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建筑IPA于2017年6月26日开始连载的系列文章《格罗皮乌斯的苟且与远方》已进入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后包豪斯与纳粹,格罗皮乌斯的第三帝国时光”已完结,内容包括:
感谢各位纸粉的支持,在此泥工重新整理了第一部分的完整版,以飨读者。 祝大家新年快乐! 格罗皮乌斯与纳粹不得不说的故事 1937年3月12日,沃尔特·格罗皮乌斯与妻子艾斯在伦敦与朋友告别后,准备前往美国。 对于这位曾创立包豪斯,推动现代建筑,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领袖而言,过去的十年并不尽如人意。即便离开祖国来到英国后,似乎也未有所改善,仅有的一些项目或竞赛依旧成为炮灰,闲暇时间只能靠设计家具来维持生计,以及抚慰始终存于内心的设计理想。 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 1883-1969)与妻子(Ise Gropius, 1897-1983)在伦敦滑铁卢车站,1937年3月12日 这时,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向格罗皮乌斯抛来了橄榄枝,希望他能够来此任教。对他而言,若接受邀约,那很有可能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为实现德国的四个现代化添砖加瓦;然而,想到全球最好的教育资源、更多可能的建筑实践,格罗皮乌斯最终还是决定前往哈佛。 格老师和哈佛的学生在一起,1946年 虽然,赴美之前格罗皮乌斯便自带光环,但随后在新大陆获得的成功还是大大超乎了他的想象。他成为哈佛大学GSD的绝对领导和精神领袖(即使在其退休后依然如此),他所创建的建筑教育范式影响至今;同时还和弟子共同创立了TAC建筑师事务所,参与项目遍布全球。 格罗皮乌斯和TAC建筑师事务所(The Architects Collaborative)的七大金刚
格罗皮乌斯和阿道夫·迈耶,法古斯工厂(Fagus-Werk Factory),1911 格罗皮乌斯和阿道夫·迈耶,德意志制造联盟展科隆馆(Model Factory of the Deutscher Werkbund Exhibition in Cologne),1914 2. 他不会画图,这也是他著名的“黑点”之一。他的作品几乎都是与别人合作的,从阿道夫·迈耶、麦克斯韦·福莱、布罗伊尔到TAC,从一人到七人,这在英雄主义和个人表现的现代建筑语境下是极少见的。赖特就曾说过,“一个作品要么是你的,要么是我的”;而格罗皮乌斯的作品都是“我们”的。 格罗皮乌斯合作过的建筑师,从左至右分别为: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 1881-1929)、麦克斯韦·福莱(Maxwell Fry, 1899-1987)、布罗伊尔(Marcel Breuer, 1902-1981)。 3. 他创立了包豪斯,但为何经营十年之后却辞去校长一职?在他的任期内,包豪斯相安无事,而之后的六年却经历了两任校长并直至关门。是否可以假设,若格罗皮乌斯继续担任校长,也许可以为继更长时间,甚至避免关门的命运? 格罗皮乌斯之后的两任包豪斯校长:1928-1930任期的汉纳斯·迈耶和1930-1933任期的密斯 4. 他1928年离开包豪斯,但1937年才到达美国。这十年间,(鬼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5. 他是如何获得哈佛的教职,在哈佛又是如何推广自己的教学理念,最终的结果又如何? 露西娅·莫霍伊(莫霍伊·纳吉的妻子)为格罗皮乌斯拍摄的大头照,1927年 想要搞清这些问题,故事需要从1928年说起。 那年,格罗皮乌斯辞去了包豪斯校长一职,转而从事心心念念的建筑实践。正如那些牛逼闪闪的人一样,格罗皮乌斯同样拥有无比的自信,他相信自己不但已经创办了影响世界建筑史的教育机构,而且还要通过建筑作品来推动他所倡导的“新建筑”运动。 在包豪斯校舍外上建筑理论课的学生,1932年 格罗皮乌斯的许多建筑主张都与纳粹的某些价值取向不谋而合。例如,他们都强调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格罗皮乌斯在其校长任期内就曾公开论述过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并且和包豪斯小伙伴讨论机器是如何提高人民生活标准的,自动化、批量生产、预制等方式是如何作为社会改革基础的。 