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四川依然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哪位军人的实力最强，所占地盘最多，就会被中央政府任命为省主席。1935年川政统一时刘湘之所以被任命为省主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此前的“二刘大战”中战胜了前任省主席刘文辉。可以说，究竟何人出任省主席主要取决于四川军人“内斗”的结果，中央政府基本上只是对现实予以认可。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四川成为畿辅重地，中央政府必须切实掌控四川省政，方能贯彻中央意图。蒋介石曾说，川事“为一切问题中之根本”，只有着力建设、安定四川，对内对外才可“独立无惧”。所以，1938年1月四川省主席刘湘去世后，蒋介石迅即任命盟弟张群继任，却引起刘湘嫡系强烈反弹，蒋不得不收回成命，任命刘湘旧部王缵绪主川，风潮迁延三个月才基本平息。次年8月，风潮再起，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武力驱逐亲中央的王缵绪。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939年10月亲自兼任省主席，意在排除四川军人干政，使“中央政权不受威胁”。
可是，在四川军人眼中，国民政府是在“攫取四川整个地盘”，而他们要尽力保住四川“主权”，因此多次武力抗拒中央，威胁中央。1939年9月18日，“川省现时最大势力的残余军阀潘文华”的亲信黄应乾向行政院参事陈克文抱怨，“中央对四川予取予求；四川在中央连发言权也没有”；而“中央失了许多地，穷无所归，来到四川，为甚么不尊重四川的意见，四川人一朝气忿起来，出以激烈行动，则中央将到何处去”？1940年7月到10月，即英国关闭滇缅公路期间，四川、云南盛传龙云有当“抽底”将军的可能，即“从后面威吓中央”，以刘文辉为首的四川军人也“乘机向中央反攻，所谓打落水狗”，川军十二个师长通电提出“请蒋让位，川人治川”。刘湘妻弟周成虎等人甚至打算仿效西安事变，趁蒋到成都时将其扣押。
四川军人的持续杯葛给蒋介石制造了严重麻烦。1940年5月，蒋介石即痛感“四川习俗环境太劣，政治复杂，顾忌太多，如何使之改革上进，思之痛苦，艰难甚于抗战也。”同年11月他又感叹对四川军人的处置“宽严皆非，轻重两难”！于是，蒋介石不得不辞职，但仍坚持让张群继主川政。张群成功主川解决了“三年来不了之大问题”，使蒋“如释重负”，认为是该月“最乐之一事”。
但是，张群主川并未能完全解决问题。1941年初，因为川军“不稳”，蒋介石就不得不调“精兵”保卫首都。同年6月16日，蒋介石声色俱厉地对邓锡侯等人说：“四川为中央之四川，非谁人之四川。满清三百年之天下，尚且可以推翻，尚有何可惧！”但四川军人依然我行我素。
关于抗战时期四川军人与蒋介石之间的政治角力，大陆学者陈红民、罗树丽深入论述了蒋兼理川政之缘起及其治川方针，分析了蒋兼理川政的得与失；台湾学者杨维真、何智霖分别深入论述了刘湘死后的川局波澜以及张群主川的曲折经过。美国学者罗伯特A·柯白（Robert A.Kapp）在1973年的专著中论述了1938年以前国民政府与四川的关系，稍后又著文对战时四川的状况作了概论性的阐述。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著《川康实力派与蒋介石》，以及匡珊吉、杨光彦主编的《四川军阀史》，也是值得重视的著作。本文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一、刘湘与蒋介石猜忌日深
1935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和蒋介石先后入川，协助刘湘实现了川政统一，中央政府借机强势介入川局，结果引发刘湘与蒋介石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回忆：“参谋团入川后，非常意外的产生种种流言。刘湘认为中央即将削其兵权，另以他人代之，意颇不怿。情势天天演变恶化，误会难释，双方各自备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7年春夏的情形最为严重。为解决分歧，双方信使往还，密集磋商。陈诚特于这一年5月22日劝告刘湘“毅然还政中央”，“勿涉疑惧”，并称“甫澄[刘湘]果能还政中央，实中国统一进程上最大之贡献”。最终，双方于6月底达成整编川军的协议，局势缓解。然而川康整军会议召开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即发生，会议被迫提前结束，川康军队仍然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进行裁减。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又在反复思考“川、桂出兵问题”或“川、滇之处置”。9月初出川的川军被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和第二十三集团军，军长分别是邓锡侯和刘湘，由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统一指挥。但北路川军一到宝鸡，即被拨归第二战区，受阎锡山指挥；沿江东下的川军刚到汉口，就被拨入第一战区，受程潜指挥。刘湘对川军被中央分割，表示不满，所以迟迟不出川。直到11月9日，刘湘才由蓉飞汉，并于12日抵达南京。刘湘虽然抵京，对蒋却颇有埋怨。据周佛海日记，11月17日，王平秋告诉他：“刘湘谓蒋先生以若辈为小孩子，国家大计均置于其个人腹中，决不提出商讨，且不表示，但若辈自视则并非小孩，何以蒋先生如此对待？言下深致不满。”
就在刘湘到达南京的当天，蒋介石即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商议迁都问题。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蒋介石在刘湘离开四川之后才正式决定迁都重庆，似乎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12月2日，蒋又在思考“对刘态度与行动”以及“四川问题解决之时期”。12月25日川人吴虞在日记中说：“省府有明年改组之说，刘某又有死耗，待证。”这说明四川已有刘湘逝世的谣言，而且蒋介石有意改造川局已经不是秘密。
