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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末附有中国国保牌坊地图 说起中国能引起争议的建筑，那绝对不能不提牌坊。 它们矗立于道路之上，将远处的天际切割，给人庄严肃穆之感。穿过牌坊，宛如踏进时间之流，记述着千百年来为宗族、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们。 
潮州牌坊街 它们自历史的长河之中走来，透过这单独矗立的建筑，来自封建统治者的权术制衡遗留至今，自上而下的认可与荣誉掀起众多或有序或混乱的循环。 漫步在古道街头亦或古村落中，人们很容易就会被各式各样的牌坊所吸引。它本是旧中国的凝缩，却在现代与我们遭遇，其体验之微妙实在难以言喻。 
文庙牌坊
但是，牌坊毕竟属于过去的时代。彼时的政治氛围、社会文化和个人理想皆迥异于今日。如今的我们再去寻觅它，还是得拨云见日，寻觅其本身的痕迹。 牌坊，简称坊，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类型之一，在整个汉字文化圈（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等地）中都可见到。除了西藏和新疆无资料记载外，牌坊广泛分布于中国境内，但在占有数量上各地区并不均衡，大体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其中牌坊数量最多的为北京、安徽、浙江和福建。有关牌坊的起源众说纷纭，具有代表性的有梁思成先生的“连阙说”和刘敦桢先生的“坊门说”。“阙”萌芽于周甚至更早，经历汉唐，延续至明清，从未中断。阙是标示地位尊崇的高层建筑物，一般设置在宫殿、城垣、陵墓、祠庙大门两侧。汉代阙楼高颐阙 已经有了记录重大事迹的浮雕 图源：筱溪听泉树阙旌表的方式出现得相对较晚，可以确定在唐代已有定制，不过在汉代已有端倪。门，作为一户人家直接展现给外人的存在，一直是历朝历代的人们悬挂表彰的首选之地——这一行为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管子》中有记载，齐桓公曾向百姓借了大量负息之钱，战后齐桓公问管仲如何才能恢复百姓的生产，管仲出的主意便是“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意思是用白泥粉刷债主家的门墙同时增高闾门，以示旌表。魏晋之后，虽然闾里制被里坊制度所取代，但闾门成为了居住区域大门的代名词，旌表门闾因此不特指闾门，也包括坊门、里门等。唐代以前旌表门闾的方式主要是在居住的宅门或里门树立标志，后来逐渐演变出独立的建筑形式。它不需要依附于墙和门而自成一体、独立成型，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独特的成员。牌坊的名称就是得自里坊中的“坊”字。里坊是城市规划的最小单位，里坊有坊墙坊门，犹如城中之城。其中里坊门形制如乌头门，门上书某某坊名。坊内居民如在道德或科举方面取得成绩，官府便张榜悬牌于坊门上，以示表彰。唐代晚期开始，里坊制度逐渐松懈，北宋时封闭式的里坊制度宣告结束。坊墙虽被拆除，但里坊门仍保存下来，只是变成了没有门扇的新型坊门，其功能也随之转变，由管控居民出入变为主要起到旌表、纪念和装饰的作用。虽然牌坊与阙、坊门等建构物在形式和功能上均有相似点：高耸的造型以及标榜功德；然而，牌坊并非这些建筑物中任何一类自然延伸的产物，而是集各类具有“标榜功德”内涵的建筑形式于一身，并进行重构而成的新建筑。其中坊门应是最主要的灵感来源，牌坊从坊门这一建筑实体出发，融合了“阙”“华表”“乌头门”乃至“棂星门”等的精神形态和物质形态，最终得以独立成型。 明清两朝是牌坊最为兴盛的时期，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牌坊实物也大多是这个时期修建的。牌坊大量出现于明清时期，与儒家礼法被推行到极致不无关系。与此同时，逐渐崛起的宗族势力，也为了扩大名望和凝聚人心而积极申报建坊，在此过程中不少女性成为宗族荣誉的牺牲品。近代以来，一座座贞节牌坊被砸碎，现代中国人的道德观和理想观被重塑，牌坊所承载的封建意识形态已然不存，但它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却丝毫不减。