格罗皮乌斯等,卡尔斯鲁厄住宅项目(Karlsruhe-Dammerstock Housing Development),1929年 对技术潜力的欣赏、现代性与自然的平衡,这些都是格罗皮乌斯和纳粹党的共同追求。格罗皮乌斯认为他可以为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1933-1945)设计出种族的、高效的、最前沿的建筑和城市。 而这种以民粹主义和社群主义概念设计的社区(Volksgemeinschaft)完全契合纳粹的价值观,甚至纳粹党报《人民观察者》(Völkischer Beobachter)在1920年代还表示过支持现代主义的住宅项目。 1926年至1932年间,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小伙伴在柏林、卡尔斯鲁厄、德绍等地就设计了大量代表生活品质、健康的住宅项目,许多人离开了他们拥挤不堪、肮脏的公寓,搬进了崭新的住宅。 格罗皮乌斯等,德绍住宅项目(Dessau Törten Estate),1929年 某种程度上来说,格罗皮乌斯对改善城市生活品质的欲望与纳粹所宣扬的城市发展观有许多共通之处,格罗皮乌斯的住区拥有纳粹信奉的“鲜血与祖国(Blood and Soil)”的意识形态。这并不是说格罗皮乌斯就是纳粹,只是说明他们拥有许多共识可以开展共同的事业。 叔叔马丁·格罗皮乌斯(Martin Gropius, 1824-1880)和青年时的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格罗皮乌斯在柏林工业高等学院(Technische Hochschule in Berlin)学习建筑,就是现在的柏林工业大学。后来,进入了著名的贝伦斯(Peter Behrens, 1868-1940)建筑事务所工作,也正是在那里,认识了两位大山里走出来屌丝:密斯和柯布西耶。密斯就曾说,格罗皮乌斯根本没要工资。 贝伦斯建筑事务所(1908年),左一是密斯,右一在看图的是格罗皮乌斯。 一战时,格罗皮乌斯更是成为了一名杰出的骑兵团成员。要知道,看重阶级出身的骑兵团可不是你想加,相加就能加。 格罗皮乌斯在一战时的制服照 总之,格罗皮乌斯拥有极强的、甚至是令人羡慕的个人魅力。因此,在其它方面极其成功的格罗皮乌斯也坚信,自己同样能够为纳粹所接受。1933年12月12日,虽未加入纳粹党,但他正式成为第三帝国视觉艺术部(隶属于文化部)的成员,编号706的一名建筑工程师。 格罗皮乌斯在视觉艺术部的工作证 从格罗皮乌斯的工作证上可以明显的看到,他的签名潇洒飘逸,但照片中紧闭嘴巴,神情严肃紧张,并呈现出一种悲伤和愤恨。他深知自己需要这张工作证,以实现他作为建筑师的抱负。 包豪斯小伙伴乱喷,格罗皮乌斯实力甩锅 进入视觉艺术部后,格罗皮乌斯遇到了一位亦师亦友的贵人,那就是视觉艺术部的首任部长欧根·胡宁,他们对诸多问题的看法达成一致。比如,格罗皮乌斯为现代主义在德国的遭遇愤愤不平,抱怨其遭受了太多来自纳粹的诽谤。再比如,他们后来共同促成了意大利未来主义(Futurism)1934年在柏林的展览,以及马里内蒂在开幕式上的演讲。 欧根·胡宁(Eugen Hönig, 1873-1945)和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1876-1944)
希特勒亲切接见德意志建筑工程战斗联盟的同志们,1933年
罗森伯格(左)和希特勒视察工作
格罗皮乌斯为卡普政变牺牲者设计的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March Dead , 1922)
格罗皮乌斯和他的小伙伴们。从左至右分别是:Josef Albers, Hinnerk Scheper, Georg Muche, László Moholy-Nagy, Herbert Bayer, Joost Schmidt, Walter Gropius, Marcel Breuer, Vassily Kandinsky, Paul Klee, Lyonel Feininger, Gunta Stölzl, Oskar Schlemmer。
格罗皮乌斯发表的《包豪斯宣言》(The Bauhaus Manifesto, 1919)以及费宁格创作的“社会主义大教堂”的版画 格罗皮乌斯不断与他的继任者,即包豪斯的第二任校长汉纳斯·迈耶(Hannes Meyer,1889-1954)划清界限。这位“鲜为人知的包豪斯校长”是个十足的共产主义者,简直可以看做是建筑界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他将有限的生命都投入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在遭到格罗皮乌斯和康定斯基等包豪斯小伙伴,以及德绍市长的强烈反对,而在1930年8月1日以“共产主义阴谋”为由被驱逐出德国后,这位瑞士建筑师携众徒弟来到苏联,任教于莫建工,并投身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后来由于斯大林的大清洗,他又被迫在1939年辗转来到墨西哥继续“革命”。