1938年元旦，蒋介石确定了抗战的基本方略：“集中兵力，改造川黔，奠定基础，重新革命。”基于这一方略，他打算继续调川军出川，并确定新的四川军政人选，但希望能“和平处置”。1月13日，徐永昌与张群商谈和战问题，张群认为：“既不能战，即须求和，但敌人条件恐非我们所能堪。且共党方面、桂军方面反对必烈；若刘湘之反对，只他个人之势力地盘问题。”在张群看来，刘湘的地盘意识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其对和战的态度。次日，蒋介石再次考虑“鄂、川省府之主席”问题。
其时，刘湘宿疾肠胃病复发，于1937年底入住汉口万国医院。1938年1月7日，刘湘致信夫人：“或者危险时期已过矣。”这时，川中军政僚属均盼刘湘回川养病，但传言蒋介石对刘湘行动已有限制。1月14日后，刘湘病情出现反复。1月20日下午，蒋介石探访刘湘。晚上七点多，刘湘去世。
刘湘究竟是怎么死的，当时出现了各种说法。中共的材料说：“刘到汉口以不明情况而逝世。”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在刘湘去世当天说，刘湘是因韩复榘被捕后吓死的（详后）。刘湘夫人刘周书则宣称是“被蒋委员长毒死的”。1964年，曾是刘湘部下但后来又与他关系不好的范绍增回忆说，刘湘与韩复榘有勾结，当韩被抓之后，刘湘就被吓死了。稍后，曾任宋哲元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张樾亭回忆说，刘湘与韩复榘有勾结，当韩被抓之后，刘湘即被蒋派人毒死。黄应乾也回忆说，他当时听到很多传闻，其中之一就是刘湘是被特务毒死的。
据南昌行营别动队首领康泽回忆，他当时印象，刘湘的病“并不怎样严重”，因此他“多少有点怀疑”刘湘是在装病，“以便藉此回四川”。蒋介石曾告诉康泽，刘湘请求“回四川去疗养。我没有答应他。你要派人在医院附近监视，预防他秘密逃走”。后来，蒋特意叫何应钦把扣留并枪决韩复榘的事告诉刘湘，随后刘湘就吐血而亡。可见，关于刘湘死因，有病死、被毒死、被吓死等多种说法，以致美国学者柯白说：“刘湘之死的真象从来没有完全澄清过。”
不管刘湘之死的真相如何，上述说法的广泛流传，反映了蒋介石和刘湘之间互相猜忌颇深，刘湘嫡系潘文华就在成都公开讲：“死也不愿到前方去！”
然而，诸多中央军政要员却认为刘湘之死是国家之福。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自中央迁川，时闻刘湘不稳之传说，但观其出兵抗战，始则迟疑，继仅派六师（川共派十二师，余六师非刘湘系），川省军尚保有廿余万，且较精，绝非如广西之开诚相与，蜚语之来，盖亦有自。外传彼与韩复榘有默契，今韩以不努力抗战，被逮来汉，将予以军法审判，刘之不起，殆亦因此。中央当此抗战之际，西顾之忧，得以消除，亦幸事也。”
1938年1月21日，陈克文在日记中说：“四川军阀刘湘病死汉口万国医院。人人见面，都道是国家一件幸事，与山东军阀韩复榘最近之被扣留查办，一样的民心称快。刘湘病死偏在今年今日，在川兵参加作战之后，而又在军事政治重心之汉口，则亦可谓死得其时，死得其所矣。……鲁韩、川刘、湘何，素以雄视一方，不听中央命令称。今刘死，韩拘，何亦已离湘，中央统一之势，当更为巩固，惜已恨其过晚。”徐永昌也说，刘湘逝世即昭示我国“似已渐有生机”，这是“天不拟亡中国”之兆，吾人不可“自亡之”。
蒋介石于1月20日得到刘湘去世的消息后也说：“甫澄逝世，私情可痛，然从此四川得以统一于中央，抗战基础稳定，未始非国家之福。”23日，蒋又说，最近两星期以来，“有极重大之三事，一为拘办韩复榘，……二为严拒倭寇诱降条件，……三为刘湘逝世，四川得以完全统一于中央，抗战基础大定，此皆足以慑服倭寇转危为安之机也”。同年底，蒋介石反省一年来得失，认为“鲁韩受诛，川刘病毙”都是于国家有益的大事。
二、张群主川受阻与王缵绪继任省主席
1月22日，国民政府迅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同时，蒋有意撤销川康绥靖公署，让川军直接归中央管辖。蒋之所以选中张群，除了张是其盟弟外，张是四川人这一点也相当重要。因为自1935年中央势力入川以来，四川军人都是举着“川人治川”的旗帜来排拒中央势力。
但是，一般人对张群能否顺利出任、能否导川政入正轨颇有疑虑。1月22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政府抗战，将以川省为后方最重要之根据地。然川军、川政之不良，殆为各省之冠。川军数量之众，殆超过日军常备军总额（廿五师团约五十万人），而纪律器械均甚劣”；刘湘“病殁于汉口，政府决定以张岳军为川省政府主席。一般人对于川省前途，多杂忧虑与希望两感”。
果然，张群主川的消息引起刘湘嫡系的强烈反弹。23日，四川省保安处长王陵基首先通电反对。王氏系川军中的元老派，曾任清末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教官，刘湘、杨森等川军将领多出其门下，刘湘生前对王氏常执弟子礼。此时，王氏又为刘湘系统核心组织武德学友会的首领，且以保安处长身份代理川省保安司令一职，掌握二十多个保安团，不论资历、威望或实力，王氏皆自认为省主席和川康绥靖主任之职是其囊中之物。同一天，刘湘所部留驻后方的6个师长、5个旅长由许绍宗领衔联名致电何应钦、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对川省军、政人选提出主张，说：“日来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汉奸土匪，纷纷蠢动。……窃念贺主任国光、邓军长锡侯、刘军长文辉、王军长缵绪，皆夙为川中军民所欣戴，恳两公转达中央遴选分长全川军政，必能抚绥军团，安辑民众。”许绍宗等人提出的人选有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和王缵绪，而且是分掌军政，不能一人全揽。
同时武德学友会又在成、渝两地大造反张舆论，贴标语、散传单、发代电，举行游行示威，声势颇大。民众团体四川省抗敌后援会亦向全国发出通电，力陈：“川中军民无不拥护中枢抗战到底之主张，誓死反对屈辱妥协及亲日分子，应请选派素来主张彻底抗战且为川民仗仰之大员主持，国家前途，实深利赖。”该电影射曾经留学日本、长期主持对日交涉的张群是亲日派，不能主川。