牌坊利用柱子和间数以及楼盖数之间的自由组合，形成了多样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匠心独运的一面。关于牌坊分类，有一个简单粗暴的方式——即看它的柱子。如果柱子从明楼楼顶高出来，便叫做“冲天式”，也叫“柱出头”式。同理可得，一类是“不出头”式。如果分得再细一些，可以每座牌楼间数的多少为依据。无论柱出头或不出头，均有“一间二柱”“三间四柱”“五间六柱”等形式。随着柱子数量的增长，牌坊的间数也在增多，同时也变得愈发华丽与郑重。一般来说，宫苑之内的牌坊大都是不出头式，而街道上的牌坊则大都是冲天式。牌楼是牌坊中特殊的一类，系在牌坊的顶部建造飞檐斗拱，模仿木造建筑，故有牌楼之称。单纯的牌坊看似比牌楼更加简朴，但后者的出现却比前者早。如果按照严格的定义，牌坊与牌楼其实并不一样。牌坊没有斗拱和屋顶，没有牌楼那么有气势。但是由于它们所代表的表彰意义十分相似，再加上“坊”“楼”的概念在民间并不清晰，所以到最后两者成为一个互通的称谓了。牌楼与牌坊最大的差别就是其上的“楼”——即是顶上的瓦顶，有一楼、三楼、五楼、七楼、九楼、十一楼等形式。它与之前提到的间柱一起，构成了人们对于牌坊等级最直观的认知。比如，根据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规定只有帝王神庙、陵寝才可用“六柱五间十一楼”，一般臣民最多只能建“四柱三间七楼”牌坊加以旌表。曲阜孔庙的“万古长春”坊，六柱五门五楼，从侧面印证了人们对孔子的敬重 图源：济宁文旅同样，牌楼亦可分为冲天式和非冲天式，且至少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尽管宋代牌坊的实物已经不存，但通过宋人画作仍可窥得一二。上图图中2、3属于冲天式牌楼，1、4、5则为非冲天式牌楼，又可称为屋宇式牌楼。除了一眼能看出的差别，还有一处需要仔细观察才能看到的等级差异。一般在牌坊最高层有一块长方形的石板，上面或写“御制”、或写“恩荣”、或写“圣旨”，或写“敕造”，这就是代表牌坊的四个建制级别。棠樾牌坊群中的慈孝里坊，难得的御制牌坊 图源：黄山文旅
其中，敕建是级别最低的，只需要皇帝的口批恩准，书面批准则为圣旨，如若皇帝主动提出建立牌坊嘉奖则为恩荣。前两种情形费用需要自筹，恩荣牌坊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只有最高级别的御制为国库出银建造。在所有牌坊中，贞节牌坊可能是最为人所知的，也是最受到诟病的。它的出现与中国古代要求妇女奉行贞节道德密切相关。汉代刘向开始为列女立传；此后，历朝均褒奖妇女贞节孝顺的事迹；到明朝，更是通过赐祀祠、建牌坊的形式进行褒奖。明代已经形成建立贞节牌坊的定制，清代对妇女的道德要求更为苛刻，限制寡妇改嫁，鼓励寡妇守节。以今日的目光视之，贞节牌坊无异于女性的墓志铭，但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徽州地区是明清时期贞节牌坊出现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徽州地区多山，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宗族构成最为重要的人际交往关系。同样也是因为山多地少，迫使男子外出经商，同时借助宗族的力量维持“后院”的稳定，妇人处于严密的礼法和族规的监视之下。可见，贞节牌坊在徽州是由地理和文化的双重因素所催生出的。除了贞节牌坊，还有其他类型的牌坊，如表彰孝顺的孝子坊，还有褒扬文治武功的德政坊和军功坊等。其实，牌坊最主要的功能在于旌表，通过树立效学榜样，从而引导社会成员的行为，以此达到社会教化的目的。牌坊表彰和褒扬的行为不外乎“忠”、“孝”、“节”、“义”，还有旌表文治武功的德政坊和军功坊，还有地方政府修建的科第坊，以及追念先贤忠烈所建的先贤坊、忠烈坊，以此来褒奖功臣、良将、名贤、孝子顺孙、节妇贞女、科第俊才、善人义士、长寿老人等。 许村的高阳廊桥、大观亭与双寿承恩坊 图：金晚除此之外，牌坊的造型和装饰具有很高的雕刻和彩绘艺术价值，其上的榜题与匾额又为中国书法艺术提供了展现的舞台。同时，牌坊本身也是珍贵的史料，它是对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较为真实的记录，也是对那个时代社会文化和政治氛围较为直接的反映。