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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业争传大江南北 ——忆陈毅同志在东进抗日的岁月里 钟 期 光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陈毅同志逝世，距今已经六年多了。 陈毅同志在他光辉的一生中，为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战争时期，我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长期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对革命对人民一片丹心，对同志情同手足，对敌人作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的言论给我以深刻教育，他的行动给我以学习的榜样。陈毅同志虽然逝世了，他那高洁的品德，磊落的作风，亲切的教诲，依然铭记在我的心头。现在我仅把陈毅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率军挺进大江南北敌后的一些片段记忆写出来，作为对陈毅同志的纪念。 挺进敌后 陈毅同志是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初期，陈开始就受到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同志的阻挠。项英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过高地估计日寇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我党、我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项英认为抗战主要须依靠国民党力量，处处唯国民党的命令是从，根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怕触犯国民党。  他认为向敌后进军，是“在极困难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根本不敢向江南敌后发展，而提出了向当时尚非敌后的苏浙皖边发展的错误主张。当时，陈毅同志是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和第一支队司令员，在路线方针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对居于主要领导地位的项英同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抵制和斗争。陈毅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地领导和组织了向江南敌后的进军。 在毛主席的赞同之下，陈毅同志为了保证主力部队顺利进入敌后，首先亲自组织和部署先遣支队深入到江南敌后进行侦察。他对这一先行任务抓得很紧，考虑和安排得很周密。 当时我们从南方各游击根据地出发到皖南岩寺集中，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也很差，迫切需要休整。但刚住下几天，就接到组织先遣支队出发敌后的命令。 陈毅同志着重强调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要求认真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先遣支队是由各单位抽人组成的，又是一次团结会师，大家要本着说好学好的原则，同心协力，把任务完成好，这样政治工作就算作好了。大家认识了组成先遣支队挺进敌后的重要意义后，抗日情绪极其高涨，纷纷要求报名参加先遣支队，接受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先遣支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粟裕同志任司令员。为了保证先遣支队的质量，加强配备了各级领导干部，战土也挑选比较精干的成员。一支由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组成的新部队，斗志昂扬，整装待发。 先遣支队出发前，陈毅同志亲自向全体指战员作了动员报告。他说：我受军首长的委托，负责组编新四军先遣支队，为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实施战略侦察，了解江南敌后情况，确定战场位置，这个任务既非常艰巨，又非常光荣。有人说，新四军装备不好，如果到江南同日本鬼子打仗，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说这话的人，是恐日病患者，只见物不见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曾经与数十倍于我之敌较量过，敌人的装备并不坏，但是我们打胜了。这次到江南去，只要大家发扬红军长征和坚持南方游击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英勇顽强，机智灵活，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加强内外团结，依靠江南父老兄弟姊妹，我们就一定可以战胜日本强盗。让我们以向敌后胜利进军和沉重打击日寇的铁的事实去回答那些恐日病患者吧!最后他表示，相信大家一定能在粟司令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下，圆满完成党和毛主席赋予的任务。动员之后，部队情绪饱满，信心十足，大家决心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去努力完成任务。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了，从此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陈毅同志为了保证部队顺利进军，他长途相送，一直护送我们陈毅同志率部挺进江南敌后，—是他坚决执行毛主席战略决策的重要表现。 当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不久；陈毅同志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亲率第一支队随后跟进。项英同志从他的右倾错误立场着眼，曾企图拖延和阻挠这一进军行动。