刘湘嫡系的行动早就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月22日，蒋介石提醒自己：“四川统一后内部恐惧心应设法消弭。” 24日，《大公报》发表社评《今后的四川》，除肯定张群为主川的恰当人选外，特别强调今后的四川须“打开地方观念，铲除一切部落思想。要知四川不仅是国家的四川，并且是复兴国家的根据地。今后的四川一切建设，皆须针对国家全局，统筹并顾，而不应局限于省的单位”，意在为张群主川提供舆论支持。
随后，蒋又派顾祝同偕潘文华飞抵重庆，进行调停或试探由顾主川的可能性。但是，刘湘旧部极力反对顾祝同赴成都。王缵绪直接电顾挡驾，说：“四川治安及一切问题，概由绪等负责，勿劳过虑。我公以前线为重，勿须驾蓉。”顾祝同见环境恶劣，只好留驻重庆，另派贺国光等人赴蓉调解。
27日晚，蒋介石又为“川事费尽心力”，延至十一时始睡。次日，蒋决定对川方针仍以“和缓为主”，并“特发长电慰勉川中诸将领”，但告诫川军将领只有服从中央命令，中央才会有所安顿。同日，《大公报》又发表题为《再论川事》的社评，再次呼吁川中人士应放眼国家全局，打破地方观念，一致拥护政府。
29日，蒋在无奈之下只得决定暂由省府秘书长邓汉祥代行省主席职权，暂由钟体乾代行绥署职权。不过，蒋仍然没有改变让张群主川的初衷，而且有意让张群兼重庆行营主任一职，并打破惯例，在重庆组织四川省政府，以免新省府受四川军人的威胁。对此，王子壮评论说，刘湘旧部公然反对张群主川，以张为亲日派作藉口，“封建势力之鸱张，致中央不得不屈予迁就，……目前中央既不便撤销张群之命，以自损威信，尤不能听彼等将领之擅作主张，大势所趋，暂由现在之邓秘书长代行若干时，再图善后之策也”。
2月28日，蒋介石日记曰：“四川风潮已可平息，此乃心急之过，应戒之。”也就是说，刘湘逝世之后，蒋认为机不可失，必须乘机掌控四川政局，于是迅速任命张群继任省主席，不料刘湘嫡系强烈反弹，迁延一月之久仍不能解决，这时蒋才认识到处理此事太过操切了。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利用此次风潮到处散播谣言，妄说四川已经独立。2月26日，刘湘亲信张斯可专门在汉口发表谈话驳斥这种谣言。3月1日，刚从武汉参加完后方勤务会议返回成都的省民政厅长嵇祖佑也发表谈话予以斥责，并说“邓晋康总司令（即邓锡侯）在汉亦数度会晤。渠最近即将返川一行，中央请邓总司令继任川省府主席，邓氏表示如以本人主川政，则不愿回川，不若再上前线，其意志似甚坚决”。这表明蒋有意请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但邓锡侯部的主力已出川抗战，他知道自己在四川的军力薄弱，无法震慑刘湘旧部，所以力辞。
但蒋还是要借助邓锡侯的威望和势力来平衡刘湘旧部的势力，于是决定保留川康绥靖公署，由邓锡侯任主任。3月1日，该项任命正式发表。3月3日，邓氏飞返成都。
在此期间，刘湘嫡系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王陵基已不能掌控局势。蒋介石侍从室的资料显示，此时刘系部属已形成三派：王陵基、张斯可派；潘文华派；王缵绪派。“旋潘(文华）、王（缵绪）因失望而合作”，与王陵基、张斯可派对峙。王陵基支持邓锡侯主绥署，而潘文华、王缵绪反对。潘、王主张由他们二人掌川省实权，王陵基任保安司令，邓离川赴前线任战区司令长官。
面对四川乱局，蒋决定采取“均势与怀柔”政策。他首先从王陵基处着手，着力劝勉，实施笼络。恰好王陵基在潘文华、王缵绪攻击下，“减低欲望”，不再奢望出任省主席和绥靖主任，于是“态度渐趋缓和”。最终，王被任命为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领兵出川抗战。同时，蒋介石派潘文华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刘文辉兼重庆行营副主任；郭勋祺、郭昌明等师长升任军长，各人均官升一级，心满意足。
4月26日，行政院决定：派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派潘文华为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王子壮评论说，中央“将刘部之有实力之三军长潘、王、王于集团军总司令、省主席、绥靖主任分别支配，始获相当之满意”。这样，扰攘三个月的四川省府改组风潮得以基本平息。
7月30日，蒋介石决定“川主席以王缵绪真除，而以岳军主重庆行营，使得各能负责尽职”，如此“四川政治当可解决矣”。8月1日，行政院正式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
蒋介石之所以最终选中王缵绪，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缵绪是刘湘旧部中的“反对派”，“系中途投刘，其部队历经整编，实力全被宰割”，所以一定程度上对刘湘不满。同时，王缵绪早在1935年参加峨眉山军官训练团时，“即与中央方面挂上了钩，刘湘生前对他就已在加以防范”。而且，王缵绪为获得省主席的位置，也于1938年6月投靠复兴社，通过康泽获得了蒋介石认可。
三、其他军政势力觊觎省政
这次四川省府改组风潮和民元以来四川历次政争一样，都是各种派系参与其间，或联甲倒乙，或联乙倒丙，分合不定，变幻莫测。不仅刘湘旧部试图攫取省政，其他军政势力也觊觎着四川省主席位置，从而形成多方竞逐的局面。
第一位觊觎该职的重要人物是省府秘书长邓汉祥。刘湘出川时曾指定由邓汉祥代行省主席职权。蒋介石侍从室的调查资料表明，邓汉祥握有川省“政治实权”。中共的资料也显示：“省政府方面刘湘实际上支配不了，大权主力[要]在秘书长手里（他是政学系）。”
据记载，“核心社（即武德学友会——引者注）策动反对张群时，邓乃一面派省府职员黄功隆、黄伯殊、李仲扬等与取联络，一面密令中心社（邓汉祥为其首领——引者注）分子发动民众，组织宣传'中央’应慎重川省军政首长人选。旋更策动县训学员开会，通令各学员团结一致拥护其主省政。故自'中央’发表邓暂代省主席，各地专员、县长、视察员及区长等，拍发拥邓通电，纷至沓来，其意即欲在此动荡局面中，攫得主席地位”。也就是说邓汉祥一面与武德学友会联合一致反对张群主川，一面又通过各种途径想取得该职。但是，邓汉祥的言行颇遭王陵基、傅常、许绍宗、周成虎等刘湘嫡系之“嫉视”或“不满”。