有关汉纳斯·迈耶的神奇故事有机会日后再表。 刚到苏联时的汉纳斯·迈耶,以及和家人的合照(摄于1930年) 总之,格罗皮乌斯极力反对包豪斯的政治化。可还是很难消解汉纳斯·迈耶对包豪斯内部思想和外部形象的巨大影响,即使和格罗皮乌斯穿一条裤子的第三任校长密斯也未能力挽狂澜,避免包豪斯最终在1933年关门的命运。 包豪斯的日本学生山脇巌(Iwao Yamawaki, 1898-1987)创作的《包豪斯结局》的拼贴画(The attack on the Bauhaus, 1932)
施佩尔(Albert Speer, 1905-1981)为希特勒展示建筑方案
理性主义葫芦娃大展宏图,格罗皮乌斯然并卵 与德国纳粹不同的是,由于各种倾向层出不穷,法西斯对建筑施加的压力是分散和反复不定的,所以从来没有像纳粹压得那么沉重。因此,意大利的大杂烩现代运动在把法西斯搞蒙圈的同时,也依靠法西斯实现了部分建筑理想。而且,某些运动或革命者对与法西斯和睦相处乐此不疲,比如,号称是未来主义2.0版的第二未来主义(Second Futurism)、皮亚琴蒂尼(Marcello Piacentini, 1881-1960)、理性主义建筑运动(MIAR, Movimento Italiano per l'Architettura Razionale)等。 特拉尼所属的科莫理性主义团体在罗马受到了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的亲切接见
左:理性主义葫芦娃;右:后排叼着烟的特拉尼和柯布西耶 特拉尼就曾提出一个包含三点原则的纲要:
左:萨尔托里斯(Alberto Sartoris, 1901-1998);右:《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1980)封面 1928年CIAM成立大会的参会者。从左至右,站着:Richard Dupierre, Mart Stam, Pierre Chareau, Victor Bourgeois, Max Ernst Haefeli, Pierre Jeanneret, Gerrit Rietveld, Rudolf Steiger, Ernst May, Alberto Sartoris, Gabriel Guevrekian, Hans Schmidt, Hugo Haring, Zavala, Lucienne Fiorentin, Le Corbusier, Paul Artaria, Helene de Mandrot, Friedrich Gubler, Rochat, Andre Lurcat, Henri-Robert von der Muhll, Gino Maggioni, Huib Hoste, Sigfried Giedion, Werner Moser and Josef Frank;坐着: Fernando Garcia Mercadal, Molly Weber和Tadevossian。
法西斯宫 罗马大学 E42区 意大利文明宫(Palazzo della Civiltà italiana, 1937-1943) 为推动对墨索里尼的个人崇拜,沙文斯基曾在1934年为他设计了宣传海报。他将民众处理成半色调的“点”,从而形成领袖的身体。墨索里尼如上帝一般,俯视着人群。 左:沙文斯基(Xanti Schawinski, 1904-1979);右:沙文斯基为墨索里尼设计的宣传海报
格罗皮乌斯帮助设计了1934年米兰三年展的德国馆,并在当年10月在罗马发表演讲。同时,他密切追随意大利法西斯的文化政策。1934年春天,他曾写信给胡宁关于马里内蒂访问德国以及未来主义展的事宜,显示出他希望利用墨索里尼更多元的文化政策引介给德国作为模板。之后,意大利未来主义在柏林展出,还获得了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Bernhard Rust, 1883-1945)的赞助。 希特勒右侧依次为戈林(Hermann Göring, 1893-1946)、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1897-1945),以及其他纳粹在会议中。 连格罗皮乌斯的妻子艾斯都在尽力帮忙,陪伴他出席各种会议。有次,甚至与意大利法西斯书记阿希尔·斯塔拉切携手出现在法尔尼斯府邸(Palazzo Farnese)宴会厅,而这一瞬间被镜头捕捉并到处宣传。 左:艾斯·格罗皮乌斯;右:阿希尔·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 1889-1945) 1937年成为人民文化部长,后来成为驻德国大使的迪诺·尔菲里尤其狂热于格罗皮乌斯的作品。尔菲里帮助安排他参加了1934年的罗马会议,在得到胡宁的准许后,格罗皮乌斯发表了有关机械时代的预制以及某剧院更新的演讲。然而,格罗皮乌斯在罗马的言论并未得到出席者的普遍赞同。 左:迪诺·尔菲里(Dino Alfieri, 1886-1966)与戈培尔在威尼斯;右:格罗皮乌斯,完全剧院(Total Theatre, 1927)