经毛主席再三催促，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然把一部分主力部队留在皖南，准备待机到黄山、天目山山区去。项英同志的这个发展方向，是违背党中央、毛主席的高举抗日大旗挺进敌后的方针的。 党中央、毛主席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再次向新四军发出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向敌后进军，发动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先遣支队出发若干天之后，主力部队就应跟进。要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以茅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分兵东进，到苏州吴淞三角地区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但如此，还应准备分兵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这就是著名的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发展方针，显示了毛主席极其英明正确的战略远见，并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完全验证。陈毅同志坚决地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上述指示，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率领第一支队，紧跟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同年七月，第二支队也挺进到江南敌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 五月下旬，第一支队在进军途中到达南陵时，广大指战员抗战热情很高，杀敌决心很强，渴望尽速奔赴前线斩敌立功。但少数同志由于缺乏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经验，对日寇作战有所顾虑。针对这一思想情况，陈毅同志专门召开会议对干部进行教育。他在讲话中，除了分析敌我斗争形势，阐明平原水网地区作战“寇能往，我亦能往”的道理外，着重强调依靠人民群众就能克敌制胜。指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地形，只要处处依靠群众力量，取得群众支援，进行人民战争，平原水网地区同样可以胜利地开展游击战争。通过教育，使全体干部加强了群众观念，提高了依靠人民战胜强敌的信心。 在进军途中和到达茅山地区以后，陈毅同志多次讲话指出：纪律是和群众最初的见面礼，我们要以良好纪律的实际行动来证实我们的宣传。他要求部队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坚持“三不”(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政策。我军执行严格的纪律，发扬优良作风，受到了江南人民的热烈称赞，他们说：“从古到今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好军队”，“有这样的好军队，中国不会亡”。 卫岗战斗的前夕，陈毅同志率领的主力部队同先遣支队在溧水的新桥胜利会师。尽管分别才一个多月，敌后相逢却别有一番滋味，大家欢呼拥抱，互通消息，分外亲热。在会师之前，粟裕同志就亲自去高淳南面的狸头桥迎接陈毅同志，向他作了五个小时的江南行动报告，陈毅同志非常认真地细心倾听，边听边记。他对于粟裕同志报告中关于动员和依靠群众打击敌伪的体验特别重视，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卫岗战斗之后，鉴于先遣支队的任务已经完成，乃撤销这一组织，大家又各自回到原来的建制部队去，执行开辟江南敌后战场的新的更大的战斗任务。 陈毅同志亲自主持创作的《新四军军歌》中写道，“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I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些雄壮的歌词，是对毛主席关于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这一战略方针指示的明确体现，是对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向敌后进军这一光荣历史的精辟概括，同时也是陈毅同志那一段革命业绩的生动写照。 扎根茅山 陈毅同志和粟裕等同志率领新四军一、二支队到达了江南敌后，立即按照党中央，毛主席预定的计划，着手开辟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茅山地区处于宁、镇、芜之间。江南沦陷以前，这里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带，江南沦陷以后，这里又成了日寇向我华中内陆进犯的战略后方。 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一地区，英明地选择了这一地区作为我军开展江南敌后抗战的基地。陈毅同志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情况下，排除了各种干扰，战胜了各种困难，领导我们在祖国的东南半壁，建立起这第一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陈毅同志高举抗日大旗，首先指挥部队驰骋于江南敌后战场，有力地打击和歼灭敌人。我们初进入苏南地区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军的溃败，日寇骄气冲天，警戒非常疏忽，有些车站、集镇甚至军营都不放哨，晚上敞开门睡大觉，行军时翼侧也不派出警戒，单个鬼子兵竟敢远离驻地跑到十多里以外的乡下横冲直撞，奸淫掳掠，为所欲为。广大指战员看到沦陷区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况，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表决心，订计划，要求领导给予战斗任务，好杀上疆场，消灭鬼子，解放沦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 当我们把部队旺盛的土气向陈毅同志汇报时，他十分高兴，并严肃地说，部队的这种情况，不单是我们自己教育的结果，也是日本鬼子用侵略的血腥事实给我们“上课”的结果，对于部队这种高昂的士气要加以巩固，对。