其实，早在1937年7月川康整军会议前，邓汉祥到南京时，川中就“盛传邓私自活动主席一职，刘湘颇疑之，核心社激烈分子曾有主张杀邓者，刘湘之妻周书亦一度赴邓家滋闹”。据说刘湘在汉口住院期间，也曾考虑撤换邓汉祥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以傅常继任。因为“邓汉祥吃'两头望’（即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借地方力量，与国民党中央有所勾结；同时又挟此自重，且在川中各县布置与他有关的县训学生分任县、局长，以树党羽。刘对邓早已不满”。刘曾问亲信乔毅夫：“邓汉祥造得起反吗？”乔回答：“我们在后方尚有军队十余万，邓那几个学生敢造反吗？如有异图，我们请他到绥署优待起来（拘押之意），不就完事了吗!”刘湘死后不久，“绥署人物曾唆使刘夫人去打了省府代主席邓汉祥的耳光，平日呼邓汉祥为邓汉奸”。可见，双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
因为邓汉祥是贵州人，和何应钦关系较深，因此，“邓汉祥走何应钦的路线，企图继刘主持省政”。同时，邓汉祥又被认为是政学系的要员，和张群关系甚密，所以遭到四川军人的坚决反对。王缵绪于8月正式出任省主席后，就免去邓汉祥的省府秘书长一职。不过，他又被张群延揽为重庆行营第二厅厅长，以后还有重用。
第二位觊觎省主席位置的是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此前，刘文辉曾经占有大半个四川，且多年出任四川省主席。孙震回忆说：“川政在新调整之后，觊觎川政之人仍甚多，尤以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以以前曾多年奉中央命令兼任四川省主席名义，现在该军又未出川参加抗日，中央循文辉之意，留置该军于川康境内，因之刘氏对四川省主席一职尤为积极进取。”
刘文辉对此回忆说：“一九三八年春刘湘病故，蒋介石认为是拿下四川的大好机会，便马上向我们打出了两张牌：一是撤销川康绥靖公署；二是派张群继任四川省主席。……消息传来，引起了川康军政界的强烈反应，刘湘高级幕僚张斯可立即找我驻蓉代表段升阶，要我快从雅安到成都来筹商对策。时邓锡侯尚在前线抗战，我同潘文华和刘湘部下的其他几个将领会商，都认为这么一来，军权政权都给抓走了，四川就成了姓蒋的，没有我们的话说了，决不能答应。同时还估计到，正在全民抗战期间，蒋无力也不敢对四川用兵，只要我们一致反对，他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坚决反对下，蒋被迫改变了主意。”四川军人看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无力也不敢”对四川用兵，所以肆无忌惮地反对张群主川。最终，蒋不得不收回成命。可以说，四川军人确实有些私心自用，不顾抗敌大局，反而趁机维护一己私利。不过，蒋介石也操之过急，让四川军人觉得中央要“吃掉”四川，使地方势力无从立足，于是群起反对。
为安抚刘文辉，让他不再掺和川局，蒋介石也积极推进西康省的正式建立。其时，“恰逢王缵绪想当四川省主席，暗中活动甚力，为了取得刘文辉的支持，王许刘事成之后，决将雅安、西昌两个专区划交西康（刘湘生前拒绝划出），并在财政上给以补助”。1938年4月，刘文辉应召赴汉谒见蒋介石时，也向蒋提出要求，蒋见川局动荡，“恐刘文辉推波助澜，对刘所提有关建省要求，亦皆首肯”。因此，孕育多年的西康省终于在1939年元旦正式建立，刘文辉出任省主席，找到了一个新的立足点。
本来，蒋一度有意让邓锡侯出任省主席，可是邓却力辞。随后，蒋又属意贺国光主川。据载，“蒋集团以贺国光为四川军官速成同学，与潘（即潘文华——引者注）等关系密切，且在参谋团入川后与各方相处大体融洽，且何应钦支持甚力，刘、卢（即刘航琛、卢作孚——引者注）亦密为建议，蒋乃内定由贺国光主川政”。但同样遭到了四川军人的极力反对。贺国光也明确表示不愿趟浑水。几十年后，贺国光接受采访，还说：“余对于出主川政，不敢热衷，盖川事烦麻，川人地方观念重。”
另一位可能人选则是民初曾任四川省长、与刘湘关系甚深的张澜。张澜“在刘湘的系统下还占相当的地位，影响刘湘很大”。张澜和另一位四川耆宿邵从恩专门为此事在汉口征求潘文华亲信黄应乾的意见，黄应乾则说：“表老（张澜号表方）能返川主政，大家都很欢迎，就是军方通不过。”此议遂作罢。张澜随即主张四川军人出川抗日，呼吁张群早日上任。
然而，张澜此举却引发王缵绪的恶感，认为张澜有意阻挠他出长省政。结果，王上任将近一年时，就将张澜原部属、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鲜英撤职。荣昌县县长杜象谷是张澜的私人秘书，也被王缵绪加以贪污罪名，几被枪决。张澜也因王缵绪的压迫，由成都避居重庆。
此外，时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后来回忆说，在四川军人极力抵制张群后，孔祥熙曾要他代理省主席，刘航琛回答说：“刘甫澄先生刚死，就叫我去，我干得了；今天才叫我，我干不了哪！张岳军是被许多军人反对下来的，我现在拿他们如何办？王陵基与我要好，把他调出来打仗，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了，对于军人我更没有办法了，还是另外想办法吧！现在我是干不了的。”刘航琛与孔祥熙关系密切，经济上多有往来，或许孔祥熙希望由刘航琛主川后，更好地控制四川的经济事业。
由上可知，即使刘湘去世之后，军人依然在四川政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群、邓汉祥、张澜、刘航琛之所以不能出长省政，即因“军方通不过”，或没有军人“撑腰”；邓锡侯、刘文辉则是因为在川兵力无法胜过刘湘嫡系，也无法主川。不过，这次风潮又使得刘湘嫡系分裂，王缵绪迅速倒向中央，排挤、打压地方势力，引起潘文华的强烈不满，于是逐渐和刘文辉、邓锡侯等人联合起来进行“倒王运动”。
四、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武力驱逐王缵绪
在这次省府改组风潮中，虽然蒋介石成功策反、收服王缵绪，但其他一些地方军人却更加死心塌地反对中央的集权，双方之间互不信任的情形反而更加严重。