柯布西耶会这解释:
施佩尔会这样解释:
然而,去年年初去世的意大利建筑史学家本奈沃洛(Leonardo Benevolo, 1923-2017)一针见血的指出,
这样看来,格罗皮乌斯的意大利之行并没有什么卵用,包豪斯的关闭使他祸不单行。更雪上加霜的是,大量包豪斯成员居然加入了纳粹。 没想到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 纳粹在1933年4月11日关闭了包豪斯。之后,大量的包豪斯成员曾试图以“德意志包豪斯(Deutsches Bauhaus)”的名义重建,他们都像格罗皮乌斯一样,很傻很天真地相信包豪斯可以和纳粹和解。 然而,也有一些人申请加入了纳粹的官方机构,成为体制内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就是说,大量前包豪斯成员加入了纳粹。德国建筑史学家温菲尔德·奈丁格就记录了许多投奔纳粹的例子,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出自格罗皮乌斯的工作室。 奈丁格(Winfried Nerdinger, 1944- )和他有关格罗皮乌斯的著作 例如,大名鼎鼎的恩斯特·诺伊费特,他是包豪斯的第一批学生,后来成为格罗皮乌斯的得力助手。1936年出版的《建筑师资料》——也被直接称为诺伊费特——可能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建筑类书籍之一,经过35个版本的修订、增补并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建筑设计、杀人越货必备之良品。1939年,诺伊费特成为了施佩尔旗下有关工业建筑标准化的建筑师。 诺伊费特(Ernst Neufert, 1900-1986)和他各个版本的《建筑师资料》(Architects' Data, 德语: Bauentwurfslehre) 《建筑师资料》的内页
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 1907-1974)和希特勒 其实,在包豪斯斗争最激烈的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包豪斯成员可以相对容易地在纳粹德国谋求一份“中立领域”的工作,这包括了工业设计、平面艺术、摄影等。 华根菲尔德(Wilhelm Wagenfeld, 1900-1990)和他设计的包豪斯灯(Bauhaus Lamp, 1924) 不过,还有一些人远比“中立领域”走的更远。例如,曾是包豪斯学生,后来留校任教的辛柏(Hinnerk Scheper, 1897-1957),他完成了许多壁画项目,其中还包括了戈林为妻子(Carin Göring, 1888–1931, 瑞典男爵遗孀)建造的一座以她命名的普鲁士风格庄园(Carinhall)中的壁画。 辛柏(右一)和各位包豪斯大师在德绍包豪斯校舍屋顶,1928年。从左至右分别是:Josef Albers, Marcel Breuer, Gunta Stölzl, Oskar Schlemmer, Wassily Kandinsky, Walter Gropius, Herbert Bayer, László Moholy-Nagy, Hinnerk Scheper。 戈林在卡琳庄园接见党卫军官员 还有许多包豪斯毕业生直接工作于赫尔曼·戈林在1937年7月成立的工业公司,这个巨型公司代表了当时世界“工业力量最伟大的集中”之一,至1940年员工总人数超过60万。 戈林和希特勒在总理府的阳台上检阅军队,1938年 和格罗皮乌斯一样,还有一位包豪斯大师想尽办法与纳粹相适应,那就是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 1888-1943),他试图在斯图加特重启自己的职业生涯。虽然因为犹太人身份的谣言而丢掉了工作,并被查个底朝天,包括血统、政党、包豪斯经历等,但施莱默仍然坚持自己是纯洁的,艺术创作是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英雄主义的、不动感情的、清晰高效的等。