于指战员们这种热切求战的情绪要给予满足。只有用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敌人，才能打下日本鬼子的疯狂气焰，才能鼓舞人民的抗战信心，才能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才能最后把鬼子赶出去。 当时敌人正在沿长江西进，在江南采取守势。陈毅同志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指挥部队采取伏击，袭击、奇袭等各种手段，拔据点，烧军营，毁车辆，炸桥梁，破坏敌交通，摧毁伪政权，积极打击敌人，发展自己的力量。继卫岗战斗之后，七月一日，陈毅同志亲自指挥了著名的新丰战斗。乘新丰车站敌人熟睡之际，派小部队荫蔽进入日军宿舍，先取其枪支，而后同从睡梦中惊醒之敌展开肉搏战，最后放火烧掉全部宿舍，敌人一个中队除三人逃掉外，全部被歼。接着进行了句容、珥陵、高同、仓头诸战斗，均获胜利。 六、七、八三个月内，共进行了三十几次战斗，使敌人受到很大损失，大大打击了日寇的气焰，从此，鬼子再也不敢象过去那样骄纵了，开始加强工事设备，部队行动时注意警戒，物资运输都要用兵力保护，少数鬼子也不敢随意下乡胡作非为了。十月间，我军又在宝堰击毙敌中队长一名。日寇联队长松野大发传单，胡说：“新四军太恶毒了，不仅搞破坏，搞袭击，还把我们烧死。”新四军不讲道义，不会打仗，只会杀人放火，偷偷摸摸的，不配作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有胆量，公开来打一个仗！”我们把拣来的传单送给陈毅同志看，他捧腹大笑，风趣地说：“强盗的日本军阀在挨打之后，居然板起面孔来讲什么仁义道德了，何等可笑！”接着，他亲手写了传单答复松野：“我新四军向来堂堂正正，对文明人就用更文明的办法，对野蛮人就用更野蛮的办法，仅此而已，别无他哉！” 敌人遭我严重打击后，便开始进行报复性“扫荡’，采取攻守并用的态势，密布“梅花桩”来填空隙，企图聚歼我军或把我军挤出宁、镇地区。陈毅同志根据敌变我亦变的原则，紧紧依靠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敌人梅花似的据点之间，穿插盘旋自如，乘虚袭击敌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日寇气急败坏地说：“新四军是个鬼，你打他时一个也没有，他打你时就都出来了。 从一九三九年二月开始，敌人对我进一步实行分区“扫荡”。陈毅同志正确地指出：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不是打平型关那样的大仗，而是进行游击战，扫除敌人的梅花桩，并转到敌人深远后方去打击敌人。从二月上旬东湾战斗，二月中旬延陵战斗，三月下旬对淳化、高资等地的袭击，都完全获胜，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一些小据点，龟缩到大的据点里去。 陈毅同志总是把战胜敌人同发动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陈毅同志经常说，人民是我们的亲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打仗，就是为了解放人民，也只有一时一亥IJ不离开人民，我们才有力量，抗日战争是以弱敌强的战争，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处处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日寇这个强敌。他常亲自动员干部战士，利用战斗间隙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他多次指示我们政治部门，派出工作组和服务团员深入农村，运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抗日。 陈毅同志自己经常以身作则，带头做群众工作。他每到一地，不是访贫问苦，就是召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调查会和联欢会，访问各界地方人士，进行敌情、地形和社会调查，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群众参军参战。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陈毅同志曾亲自到茅山的乾元观和其他寺庙去向道士、和尚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他们出家人也要关心国事，支援抗战。经陈毅同志的教育，和尚设素宴招待陈毅同志，说：“出家不出国，咱们也要抗日”，并组织了和尚抗敌协会，积极投入了抗敌工作。 陈毅同志很体贴群众的疾苦，注意了解群众的具体情况，经常指示我们要把发动群众抗日和关心群众的实际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我军初到江南时，群众怕日本鬼子烧房子，不愿意我们在他们的墙壁上贴标语口号，陈毅同志就要部队多用口头宣传，群众怕日本鬼子来杀人，不愿意我们久住他们的村庄，就要部队多搬几次宿营地，群众送粮草准备不及时，就要部队加以体谅，加以帮助。陈毅同志说，对于群众的切身利害，我们必须十分关心，千万不能说为了抗日，被敌人烧杀就不要紧。在支队司令部，政治部驻地溧阳水西地区方结人，善于团结和使用干部。 新四军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陈毅同志总是顾全大局，出以公心，从不搞什么山头，但又能团结山头，逐渐削除山头。从各路来的干部，都能很好地和他共事。陈毅同志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他对各级领导干部要求特别严格，但又放手地让干部在总的意图下大胆工作，只要干部在工作中大的方面没有什么差错，他总是鼓励支持，不过多干涉，不任意指挥，因而使下级干部能够大胆地发挥其积极性。 他对干部的长处和优点能及时表扬，错误和缺点能及时批评，有时批评还是很严厉的，但完全是从爱护和教育出发，因此干部对他的批评听得进去，感到温暖。就是有些曾经反对过他、或者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干部，他也能够耐心帮助，把他们团结起来，为革命事业携手并进。