1938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有意将重庆的警备部扩大为卫戍部，由刘湘旧部、时任警备司令李根固出任卫戍司令，而由中央另选一人作副司令。但此举却被刘湘旧部视为中央侵夺地方权力，于是打算先发制人，加强对重庆的控制。2月25日，许绍宗即致函王陵基说：“'中央’将于3月29日临时代表大会中变更重庆各机构，以为攫取四川整个地盘之初步。为保持川省主权必须控制重庆咽喉，亟应（1）加强警备实力,……（2）应先发制人，借口拱卫中枢，将重庆现有之警备部扩大为卫戍部，附设一地方治安委员会，使重庆与江、巴两县联成一整个集团，借以抵制'中央’，组训民众，而加强保持此咽喉重地之力量，以免'中央’援京、汉先例在重庆增设卫戍司令部，高压一切。”许绍宗强调中央要“攫取四川整个地盘”，而川军须保住四川“主权”，这些用语充分说明川军的“地盘”意识根深蒂固。
八九月间，蒋介石正想方设法调川军出川，川军则费尽心机要留在四川。潘文华就“奇想天开”地要求中央让其所辖部队守御大巴山，军令部予以驳回后，潘文华竟借此说“中央不信任他”。可见双方对任何一件小事都从政治攻防的角度来考虑。
而且，这时川康滇地方实力派正在和日伪方面秘密接触。根据日方资料，龙云、刘文辉曾派人和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联系，表示正欲组成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联盟，发起和平运动；希望王克敏的伪政权给予谅解及声援，并与日方取得联络。1938年9月，汪集团人马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时，梅思平告诉日本人：“和平运动必须由汪（精卫）先生领导。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
10月23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陈公博向周佛海谈四川、云南情形，认为今后的抗战形势“恐不容乐观”。11月7日，汪精卫向国民党党政军要员报告外交内政各项不良消息，其中之一就是“四川军人邓锡侯、王缵绪等电参政会，因广东之失，深感地方维持非常重要。四川为后方重镇，尤应多配兵力，以资维持”。邓、王言外之意，就是四川不欲再出兵。而汪精卫在报告之余，“深露悲观之态度”。王子壮认为四川“军人似深受保境安民之毒，于此抗战紧急致有此无形之流露也”，他判断：“于此情形，深知内外之艰难也。” 11月16日，张群又致电徐永昌说，川军将领要求：“一、前令其再调四师出川事，暂停止；二、另成立数个师，饷由中央担任。”也就是说，川军不但不继续出兵，反而要中央出钱让他们增加军队。
另一方面，王缵绪获任省主席之后，主要策略就是大量撤换地方人员，安排亲中央的特别是复兴社的人出任一些重要职位，从而损害了其他地方势力的利益。王缵绪先是逼省财政厅长刘航琛辞职，接着撤换了掌握“全川县政人员”的邓汉祥，改由平民教育派的陈筑山出任省府秘书长；又将民政厅长嵇祖佑撤职，改由陈果夫推荐的CC系骨干胡次威继任。教育厅长也改由CC系、四川安岳人杨廉继任。
同时，王缵绪又想大批撤换县市长，却遭到地方势力的强力抵制。本来，在刘湘时代，“由县长起到保甲长止，共办了十八种训练班（如县政人员训练班、财政人员训练班……等）”，全川县政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是这些人在当事，他们“都不赞成张群入川，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饭碗会成问题的”。他们“以饭碗为中心”组成各种同学会，“系统很严谨”。新任民政厅长胡次威“带了沦陷区县政人员二百多到重庆，准备安顿。教育厅长杨廉带了沦陷区中学以上各教职员三千余人（皆C．C．）到渝，准备在全川教育界陆续安插”，却听说事情“颇不易办”，只好“个别设法安顿”。
不过，不管地方人士如何抵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势力仍在逐步深入、慢慢扩大。1939年3月，另一CC系骨干、四川人郭有守接任教育厅长后，“继续把省立各学校和主要私立校、县立学校校长一律换成C．C．分子”。同时，不少复兴社人员也逐渐被王缵绪任命为专员或县长，中共就说：“王缵绪主川后，复兴社特务队大批的在王缵绪的政权支持下布置起来了。”
如前所述，“饭碗”是地方势力非常关心的核心问题，中共川康特委也发现：“地方势力与中央仍有摩擦，但地方势力仅力图自保现有机关地盘，在政治上表示消极，不问后方群众运动。”“绥署邓方公开讲绥署保存是维持刘、邓干部饭碗问题，除此之外，不问其他。”因此，王缵绪不断砸地方势力的饭碗，不能不引起地方势力的反弹。
此外，王缵绪代理主席之后，曾和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邓汉祥等人一起商量“如何把持川康、保持实力，如何表面拥蒋、暗中多方防制，使蒋对川康无从下手”。他们还和龙云一起签订川、滇、康合作协议，明确规定“三省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要实行合作”。但不久王缵绪就向蒋告了密，出卖了川康滇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为此特致电龙云，谓川情复杂，盼他不要干预。
刘文辉也回忆说，“王缵绪平日之为人，利欲熏心，反复无常”，四川军人“怕他出卖地方倒向蒋那一边去，乃将省主席职位给他，使之安心跟着我们走。谁知此人本性难移，一经与蒋挂钩即被收买，把我们的反蒋内幕通通向蒋告密；任省主席后的所行所为，又复处处与我们对立，充当蒋介石在四川的代理人。我们当然不能容忍。”戴笠呈给蒋介石的情报也指出，王“大委私人，布置势力”，意图削弱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等的势力，因而引起川省军政高层多数人的不满，邓、潘等人于是对王的施政多方掣肘。
由于潘、邓、刘的多方抵制，王缵绪的施政效果并不理想。恰在此时，蒋介石对川政现状也越来越不满意，想撤换王缵绪，按照自己的规划来建设四川。