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1934年还是在为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国会厅创作的壁画中,创作了比划着希特勒招牌手势的形象。 施莱默(中)和包豪斯大师在克利的工作室中。从左至右分别是:Lyonel Feininger, Wassily Kandinsky, Oskar Schlemmer, Georg Muche和Paul Klee。 施莱默还维持了与鲍迪辛伯爵漫长的通信。鲍迪辛是纳粹党卫军卡尔·沃尔夫将军的妹夫,同时还在1934年至1938年间担任位于埃森,被誉为“世界上最美博物馆”的弗柯望博物馆(Folkwang Museum)的馆长。 左:鲍迪辛(Klaus von Baudissin, 1891-1961);右: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 1900-1984) 鲍迪辛与施莱默的一系列信件以非常坦率的言辞讨论当时的艺术政策。鲍迪辛也曾拍着胸脯保证道,施莱默的壁画已经转移至展示室,并且画在人在,画忘人亡。然而,这样的保证最终还是空洞的,施莱默还是不断受到攻击。而且弗柯望博物馆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化为灰烬。时隔60多年后,才由英国著名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 1953- )重新设计了一座新的弗柯望博物馆。 1930年代的弗柯望博物馆,展厅墙面上为施莱默创作的壁画 大卫·奇普菲尔德,弗柯望博物馆,埃森,2007-2010 1930年代,像施莱默这样以谨慎乐观态度工作的人不在少数,尽管在战争期间他们变得越来越悲观,但仍然坚持工作。 希特勒来了,格罗皮乌斯、密斯也不好使 虽然德国的现代主义在1933年后经历了一段极为困难的时期,但对于格罗皮乌斯和其他现代主义建筑师而言,仍有一丝曙光照射进来,那就是1933年2月开始的柏林新国家银行(Reichsbank)的竞赛。 从左至右分别为:上排,珀尔齐格(Hans Poelzig, 1869-1936)、格罗皮乌斯、密斯、海斯勒(Otto Haesler, 1880-1962)、霍格(Fritz Höger, 1877-1949);下排,法瑞坎普(Emil Fahrenkamp, 1885-1966)、贝斯特梅尔(German Bestelmeyer, 1874-1942)、克雷斯(Wilhelm Kreis, 1873-1955)、特塞诺(Heinrich Tessenow, 1876-1950), 拉夫(Ludwig Ruff, 1878-1934)。 著名的智利屋(Chilehaus, 1924, 汉堡)和贝壳屋(Shell-Haus, 1932, 柏林) 评委会由5人组成,分别是:德国建筑师凯斯令、博纳茨、贝伦斯、舒马赫,以及柏林城市建委的瓦格纳。 从左至右分别为:凯斯令(Martin Kießling, 1879-1944)、博纳茨(Paul Bonatz, 1877-1956)、贝伦斯(Peter Behrens, 1868-1940)、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 1869-1947)。
珀尔齐格,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 弗里克,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 皮诺/格伦德,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 也许,格罗皮乌斯认为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最好时机。从提交的竞赛图纸来看,格罗皮乌斯无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23张不同的建筑图,以及一系列极具艺术性的模型照片,远超竞赛要求数量。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模型照片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透视 格罗皮乌斯的方案清晰地回应任务书提出的问题。例如,他严格控制造价(这点在之后的大萧条中非常重要),并且在设计说明中花了七页来描述“预防空袭的措施”,详细设计了当遭遇炸弹、毒气、病菌等袭击时的应对措施。