当时的流行趋势。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地下一层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一层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二层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标准层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立面图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剖面图

从格罗皮乌斯提交的模型照片中也不难发现，他的设计是多么鲁莽，与周围的历史建筑格格不入；建筑语言方面，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古斯工厂和包豪斯校舍的影子。最终，他的方案因为太像一座巨大的工厂而未能入围。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模型照片

相比之下，密斯的入围方案更值得玩味。同样是纪念性，同样运用了玻璃，有评论家称其为“一个精彩的辛克尔和贝伦斯的新古典主义传统的重新解读”。密斯之后也承认道，他曾经读了德国文化史学家及作家凡登布鲁克有关的普鲁士风格的著作，虽然凡登布鲁克不支持纳粹，但正是他于1923年出版的极具争议的《第三帝国》促进了德国的民族主义，以及影响了后来的纳粹党。1933年11月15日，密斯还出席了文化部第一次会议, 并且给戈培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密斯也认为他能够将现代主义和纳粹政权鼓吹的新理想综合起来。

德国文化史学家及作家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1876-1925）和其所著的《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 1923）

密斯的方案是一个“前后不一”的设计。正面，他设计了一个纪念性的古典立面，入口位于中央，可以通过巨大的门厅进入各个办公空间；而背面，和格罗皮乌斯一样，日照需求将建筑体量拆解成三个并置的体量，均衡被非层级的序列代替，形成现代主义最常用的功能主义立面。

密斯，国家银行竞赛，总平面图

密斯，国家银行竞赛，标准层平面图

密斯，国家银行竞赛，正立面图

密斯，国家银行竞赛，背面透视图

密斯使用的带形窗可追溯至他1923年的混凝土办公楼方案，以及门德尔松的舍肯百货商店。当时作为密斯助手的伍根伯格就回忆道，在国家银行的竞赛过程中曾参考肖肯百货公司的开窗比例。

密斯，混凝土办公楼方案（Concrete Office Building, 1923），透视图

门德尔松，舍肯百货商店（Schocken Department Store, 1929），外观

被成为“密斯右手”的建筑师伍根伯格（Sergius Ruegenberg, 1903-1996）

密斯希望通过创造古典和现代主义的立面来调和与新政权的关系。然而，这两种不和谐的修辞方法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离，砖和玻璃颠覆了纪念建筑的建构预期，特别是当考虑到施佩尔后来的“废墟价值论”。对于法西斯者而言，在公共建筑上，砖和玻璃的立面就是未完成的。

这很容易联想到夏隆在纳粹时期设计的本施住宅。出于政治原因，夏隆被迫在正立面表达了传统民居的意象；但在背面，据说政府是不看的，用玻璃界面建立起一个真正现代主义的内外关系。这就像密斯在国家银行中的处理方式：有一个传统封闭的正面，以及一个真正需要开放的背面，不受政治修辞的控制。

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 1893-1972），本施住宅（Baensch House, 1935），正面外观

夏隆，本施住宅，背面外观

夏隆，本施住宅，平面图

总之，格罗皮乌斯和密斯的设计都可看作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纪念性与现代主义的纯粹性的杂糅。古典和现代在这里成为优柔寡断的选择：要么对纪念性妥协，在德国的新政权下继续维持一个建筑师的身份；要么是一种折衷的方式，将纪念性和现代综合起来。

然而，这两个选项终将被认为是失败的，并没有成为纳粹所偏爱的新古典主义的替代品。建筑学家莫廷斯从密斯用炭笔绘制的效果图中看到了一种不安和恐惧，

也许密斯企图寻求表达的新国家社会主义的特征：并不是纳粹所宣传的特征，而是其真正的特征——没有灵魂的、空洞的、非人道的。

左：密斯，国家银行竞赛，正面透视图；右：建筑学家莫廷斯（Detlef Mertins, 1954-2011），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师从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 1941- ），曾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1933年9月，希特勒视察并否决了最终入围的六个方案，而选择了国家银行建筑主席海因里希·沃尔夫（Heinrich Wolff, 1880-1944）的方案作为实施方案。事实上，沃尔夫的设计也是希特勒决定的结果，而他最为关注的就是建筑事件的影响和宣传目的。后来，国家银行主席沙赫特还在著名建筑杂志《建筑世界》上为不久开始施工的国家银行写了项目介绍，不过看起来是十足的“伟光正、假大空”。

新国家银行的外部反映了国家机构的特征，国家银行的精神就是坚实和绝对的信赖。因此，这个建筑将变成我们第三帝国的标志，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坚固的、荣耀的、可信赖的建筑最终可带领德国人走向自由和胜利。

国家银行主席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 1877-1970）在著名建筑杂志《建筑世界》（Bauwelt）上为不久开始施工的国家银行所写的项目介绍，1937

1934年5月5日，希特勒和沙赫特出席国家银行的奠基仪式，广场上是纳粹冲锋队 。

最终于1938年建成的国家银行是一座可供4000人办公的巨大建筑，建筑语言还是基于一套现代主义的语法，以及钢结构和石材立面的构造逻辑。这是一座“典型的纳粹建筑：光滑、冷酷、无装饰、令人不安”，或者说是“精简的古典主义”。二战后，建筑用作东德的共产党总部。2000年经由德国建筑师科尔霍夫改造后，现在是外交部的一部分。

海因里希·沃尔夫，国家银行实施方案，鸟瞰拼贴图，1937

正在钢结构施工中（1936）以及建成后（1940）的国家银行

德国建筑师科尔霍夫（Hans Kollhoff, 1946- ）

改造后的总平面图及首层平面图

改造前后的对比照片

尽管格罗皮乌斯没能在竞赛中获胜，但是他也获得了作为受邀者的诸多好处。美国历史学家彼得普洛斯在其所著的《希特勒时期的艺术家们》中还写道，德国的新闻媒体称包豪斯的创立者是最终的六个入围者之一，他的设计得到了希特勒的仔细审阅。也许是彼得普洛斯参考的史实出现了错误，也许是格罗皮乌斯故意为之，如果是后者，那有点细思极恐。无论怎样，格罗皮乌斯都在向纳粹政权传递着与之妥协的信号。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普洛斯（Jonathan Petropoulos, 1961- ）和其所著的《希特勒时期的艺术家们》（Artists Under Hitler, 2014）

那么，格罗皮乌斯还为与纳粹合作做了那些努力，结果又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特别感谢@纸方君为本系列绘制的封面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