1938年12月蒋到重庆后，更加关注四川问题，更想掌控四川局势。从1939年开始，蒋日记中关于四川问题的记载比比皆是，而且巨细无遗，即使一个县的科长贪污而没有被惩办都会引起他的注意。1939年3月4日，蒋对徐永昌说：“中央放弃武汉迁移重庆后，则抗战时期愈长愈好；以短期内如果和平，则中央对内对外皆不及准备与布置；若中央掌握四川，果能建设进步，则统一御侮更有把握矣。”王世杰也认为，如今刘湘去世，大部分川军已出川，正是整理川局的“最好时机”。
当时，蒋正在积极筹划以紧邻重庆的巴县和江北县为自治试验县，践行地方自治，加强后方建设。他认为：“积极整顿四川，统一西南，巩固后方，为今日惟一之要务，犹未着手也，应于四川实行地方自治。”他制订的6月“大事预定表”中就赫然出现了“川黔主席与地方自治之筹备”一项。6月10日，在下星期“预定课目”中又列出“川黔主席与地方自治”一项。7月的“大事预定表”中列出了三项：“对西南统制之准备与建设计划”；“地方自治之督促”；“建设四川、西康之整个计划”。也就是说，蒋要积极建设川康，并统制川康滇黔，而地方自治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为了做到这些，蒋打算撤掉王缵绪。
1939年8月10日，潘文华系的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四师长，邓锡侯系的谢德堪、杨晒轩二师长，刘文辉系的刘元瑭师长联名发出反王通电，并调动军队进逼成都，武力驱逐王缵绪。川军各派还向王缵绪提出了三个主要条件：“一、禁烟问题须依彼等主持（卖烟者皆各军主要人物）；二、川省一半县缺须由彼等支配；三、保安费一半须由彼等支配。”这充分说明四川军人想掌控县长任命权，并保住自己的财路。
此事爆发后，引发诸多反应，四川局势再一次陷入动荡之中。中共川康特委报告显示：“事件发生后，双方均已[以]勾结汪派互相攻讦，汪派暗藏分子必然在暗中利用此事挑拨离间，企图捣乱抗战后方，破坏国内团结是毫无疑问的。”同时，日本人也企图借机搬弄是非，破坏团结。王子壮就记载：敌机“投下传单，意图离间。尤于成都掷下不少”；敌机轰炸意在“灭我空军，造成恐怖之世界，其尤狠者，乃挑拨四川民众之感情，使彼感觉因中央移此而遭受灾害。今日川省虽僻陋，似亦不至再上其圈套。敌人鉴于川省武人之封建（前月有七师长反对王缵绪主席，……）深欲有所利用耳。国家危亡至此，而一切活动，纯为私利，诚不知四川军人是何居心也”！
五、蒋介石亲主川政
驱王运动引发蒋介石对川局的极大担忧。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蒋就说：“四川军阀又要争夺私利，目无中央，目无外患，痛愤无已。此为内乱、内讧，虽为川事，实最严重”；“外患至此，尚有军阀如此作恶，愚鲁无识之徒，不可以包容也”。第三天，蒋又说，“四川王潘斗争”等事“使此心惶惶无主”。
四川军人反对王缵绪主川，也“获得了四川绅士们（张澜、邵从恩、梁叔子等）的赞成”。8月12日，蒋介石设宴招待国民参政会川康视察团参政员时，张澜“即席请蒋先生迅速撤王”，蒋回应说“已派贺国光、何成浚前往成都处理”。
8月13日，蒋日记曰：“川事决自兼代。”17日，蒋决定“川将领应先晓以是非利害而以诚感之，对于王之是非优劣自当秉公查明，以明赏罚，并可诉之公论民情”，决不能因少数军人之喜怒而撤换大员。19日，蒋又说：“最近不如意事尤以成都各师长反对王主席最为痛心。惟终能动性忍心，再以逆来顺受之道处之，以求不致溃决则幸矣。”这说明蒋在处理此次风波时颇感为难，如果撤王，则有向反王军人屈服的嫌疑，坏了纲纪，堕了威信；如果不撤王，局势又有可能“溃决”。8月下旬，在中央的干预下，驱王运动暂告平息，对峙双方并未兵戎相见。但正如蒋介石所说：“四川纠纷虽熄，然而其事未了也”。
9月13日，蒋召见邓、潘、王等，当晚在日记中写到：“下午见共党代表5人，国社党代表8人，军阀、政客、共党同日会见，实使心神疲惫，加之外交复杂，参政会辩难要求，川局不定，而汪倭乱华犹为小焉者也，若非上帝赐力，盍克任此繁剧。”值得注意的是，蒋此时已把川局不宁看得比日本乱华还严重，说明他此时更加注重经营四川，而把对日作战作为长期的持久的事情，还不那么急。
稍后，蒋召见在前线作战的刘湘嫡系唐式遵的代表，“嘱其转告唐总司令，四川省主席现由委座自兼，将来谁作战有功，即交谁主持”。唐纵认为这是“一方面鼓励唐抗战，以示留以酬功之意；一方面委座兼任，以杜后方军人觊觎政治之门。别是非，明曲直，无有出其右者。委座此种处置，诚令人赞佩无既也”。这透露出蒋有意督促在前线的四川军人戮力杀敌，并以省主席一职作为奖赏或诱饵；而且，蒋兼理川政的真意就是不让留守后方且手握重兵的四川军人掌控政治。
可是，蒋对于今后的川局仍然没有把握。9月16日，他在日记中说：“常以川事为念，此种遗毒不除，川无宁日矣”；“川事复杂不定，殊为可虑，此乃为一切问题中之根本，故外交无论如何吃紧，仍以此为念也”。
此时，邓、潘、刘方面就提出由邓、潘二人之一主川，但蒋不同意。蒋又试探过张群主川的可能性，同样被四川军人给顶回去。刘文辉就说：“一九三九年，蒋又旧事重提，要张群继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我们再给顶回去，蒋无可奈何，只有亲自来兼领。”蒋则坚决表示，行政院“院长我可不做，四川省主席不能不兼”。9月19日晚，蒋下发手谕，立刻改组川省政府，亲自兼理省主席，令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战。
10月7日上午，蒋正式接任川省主席。当天，蒋在日记中说：“兼理川政如期视事，此为基本安危之关键，从此抗战建国为基业，只要能勤慎努力则大定矣。”同一天，顾颉刚在日记中写到：“今日为蒋委员长就代理四川省主席职，从此四川确立中央势力，亦抗战中一收获也。”这说明在一些人眼中，直到1939年10月蒋兼任四川省主席，中央势力才在四川站稳了脚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蒋兼任省主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可是，蒋的很多重要幕僚都不同意他兼任川省主席。在蒋介石发出命令的当晚，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很不以为然”，专门跑去和孔祥熙“谈了一回”，却无法改变这一决定。徐永昌也说：“川将领之无理驱王，置之不理最善，以有功者代之亦可，而蒋先生自己决定兼代，乃策之最下者。”张治中也说：“当蒋要兼理四川省主席时，我们都不赞成，而蒋仍然兼了。我们都不了解：为什么蒋一定要自兼四川省主席呢？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损失威信。我曾经当面进过，蒋的答复是：'因为没有人。’……但是我们总觉得，蒋兼理四川省政是不必的，有机会就进言：'为什么还要兼？’”后来，“大概蒋意识到我们共同反对他兼主川政的态度了”，所以就辞了。