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地下一层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一层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二层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标准层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立面图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剖面图 从格罗皮乌斯提交的模型照片中也不难发现,他的设计是多么鲁莽,与周围的历史建筑格格不入;建筑语言方面,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古斯工厂和包豪斯校舍的影子。最终,他的方案因为太像一座巨大的工厂而未能入围。 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模型照片 相比之下,密斯的入围方案更值得玩味。同样是纪念性,同样运用了玻璃,有评论家称其为“一个精彩的辛克尔和贝伦斯的新古典主义传统的重新解读”。密斯之后也承认道,他曾经读了德国文化史学家及作家凡登布鲁克有关的普鲁士风格的著作,虽然凡登布鲁克不支持纳粹,但正是他于1923年出版的极具争议的《第三帝国》促进了德国的民族主义,以及影响了后来的纳粹党。1933年11月15日,密斯还出席了文化部第一次会议, 并且给戈培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密斯也认为他能够将现代主义和纳粹政权鼓吹的新理想综合起来。 德国文化史学家及作家凡登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 1876-1925)和其所著的《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 1923)
密斯,国家银行竞赛,标准层平面图 密斯,国家银行竞赛,正立面图 密斯,国家银行竞赛,背面透视图 密斯使用的带形窗可追溯至他1923年的混凝土办公楼方案,以及门德尔松的舍肯百货商店。当时作为密斯助手的伍根伯格就回忆道,在国家银行的竞赛过程中曾参考肖肯百货公司的开窗比例。 密斯,混凝土办公楼方案(Concrete Office Building, 1923),透视图 门德尔松,舍肯百货商店(Schocken Department Store, 1929),外观 被成为“密斯右手”的建筑师伍根伯格(Sergius Ruegenberg, 1903-1996),1925年至1934年为密斯工作,参与设计了吐根哈特住宅,为1929年巴塞罗那德国馆的巴塞罗那椅绘制了大量草图,二战后为汉斯·夏隆工作了十年。
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 1893-1972),本施住宅(Baensch House, 1935),正面外观 夏隆,本施住宅,背面外观 夏隆,本施住宅,平面图
然而,这两个选项终将被认为是失败的,并没有成为纳粹所偏爱的新古典主义的替代品。建筑学家莫廷斯从密斯用炭笔绘制的效果图中看到了一种不安和恐惧,
左:密斯,国家银行竞赛,正面透视图;右:建筑学家莫廷斯(Detlef Mertins, 1954-2011),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师从安东尼·维德勒(Anthony Vidler, 1941- ),曾执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国家银行主席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 1877-1970)在著名建筑杂志《建筑世界》(Bauwelt)上为不久开始施工的国家银行所写的项目介绍,1937 1934年5月5日,希特勒和沙赫特出席国家银行的奠基仪式,广场上是纳粹冲锋队 。 最终于1938年建成的国家银行是一座可供4000人办公的巨大建筑,建筑语言还是基于一套现代主义的语法,以及钢结构和石材立面的构造逻辑。这是一座“典型的纳粹建筑:光滑、冷酷、无装饰、令人不安”,或者说是“精简的古典主义”。二战后,建筑用作东德的共产党总部。2000年经由德国建筑师科尔霍夫改造后,现在是外交部的一部分。 海因里希·沃尔夫,国家银行实施方案,鸟瞰拼贴图,1937 正在钢结构施工中(1936)以及建成后(1940)的国家银行 德国建筑师科尔霍夫(Hans Kollhoff, 1946- ) 改造后的总平面图及首层平面图 改造前后的对比照片 尽管格罗皮乌斯没能在竞赛中获胜,但是他也获得了作为受邀者的诸多好处。