因此，心中的牌坊可除，但牌坊建筑依然有矗立的理由。歙县棠樾牌坊群，安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牌坊群，也是中国古徽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石刻古建筑。牌坊群由七座巨型石牌坊组成，其中三座为明代所建，四座为清代所建。包括慈孝里坊、鲍灿孝子坊、鲍文龄妻节孝坊、鲍漱芳父子义行坊、鲍文渊妻节孝坊、鲍逢昌孝子坊、鲍象贤尚书坊。牌坊群进村一端有鲍氏宗祠，祠内有清乾隆帝“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御书对联。这七座牌坊皆为石造，以“忠、孝、节、义”的顺序矗立于棠樾村前大道上，虽历明清两代，但建筑风格浑然一体。明代三坊的结构、规制类似，均为4柱3间3楼。所不同的是前二坊为卷草型纹头脊式，后一坊为冲天柱式。清代四坊则均为冲天柱式，高大巍峨。棠樾牌坊对研究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建筑艺术和徽商的形成和发展，甚至民居民俗都有极其重要价值。又称大学士坊，是我国现存唯一一座八脚牌楼，坊主许国，徽州歙县人，为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重臣，因在云南平乱有功，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官至内阁次辅。许国石坊 图源：金晚许国石坊是徽州最杰出的代表！体现了石坊技术、艺术的最高水平。由于许国石坊采用的两种冲天柱式，石坊结构牢固，造型丰满，加上许国本人当时在政治上的煊赫地位，使之成为当地四柱三楼冲天柱式石坊的模式，垂明清数百年，在石坊发展史上作出了特殊贡献。夜色下的许国石坊 图源：金晚 隆昌牌坊群位于四川省隆昌市，明弘治九年（1496年）至清光绪三年（1877年），共十七座，其中德政坊五座、节孝坊四座、功德坊两座，贞洁坊、孝子坊、百寿坊、山门坊、镇山坊、嵌瓷观赏坊各一座，其形制大多为四柱三门青石牌楼。位于隆昌市渔箭镇王家店村的嵌瓷观赏坊是隆昌唯一一座砖砌彩塑嵌瓷牌坊，在全国都绝无仅有。该牌坊完全放弃了牌坊的旌表和教化功能，匾额上的“瑞映南亭”和正扁上的“飞觞醉月”只关乎牌坊主人个人的愿望和人生态度，实属异类。国保，全国目前所发现最早的仿木结构建筑的石牌坊，填补了元代以前没有石牌坊的空白。它隐匿在青山间，于1999年才在宁波市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该牌坊从结构到比例，几乎1:1精确还原了宋代木结构建筑的形式，牌坊阑额上还有“七朱八白”的彩画，十分珍贵。 牌坊虽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小品”，其价值却不因体量小而打折扣。透过牌坊，我们能够看到官方推行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渗透到乡间、儒家理想又是如何内化为古代中国人的道德追求的。牌坊从某种意义上或许代表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但终归是对历史真实的反映，我们需要辩证地对待它。[1]金其桢. 论牌坊的源流及社会功能[J].中华文化论坛,2003(01):73-77.[2]赵媛,麻勤,郝丽莎.中国现存牌坊文化遗迹的地域分异及成因[J].地理研究,2016,35(10):1948-1962.[3]乔云飞,罗微. 牌坊建筑文化初探[J].四川文物,2003(03):68-73+97.[4]陈志菲. 中国古代门类旌表建筑制度研究[D].天津大学,2018.[5]王晓崇. 徽州贞节牌坊与节烈女性[J].社会科学评论,2007(03):34-39.[6]傅伯星. 宋画中的南宋建筑[M]. 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 2011.[7]赵媛,麻勤,郝丽莎. 中国现存牌坊文化遗迹的地域分异及成因 [J]. 地理研究, 2016, 35 (10): 1948-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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