事实上，蒋在兼理川政一年中只到成都两次，主要是由省府秘书长贺国光秉承其意旨处理各方事务，但中央却借机“进一步掌握四川政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来了一个整个计划，加紧其四川中央化的工作”。最重要的当然是人事布局。“中央进攻地方特点，主要在集中力量开始全面地夺取地方政权，自省府各厅以至各县”。蒋之所以撤换县市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新县制，践行地方自治。可是，地方势力却把这些举措看作对自己权力的压制和剥夺，因而暗中抵制。地方势力发动《新新新闻》等报纸对新县制予以大肆批评，“从干部不够、经费增多、人民痛苦不堪各方面提出反对意见，亦有绅士著成短论发表，而大绅士名流则默不一言，只在省参议会中省预算坚不通过,……斗争颇为激烈”。
由于四川军人的多方掣肘，蒋介石治理川政的效果并不理想。1940年2月15日，中间党派要角李璜、黄炎培等人就认为四川“政治系统紊乱”；剿匪、禁烟“尚有好趋向”，兵役“最未有好办法”；“廿九年度预算由七千余万骤增至一万万，因各部竞事扩充，而无人肯加裁制”；新县制也有问题。鉴此，蒋介石不得不让张群来主川，以分担重任。
六、蒋介石终释重负与张群继主川政
1939年10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余理川政，滇省以成都兵变，中央人员被捕之谣甚炽，其幸灾乐祸与嫉妒恐惧之念昭然若揭，外患至此，而内忧如彼，可痛也乎，抗战期间，军阀如此，可谓毫无心肝，其与汪奸相差无几矣。”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蒋接任川省主席时，云南居然盛传“成都兵变”和“中央人员被捕”，意思是说四川军人效仿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等人，而云南对此是“幸灾乐祸”的。
10月18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到：“四川省政府之风潮，近虽因蒋先生自兼省主席稍见缓和，然无知自私之四川旧军人仍图挣扎。蒋先生昨自成都返渝，似仍未能解决一切。”果然，11月16日，蒋就发现“川政、滇情与共党三事仍在酝酿之中”。11月30日，他又说：“川中驻军态度不良，然以静处之，不□□定也。”
12月12日，蒋日记曰：“本日为双十二，在华清池蒙难第三周年纪念日，不胜惶恐之至。昨日以川滇政客与军阀有纵横捭阖之酝酿，而桂白对反攻南宁之部署自用私心不肯遵令处置，新疆盛世才有扣留贺耀祖之消息，国内军阀之恶劣，毫无国家观念。……思之痛楚，无以复加，终夜不得安寐。” 12月16日，蒋又说：“川事酝酿，不可不注意也。”
此时，四川谣传省府秘书长贺国光被刺。蒋也获得情报，说潘文华在贺国光上台后，对其所介绍之人未能任用，大为不满，决定加强“反贺运动”；川军且有“四川省主席请由川人任之”的主张。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罗世文也向南方局领导报告：“近来成都重庆之间不时双方互传一些很离奇的谣言——如新年岁首时重庆曾一度盛传川省府实际负责人被刺或被扣之消息，以及前日此间又一度传陈辞修在昆明被扣与中央宪兵被滇龙解除武装。”值得注意的是，四川和云南同时盛传中央大员在当地被扣或被刺，或者中央军队被地方军队解除武装，说明此时四川和云南反中央的情绪非常高，气氛非常紧张；四川军人和龙云正协力对抗中央。
四川军人的这种跋扈与异动，蒋介石绝对不能容忍。蒋之所以亲兼川政，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在重庆的中央政府不受川军威胁。正如唐纵对郑锡麟所说：“委座希望安定四川，以巩固抗战策源地。苟七师长能出川抗战，无论主席也好，厅长也好，中央自愿畀予川人，因中央政权不受威胁也。”所以蒋很快就决定，对驻扎在川南地区、且反中央最烈的周成虎和刘树成（刘湘堂弟）二人采取措施，他认为“只要泸州稳定，则全局亦安矣”。
1940年1月13日，蒋即在“指示川南之布置”。随后，“中央武力沿成渝路逐渐西侵，曾到简阳；川南到达泸州，企图完成成渝、川陕线军事布置，分割潘、邓间以及潘与刘树成、周成虎间军事联络。在西康C．C．周学昌等利用省党部活动，破坏刘文辉信仰，说刘是亲汪派。在川陕鄂边区政治部，积极破坏潘文华与民众间关系，说潘要逮捕救亡学生。调训刘树成、周成虎师长及其干部”。
蒋之所以同时针对刘文辉，是因为西康地区刚刚发生甘孜事变，即中央支持的班禅行辕和刘文辉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导致蒋刘之间的关系一下子上升到非常紧张的状态。1月31日，蒋就在密切注意“刘文辉解散中央新兵力”一事。2月3日，蒋又说：“刘文辉态度与行动出乎意外之恶劣。”即刘文辉正在强硬地拔除西康地区的中央军力，免除中央对自己的威胁。3月31日，叶圣陶听说“西康有康滇军队协力缴中央军军械事”后，说：“此等消息皆报纸所不载，而言者甚众，或诚有之，皆政治犹未能明朗之征，前途之隐忧也。”
与此同时，蒋还认为周成虎、刘树成、刘文辉等人与中共有密切联系，而这绝对不是他所乐见的。2月16日，蒋特意让贺国光“嘱潘文华转告刘树成，切勿与共党接近”。3月15日，蒋又在日记中说：“泸州周成虎师、乐山刘树成师已为共党企图之目标”；“康刘已入共党之包围中乎？后方各地情形与军阀心理之恶险，殊堪注意，然有备乃可无患矣”。
4月21日下午，蒋由渝飞蓉处理四川省政。谁知蒋“一到蓉城，谣言四起，不曰邓晋康将长某战区，即曰潘文华将任某省主席，或曰，某师长反对出兵，正宜团结保存实力，各种谣言不一而足”。即蒋可能把邓锡侯、潘文华调出川，而川军反对出川，以免被中央借机“消灭”。蒋又注意到“四川省政府基础不固，预算亦未确定，当努力以求进步”。所谓预算就是指为推行新县制所拟定的预算，结果在省参议会中被四川绅耆阻挠，不能通过。稍后，蒋成功地将成都、重庆的警察局长调换了。这在蒋看来是一件大喜事，因为它标志着中央“在成都政治之威信又进一步，川政基础渐稳矣”。