美国历史学家彼得普洛斯在其所著的《希特勒时期的艺术家们》中还写道,德国的新闻媒体称包豪斯的创立者是最终的六个入围者之一,他的设计得到了希特勒的仔细审阅。也许是彼得普洛斯参考的史实出现了错误,也许是格罗皮乌斯故意为之,如果是后者,那有点细思极恐。无论怎样,格罗皮乌斯都在向纳粹政权传递着与之妥协的信号。 美国历史学家彼得普洛斯(Jonathan Petropoulos, 1961- )和其所著的《希特勒时期的艺术家们》(Artists Under Hitler, 2014) Flag都立了,依旧未能打开尴尬的局面 格罗皮乌斯在他极为重视的柏林新国家银行竞赛中未能取得名次,最终在希特勒的拍板下选择了一个简化的新古典主义式方案。于是,格罗皮乌斯转向了和他关系甚好的宣传部长汉斯·魏德曼以寻求其他机会。 左:格罗皮乌斯,国家银行竞赛方案,1933年,入口透视。右:汉斯·魏德曼(Hans Weidemann, 1904-1975),1935年 魏德曼邀请了十多位前包豪斯成员参与“不作不是德国人”展览,包括格罗皮乌斯、密斯、赫伯特·拜耶等。 赫伯特·拜耶(Herbert Bayer, 1990-1985),1933年 “不作不是德国人”(Deutsches Volk-Deutsche Arbeit)展览,1934年,展厅全景。 “不作不是德国人”展览,1934年,平面图。 格罗皮乌斯与前同事施密特共同完成了有色金属工业设计部分的展场设计,该展览于1934年春天开幕。 左:施密特(Joost Schmidt, 1893-1948),1919年进入包豪斯学习,1925年留校任教。右:施密特为1923年在魏玛举行的包豪斯展设计的海报。 “不作不是德国人”展览,1934年,轴测图,施密特绘制。
参展的前包豪斯成员备受质疑。他们是否早就知道展览充满意识形态并用于宣传,这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格罗皮乌斯并不是纳粹,他认为纳粹是需要谨慎对待的对手。格罗皮乌斯曾写信给胡宁,
然而,在寻求与新政权调和的过程中,他的决定却给我们完全不同的印象。 再比如,格罗皮乌斯还在魏德曼的撮合下与城市规划师希尔布莱特共同参与了一个纳粹发起的建筑竞赛:德国工人住宅。场地在蒂尔加滕(Tiergarten),右侧是柏林的核心。魏德曼出任竞赛评委主席使得格罗皮乌斯信心倍增,评委还包括特塞诺、施佩尔、博纳茨,以及一些对现代主义表示同情的人。 德国城市规划师希尔布莱特(Rudolf Hillebrecht, 1910-1999) 从左至右分别为:特塞诺(Heinrich Tessenow, 1876-1950),施佩尔(Albert Speer, 1905-1981),博纳茨(Paul Bonatz, 1877-1956)。 格罗皮乌斯的方案除了住宅之外,还构想出一个举办运动、戏剧、音乐会的场所,包含一系列休闲设施等。在1934年给魏德曼的信中,格罗皮乌斯这样写道,
格罗皮乌斯对纳粹极尽迎合,不但在1934年1月发表于《德意志建筑报》(Deutsche Bauzeitung)的声明中公然支持政府,甚至在方案效果图中清晰地表示了纳粹旗帜,就像施佩尔在其设计的党部大楼一样。 格罗皮乌斯和希尔布莱特,德国工人住宅,1934年 然而,最终还是在希特勒的干预下撤消了竞赛,格罗皮乌斯依旧未能得到这个项目,这也成为他在德国参与的最后一个项目。 格罗皮乌斯的方案很容易让人想起密斯为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所设计的方案。1934年7月,密斯受宣传部邀请提交设计方案。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公开竞赛,而是密斯和戈培尔的私人讨论。纳粹政权也谨慎地希望与密斯这样的现代主义者和解。 然而,展馆的布局和主题却早已于两个月前由宣传部画好:四个主展厅包围着最重要的“荣耀大厅”,剖面上写着“农民和土地”以及“人民和国家”。密斯深谙项目的实质,于是在设计中也极力呼应纳粹。密斯这样描述他的设计,
密斯,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German Pavilion at the Brussels World Fair of 1935),1934年,室内透视 密斯手绘的草图同样包括了“卐”字旗帜,虽然有些抽象,以及一个巨大的德国鹰。密斯还写道,荣耀大厅将成为国家的象征。 密斯,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1934年,主立面透视。 密斯,1935年布鲁塞尔世博会德国馆,1934年,平面及立面研究。