陈毅同志还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和管理教育，多次指示我们，必须严格要求部队保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模范的革命纪律来证实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不断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因此，尽管我军下山以后，没有专门时间进行教育和训练，但在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教育带动下，部队不但数量有很大发展，而且素质有很大提高。 陈毅同志在重视主力部队建设的同时，还特别注意扶植和改造地方抗日武装。江南沦陷以后，各种地方武装大量出现，成分相当复杂，有国民党溃散官兵，有帮会土匪，也有进步青年，其力量大小不一，有上千人的，有二三百人的，也有无兵的空头司令。正确对待各种地方武装，对于发展江南抗日斗争和巩固扩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关系极大，我军进入江南以后，陈毅同志就派人与当地许多地方武装广泛联系，在抗日的前提下，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扶助发展与逐步改造的方针。 一支队司令部驻地附近的竹箦桥有一支游击队，领导人叫许维新，是旧军人出身。陈毅同志找他谈话，发现他虽然对我军的看法有一些错误观点，但有一定的抗日倾向。于是经常教育他，争取他，进行战斗时让他担任一些辅助任务，带领他的部队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有一次，一支队办干部训练班请他参加，他说：“我住过国民党军校，你们那套军事技术我都懂，学不到什么新东西。”陈毅同志对他说：“我们这个训练班主要学政治，也学一点军事，时间很短，你参加学习试一试。”他勉强参加了，在训练班学习几天，学了许多从来没听说过的新道理，了解了一些我军的传统，他高兴地对陈毅同志说：“上了几天训练班，胜读十年书。” 他越来越接近陈毅同志，最后连人带枪参加了新四军。还有一个丹北自卫团，是一支拥有千余人枪的抗日游击队，陈毅同志先是派部队带领他们作战，后来还亲自到丹北去，同游击队的领导人深夜长谈，进行教育，并派大批干部去那里工作，最后这支部队正式成为新四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当陈毅同志领导我们从各个方面开展江南敌后抗日斗 争的时候，整个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占领武汉、广州，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一方面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把主要兵力转移到后方，以对付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企图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另一方面对国民党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策略，提出所谓“共同防共”口号，挑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行“以华制华”的阴谋。与日寇的阴谋相呼应，蒋介石便由本来的“片面抗战”，进而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在一九三九年间大搞“防共”、“限共”、“溶共”活动，到处挑动摩擦，制造惨案，指使其军队公开投敌以配合日寇向我进攻，并派代表与日本秘密谈判，准备妥协投降。 抗战的大好形势遭到破坏，一片乌云遮空，出现了严重危机。江南敌后的抗日斗争，也同样遇到了一股反动逆流。国民党第三战区日益加紧反共、反新四军的活动，初则强令我第一、二支队担任高淳、水阳之间狭窄水网地区的阵地防御，继又限定我们只能在丹阳、镇江等临江一线的狭窄沦陷区内活动，这实际上是要将我军孤悬束缚于狭小危险地带，让日寇包围消灭，以遂其“借刀杀人’之计。此外，还扣发我军经费、弹药和被服，派遣特务武装窜入我区进行破坏，不断挑起摩擦事件。 面对着这一股反共逆流，项英同志仍然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立场，一再退让，不敢斗争。他反对放手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反对建立民主政权，反对减租减息，认为那样就会使同盟者害怕，就会得罪地主，使自己孤立。他处处强调“合法”，不敢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他反对发展壮大我军力量，在皖南实行“精兵主义”，反对无拘束地扩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竟然指责江南敌后我军独立自主扩大武装、解决武器和经费是什么“人、枪，款主义”。他对于我军在江南敌后的力量不但不予加强，反而将已进入江南敌后的第一、三两团又调回皖南。项英同志的这一系列错误主张和决定，完全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能适合于蒋介石国民党的需要。 当时处于江南敌后的我党我军，在陈毅、粟裕等同志的领导下，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坚决贯彻了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根本无视国民党限地抗日的反动命令，也不顾项英同志的种种阻挠，遵照毛主席关于凡敌后一切无友军的地区均可派队活动和向东作战的指示，继续独立自主地加紧开展江南敌后的抗日斗争。在茅山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之后，陈毅同志又毅然命令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敌后之敌后，继续向东挺进，首战黄土塘(无锡东北)，再战浒墅关，两战皆捷，直迫上海近郊。特别是夜袭虹桥机场一仗，烧毁敌机四架，震惊中外。继续向东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发展了江南抗日阵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抗日信心。 开辟苏北 陈毅同志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建立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同时，就为向江北发展，进行了有预见的必要的准备。 