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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相关图片均引自网络，如果不妥，请告知，会替换或撤下） （二）夏、商的雕塑——金属的飞跃 人类早期历史与制造工具的材料和技术息息相关，石器时代、陶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等。即便是最容易获得的土、木、石等，也经历着从土到陶、从木到漆、从石到玉的变化，从能用到易用，从实用到审美，不断发展。金属的使用是一次飞跃，可自然界能直接使用的金属只有黄金，此外都要冶炼，我认为这是人类主动改造世界的开始，从此文明的演进进入快车道。文明的另一种进步体现在社会组织能力上，随着人类能力的从弱到强，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从易到难，需要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才能应对，最典型的例子是治水。所有古代文明都在河边，取水容易是生存所需，同时自然河流的泛滥也是无可逃避的问题，大洪水的传说出现在几乎所有古代文明的纪事中。大流域治水是社会高度分工合作才能完成的大工程，所以大禹治水与夏王朝的诞生绝非远古三皇五帝的传说可比拟，标志着国家的诞生。雕塑随着新材料的应用，在新的时代展现出新的面貌。
（陶寺龙盘）
（陶寺陶鼓）
（陶寺红铜铃）
（陶寺玉神人面）
（石峁铜刀和石范，右下是四坝文化铜刀）
（石峁神面石柱）
（石峁陶鹰）
（石峁玉人面）
（网格纹鼎）
（嵌绿松石十字纹青铜钺）
（长足爵）
（绿松石龙）
（嵌绿松石青铜牌） 茫茫禹迹，尚未定论，但我相信夏是存在的，因为更早的同样善于治水的良渚已被发现。目前认为与夏相关的遗址有陶寺、石峁和二里头，分别对应夏的早期和晚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时间相近，相隔不远，都具有城市样貌，特别是出现宫城宫殿的核心区。陶寺的石磬与陶鼓、夯土柱列古天文观象台更说明了文明的高度。先说青铜器，地处草原与农耕交界处的石峁，出土的青铜器还非常原始，有单面范铸的青铜刀，与西北地区的发现相近，或许真的有联系。陶寺的红铜铃则是中国符合范铸造空腔容器的开端。说到艺术层面，陶寺的龙盘，石峁的平面石雕和神面石柱都展现出中国典型的图腾形象。就雕塑而言并不多，神面石柱是浮雕，石峁陶鹰是圆雕，两地的玉神人面则是透雕。顺便一提，两地的玉神人面有肖家屋脊的风格，说不定还真是从江汉之地来的“舶来品”。二里头是否为夏都的争论实在太多，我还是关注雕塑的部分就好。网格纹鼎、嵌十字纹绿松石青铜钺、长足爵的形制几与后世无二，除去装饰稍显简单，青铜器铸造已成规模。二里头绿松石龙由2300多块绿松石用漆粘贴在有机质物（可能是织物，可能是木板）拼成，有用白玉突出的丹凤眼和蒜头鼻，看做雕塑并不为过。我对出土器物的组合比较感兴趣，二里头二期是绿松石龙与玉杵铜铃组合，三期是绿松石牌与铜铃的组合，四期是牌、铃、爵的组合，如果说组合有特定的含义，组合复杂化的过程是否是信仰复杂化的表现。
（杜岭方鼎） 二里岗是明确的早商文化，主要遗址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遗址等，还延伸到湖北武汉的盘龙城。商代青铜器已是洋洋大观，有爵、觚、斝、盉、尊、罍等酒器；鼎、鬲、甗等食器；戈、钺、斧等兵器。杜岭方鼎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乳钉纹、兽面纹的组合庄重又美观。无论是食器还是酒器，做到这么大体量，都是礼器，不再实用。在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陈设的礼器算不算雕塑？我的观点是。雕塑的功能不是实用，而是象征，是某种公共意识的体现。比如陈设的大鼎完全没有烹煮的功能，而是邦国权力的象征。青铜礼器的组合与陈设就是中国式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雕塑。
（伏虎乳钉纹方鼎）
（伏虎兽面纹方鼎）
（伏鸟双尾铜虎）
（双面神人铜头像） 商代青铜器制作属于国家工程，工坊和匠人基本都集中在王都附近。盘龙城是商王朝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进发的桥头堡，方便获取湖北、江西等地的铜矿资源，也是王都之外唯一发现有青铜铸造能力的城邑，其铸造工艺和青铜器形制与中原商都几乎无差。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在商代铜料产地吴城附近，出土青铜器475件，是中国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大型商代墓葬。先看两尊大方鼎，一个乳钉纹，一个兽面纹，与杜岭方鼎相似，差别是鼎耳上各伏一虎，是方国特色（专家认为此处是虎方），应该是来自中原的“高定”青铜器。此外双尾伏鸟铜虎、双面神人铜头像都是比较独特的雕塑作品。
（妇好鸮尊）
（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辛方鼎）
（四羊方尊）
（大禾人面纹方鼎）
（虎噬人卣）
（后母戊大方鼎耳部双虎噬人头纹样）
（妇好铜钺双虎噬人头图样） 殷墟遗址出土的晚商青铜器是一座高峰。首先是器型复杂，立体性强，例如妇好鸮尊，大鸮为体，小鸮为尾，身披龙、凤、蛇等各种动物。其次是纹饰华美，通体满布，俗称三层花（底纹、主体纹饰和其上的花纹层层分明）。第三是器型硕大，工艺进步，例如后母戊鼎，近一吨重，一体铸造，是迄今发现最重商鼎。湖南宁乡发现的青铜器在立体塑形上更趋完善，四羊方尊、大禾人面纹方鼎都是代表，后期发现的炭河里遗址说明这里是商末周初的城邑。流失海外的虎噬人卣（也有说是虎育人卣，一字之差，人与虎的关系完全不同），造型奇诡，可作为商代青铜雕塑的代表。虎噬人的图像，在后母戊鼎耳、妇好铜钺上都有出现，应该是商代流行的纹样。
（青铜树）
（青铜大立人）
（戴冠纵目铜面具）
（扭头跪坐人像） 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对象和审美理念与商代其它地区完全不同，人物为主，而非器具；重视造型，胜过纹饰。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纵目面具令人印象深刻，最新出土的扭身跪坐青铜人像刻划细腻，连服装发式都清晰逼真。殷墟青铜器（目前发现的绝大多数青铜器）出于墓葬，是供奉祭祀对象的物品；三星堆青铜器并非出于墓葬，巨大的塑像本身就是祭祀的对象，这与古埃及、古波斯和古希腊的雕像类似。塑造直接的偶像，还是制作间接的贡品，表现手法会有差异。塑造偶像的目的就要打动人心，所以三星堆的塑像才能如此动人。
（白陶象）
（活环羽人玉佩）
（人首鸟身青铜像）
（跪坐戴柄玉人）
（跪坐辫发玉人） 一直在说青铜器，背后支撑的是更完善的石雕和陶塑技艺，新乡博物馆收藏的白陶象就是明证。商代的玉雕同样精彩。新干商墓出土的活环玉羽人，头似鸟而有喙，身如人而有翼，是我见过最早的羽人形象（三星堆有人首鸟身青铜像，可做比较）。头后的三个活环是掏雕工艺，也是首见。妇好墓也有大量玉器，其中不乏前代古玉。有两尊跪坐玉人，一个带柄，一个辫发，似是当时人物服饰的体现。三星堆有类似带柄、鸟人形象，可以相互比较。 中国雕塑发展到夏与商，已走出自己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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