实际上,希特勒不喜欢所有的方案,随即命令德国撤出了那届世博会。这使得施佩尔设计的1937年巴黎世博会德国馆显得格外重要。其实,希特勒也曾想撤出巴黎世博会,但施佩尔设法说服他留了下来。后来,施佩尔在其自传中透露,他曾秘密地获取了苏联馆的建筑方案,并向希特勒保证,德国馆会碾压对手的设计,成为代表“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 1937年巴黎世博会,面面相觑的德国馆(左)和苏联馆(右),埃菲尔铁塔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 1937年巴黎世博会,德国馆和苏联馆。 格罗皮乌斯拼尽全力也未能在建筑实践上有所斩获。最终,不堪忍受的他准备在1934年迁居英国。密斯的情况略好于他,留在德国的时间最长,希望挽救那些还能够挽救下来的东西。但是,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能建造任何东西,而使自己致力于庭院住宅理论研究,直到这种局面变得无法维持时,于1938年被迫移居美国。 格罗皮乌斯的德国时光可谓:成也政权,败也政权。本奈沃洛就曾在《西方现代建筑史》中评价道,
意大利建筑史学家本奈沃洛(Leonardo Benevolo, 1923-2017)和其所著的《西方现代建筑史》(Histo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 1977) 那么,格罗皮乌斯的英国时光又会怎样,且听下回分解。 特别感谢@纸方君为本系列绘制的封面图片 参考文献 Jonathan Petropoulos. Artists Under Hitler: Collaboration and Survival in Nazi German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Andreas
Schätzke. Deutsche Architekten in Grossbritannien : Planen und Bauen im
Exil 1933-1945. Stuttgart: Edition Axel Menges, 2013. Jill Pearlman. Inventing American modernism: Joseph Hudnut, Walter Gropius, and the Bauhaus legacy at Harvard.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7. Michael Hays, Modernism and the Posthumanist Subject: The Architecture of Hannes Meyer and Ludwig Hilberseimer. The MIT Press, 1995. Busch-Reisinger Museum, Winfried Nerdinger, John Harkness. The Walter Gropius Archive. Garland Pub. 1990. The Lying Truth. Mies’ Brussels Pavilion. 2017. Terence Riley. Mies in Berlin.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2001.Detlef Mertins. MIES. New York: Phaidon, 2014. Elaine Hochman. Architects of Fortune: Mies van der Rohe and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9. Franz Schulze. Mies van der Rohe: A Critical Bi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Claude Schnaidt. Hannes Meyer: Bauten, Projekte und Schriften. London: Teufen, 1965. 迪耶·萨迪奇. 权力与建筑. 重庆出版社. 2007. 肯尼斯·弗兰姆普顿. 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L·本奈沃洛. 西方现代建筑史.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汤姆·沃尔夫. 从包豪斯到现在.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4. https://w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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