自从进入江南敌后，陈毅同志对我们历次的工作指示，特别是有关发展方向问题，他并不株守于茅山左近地区，他也不是孤立地就江南考虑江南，而是十分重视越过沪宁铁路以北以东，向长江沿岸地区发展。一九三九年间，陈毅同志曾亲自奔波指导沿江一带的工作，他在夜过江阴时留下的诗句：“江阴天堑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沙。客过风兴敌惶急，军民游击满南华”，就是很好的记实。正因为在陈毅等同志领导下及早地开辟了长江南岸地区，便为应付紧接着来到的形势变化，和渡江北上任务创造了条件。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经中央军委决定，将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为指挥，粟裕同志为副指挥，统一领导江南全区的武装。在指挥部成立前后，陈毅同志即派苏皖支队向江北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挺进，又派挺进纵队经扬中向江北发展，打下了大桥镇，开辟了大桥沿江地带，从而造成了我足跨长江两岸的有利态势，打开了向苏北发展的战略通道。 苏北和皖东、皖东北紧相连接，位于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黄海以西，拊沪、宁、徐、蚌的侧臂，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苏北沦陷以后，日寇由于兵力不足，只占领了主要县城及运河沿线，大部分城镇和广大农村则无力顾及，而为国民党军所盘踞。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韩德勤，驻在水城兴化，自称拥兵十万，但从不抗日，公开反共，横行乡里，蹂躏群众，是苏北抗日的最大障碍。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的“苏鲁皖游击总队’驻在泰州，宋子文系统陈泰运的税警总团驻在曲塘一带，他们分据各地，拥兵自卫，但求保存自己的势力。当时，我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已发展到皖东津浦路东，第六支队一部和八路军山东部队已发展到皖北，并开始进入苏北的沭阳，灌云地区，与我江南北上部队相呼应，形成向苏北敌后发展的有利战略态势。粉碎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为了制止国民党反共和对日投降，并协同新四军发展华中，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并对集中力量从苏南、皖东，皖东北和鲁南向苏北发展，作了明确指示与具体部署。 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O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虽然失败，但仍在继续制造事端，挑衅摩擦，并将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部署顾祝同、冷欣、韩德勤和李品仙各部从苏南、皖东、苏北和皖中三路进攻新四军。党中央多次指示项英同志，不仅要争取向东、向北发展，而且要做好防止国民党制造突然事变的准备。陈毅同志也多次向项英同志提出军部撤出皖南迁入敌后的建议。可是，项英同志始终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既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向苏北发展的方针，也不接受陈毅同志关于军部迁入敌后的建议，又不作防范突然事变的准备，结果使自己完全陷于顾祝同、冷欣的重兵包围之中。 针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毛主席于一九四O年五月四日，发出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明确指出：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 项英同志拒不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正确指示，依然留恋于皖南云岭的弹丸之地，不肯东进敌后，致使尔后不久，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了严重损失。而在苏南敌后的陈毅同志，认为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党中央的重要决策，是我们巩固已有抗日成果、放手发展华中敌后抗战局面的根本指针。他接到指示以后，亲自主持指挥部成员学习，亲自向干部作传达，大大振奋了全体指战员的革命精神。陈毅同志立即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这一指示，调集兵力，进行部署，接着率军横渡长江，挺进苏北。 苏北地区当时各种力量犬牙交错，有敌伪势力，有国民党嫡系部队，也有地方实力派，矛盾重重，情况极为复杂。我军进入这样的地区，不但要能立得住脚，而且要打开抗日局面，这就必须善于正确地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陈毅同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他高举抗日的旗帜，坚持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而巧妙地运用毛主席所制定的一系列策略原则，一步一步势如破竹地开辟了苏北抗日的新局面。 在苏北，韩德勤仗恃其兵多将广，时刻想吞并李明扬、李长江和陈泰运的部队，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是很尖锐的。我军渡江之后，韩德勤图谋集中力量消灭苏北我军，于是改变策略，“与两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在韩德勤的拉拢和压力之下，两李、陈泰运由中立转向反共。陈毅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具体分析了苏北国民党的情况，认为尽管韩德勤和两李、陈泰运在反共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有程度上的不同：韩德勤是老反共顽固派，比两李、陈泰运更反动。韩要吞并两李、陈泰运和两李、陈泰运的反吞并这个矛盾则是更直接，更尖锐、更不可调和的。 因此，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区别对待。