但蒋很快又消极了，5月初他就说：“川政几乎无法可施也，奈何？”“四川习俗环境太劣，政治复杂，顾忌太多，如何使之改革上进，思之痛苦，艰难甚于抗战也。”5月7日，翁文灏在日记中写道：“闻邓、潘、刘曾集议，不愿蒋兼川省主席而愿还政川人。可叹。”这些清楚地说明蒋虽然亲主川政，但四川政治仍然没有多少好转的迹象，四川军人仍然多方掣肘中央。
7月15日，蒋介石与各军政要员研究如何巩固云南与四川，对滇，都主张增兵；对川，张治中主张将四川分为几省，或者“滕部与川阀，以杜其反侧”，也就是说要派兵防止四川军人兵变或叛乱。
蒋则在采取措施试图分化四川军人。1940年8月，“蒋为挑拨四川内部团结，以省主席时而诱潘，时而诱邓，弄得邓、潘时合时离。最近又以调川军出川抗战，调胡宗南军入川来威胁邓、潘，邓、潘等知省政无望，乃进而团结，……邓、潘、刘并与龙云有往来，企图造成西南地[方]川滇康大团结。最近蒋出兵二十余万到云南，也许会促成这个团结。”蒋与四川军人互相攻防的结果是“地方与中央势力演成势不两立的严重现象”，周成虎、刘树成、彭焕章几个师长甚至说：“不将中央力量打击出去，就有亡川之苦痛，我们受不了压迫，干吧！”如此激烈的话语足以表明双方矛盾是越来越深了。
11月3日，蒋听说“川局不安之极，一笑置之”。虽然如此，蒋仍在密切注意“川局小军阀不安”及其“与康刘勾结”。这里所说的小军阀就是周成虎、刘树成二人。11月4日，中央截获周成虎给潘文华的秘密报告，说其“根据最近情报，中央有向该军压迫之势，主张该师退驻宜宾，请潘邓刘切实合作，并请打通云南关系，组织社会团体”。11月7日，王世杰记载：“四川军人(刘湘旧部)为固位计，近来有异谋，已为中央发觉。”同一天，蒋感叹说：“本日无雨气冷，心神顿起萧条凄怆之象，为近来所未有之景气。四川军阀之无知自扰，与粮价之高涨不已，亦足使精神之不安也，此种不生不死之环境与局势，令人郁闷无已。”可见四川军人的异动深深地烦扰着蒋介石。
稍后，蒋又说：“三星期以来无日不准备赴蓉整理省政，始之外交重要，继以敌机乱袭，卒以周成虎师长图谋不轨之阴谋发现，决心中止。如果此次急猝赴蓉，或以余性急心燥，致生祸乱，亦未可知。”此处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10月中旬以来蒋“无日不准备”到成都整理省政，说明蒋觉得四川省政已到不得不整顿的时候。二是周成虎等人打算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准备仿西安事变，趁蒋到成都时扣押他。蒋听到这个消息，随即取消了赴蓉行程。
11月上旬，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在成都召开第一次大会，会议由张群代蒋介石主持。张群利用此机会“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连日进行政治交易，为自己执掌川政铺路搭桥”，而刘、邓、潘等人“已清楚看到蒋介石绝不会让川政再落入川康将领手中，而蒋介石兼理川政，又使刘、邓等深为不安，因而在与张取得默契后便一致向张表示推戴”。于是，11月13日，行政院通过决议，张群兼理四川省主席，同时兼任成都行辕主任，意在使张群掌握成都的中央军，以镇慑四川军人。对此，蒋评论道：“川省主席问题顺利解决，此为三年来不了之大问题，能获得如此结果，实如释重负，故此为最乐之一事也。”
1941年1月，蒋介石总结上一年的工作，得出结论：“去年一年中之抗战形势，在前十个月，无论军事、外交、财政、金融、经济、交通、物价、粮食以及中共、滇龙、川局皆处于最危急之境地”；四川军队如果真的和中央军发生冲突，足以“召分裂之祸”，这是抗战中的中国绝对无法承受的。还好，张群终于主川，承担起掌控川局的重任，这让蒋大大松了一口气。
不过，张群主川之后，川军对中央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解除，特别是周成虎、刘树成仍然坚持反中央。因此，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蒋仍然时时为处理川局犯难。
结语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采取各种非常措施，愈来愈迫切、强势地介入四川，以整合、摄取各种地方资源。地方势力却因为很多既得利益被剥夺，因此对中央政府越来越不满，与之展开了一系列明争暗斗，使得四川政潮迭起，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大后方的稳定，削弱了抗战力量，影响了抗战大局。
四川军人“地方观念甚深”，他们总是试图维护一己私利，明里暗里地抵制中央政府的各种集权措施，在此国家危亡的非常时期，在道义上处于下风，在实力上也处于劣势。不过，他们持续不断的抗争也反映其利益诉求有一定的合理性。
中央政府虽然占有道义上的优势，但也须适当照顾地方势力的利益；否则，中央政府的稳定将受到威胁。1943年6月，陈克文就注意到：“半年来四川的残余军阀，仍不断的假借粮食和其他问题，鼓动反对中央的风潮，鄂西大捷以前形势尤为恶劣”，“鄂西大捷之后风潮虽稍见和缓，反对粮食征实数额，仍未稍戢”。1944年12月，贵州独山失陷后，重庆受到直接威胁，四川军人再次公开提出“川人治川”的要求，但蒋坚持“非张主席更不行”。此后，局势逐渐缓解，直到抗战胜利。
另一方面，自国民政府迁川以后，“各种人物都挤到四川，四川情况为历史上所未有的复杂”；“各党各派皆到四川做中心地带以谋发展”；“大家都想到川康来找出路，想在川康打下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面繁荣滋长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政治势力都在拉拢或争取四川军人，使得四川的政治状况异常复杂，也使得四川军人在大后方“有举足重轻之势”。
因此，抗战时期的四川政局关乎中央政府的安危，关乎民族救亡图存之成败；而持续不断的川政风潮，影响了抗战大业的方方面面，也充分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揭示了抗战历史的复杂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