对两李、陈泰运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争取其中立，对顽固派韩德勤则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予以必要的打击，以制止其反共投降活动。党中央、毛主席采纳了陈毅同志的正确主张。 一九四O年五月中旬，泰州、扬州敌伪出动三千余人对我大桥、吴家桥地区进行“扫荡”，韩德勤密令李明扬乘机派兵袭击我后方。我挺进纵队英勇奋战，打退了敌伪顽的进攻和袭击，旋即北移郭村休整。当我军进驻郭村时，李长江说郭村是他的地区，竟然宣称要从新四军手中“收复失地”，要挟苏北我军受其指挥。为了避免内战发展，争取两李共同抗战，陈毅同志亲自部署，派人深入虎穴，前往泰州同两李谈判。当李长江不听劝告，倾全力向我进攻时，我军乃予以全面反击，兵临泰州城下。 正在李长江处于兵败城危之际，陈毅同志由大桥地区赶到了郭村，严格命令部队：“任何人不得进城！”并直接与两李通了电话，希望重新修好，协力抗战。战斗刚一停下，陈毅同志便亲到泰州和两李面谈，答应归还他们部分枪械，将俘虏七百余人全部释放，但要他们与新四军共同抗日，借路让新四军东进，韩德勤进攻新四军时，他们要严守中立。李明扬感激不尽，表示同意与新四军言归于好。 七月底，新四军如约退出郭村，向黄桥方面东进抗日。韩德勤命令两李拦击新四军，而当新四军越过两李的防区时，我军佯装夺路而过，两李部则如约让路，朝天鸣枪，以掩韩德勤之耳目。当我军向黄桥挺进时，陈泰运奉韩德勤之命向我进攻，经一夜激战，被我击溃，战后我军即把俘获的人枪如数归还陈部，警告他不要参与韩德勤与我军的摩擦。在以后的黄桥战役中，陈泰运与两李均保持中立，便利了我军集中力量对付韩德勤。 我军进占黄桥以后，随即转兵向南，积极打击敌伪，连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等敌伪据点，并粉碎了敌伪多次报复性'扫荡”。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泰兴、靖江、如皋等五个县的地方政权和武装，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公布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等各项法令，两次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并通过开明士绅向韩德勤提出停止摩擦、团结抗日的合理主张。我军这种团结抗战的正义行动，获得了苏北各界人士的一致拥护。而顽固不化的韩德勤，竟不顾人心向背和我党的团结诚意，仍然决心倚仗其优势兵力，妄图吃掉苏北我军。 一九四O年十月，韩德勤率领其主力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共一万五千余人进犯黄桥。这时，以陈毅、粟裕同志为正副指挥的苏北指挥部，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然后断其归路，从运动中各个歼灭的方针，与韩顽进行黄桥决战。 战斗开始前，陈毅同志以军分会党代表的名义发布了《黄桥决战告指战员同志书》，并在各纵队负责同志的会议上作了报告。他首先指出目前基本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统一战线工作也取得成绩，已争取了两李、陈泰运部中立，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尔后强调说：“现在一切条件都成熟了，就看你们的了，就看你们能不能带领大家把这一仗打好。这一仗打得好，苏北的局面就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反共浪潮就会低落下去，抗日运动就会高涨起来；这一仗打败了，我们就得重回江南，而且长江也过不去，只好象韩德勤说的：“到长江里去喝水!” 陈毅同志坚定地说：“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坚强领导，有苏北人民的大力支援，有八路军老大哥的有力配合，只要全体指战员信赖指挥，英勇奋战，就一定能打败韩德勤的进攻，把韩德勤这块抗日的绊脚石甩在路旁。”陈毅同志的动员报告下达以后，部队土气高昂，情绪热烈，摩拳擦掌，求战心切，提出做到三好三快：鞋子准备好，跑得快I子弹准备好，打得快!刺刀准备好，杀得快I 这次战役由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统一指挥。战斗开始后，陈毅同志在黄桥西北严徐庄的指挥部坐镇指挥。整个战斗过程中，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指挥部，不是在作战地图上用铅笔勾划，就是同粟裕同志和各纵队指挥员通电话，及时了解前线情况和发出指示。他还给李明扬、陈泰运打电话，把我军胜利的消息告诉他们，稳住他们，防止他们发生动摇。我三纵坚守黄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非但不让顽军进入黄桥一步，而且予以重大杀伤。一、二纵担任出击，乘顽军独六旅纵队行进首尾难顾之际，将其分割合围，予以全歼。 陈毅同志马上通过电话给部队以鼓励。接着，一、二纵对顽军八十九军进行东西合击，三纵在完成据守黄桥的守备任务后，也转向黄桥以北的顽军发起猛攻，经过顽强激战，将其全歼。该军军长李守维仓皇逃窜，失足落水淹死于八尺沟河之中。直到这时，陈毅同志才离开指挥部。是役只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就全歼韩德勤主力一万一千余人。韩德勤率残部千余人向兴化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击，席卷海安、东台，并和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于东台以北之白驹镇，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苏北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基础。 黄桥战役的胜利，是陈毅等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执行毛主席的统战策略的结果，也是陈毅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的一次生动体现。党中央、毛主席对此十分重视，予以高度评价，并把陈毅同志的报告转发全军团以上干部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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