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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的普遍性告诉我们，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即每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这是《矛盾论》中的原话，矛盾的普遍性总结一句话，简单来讲就是，矛盾推动着一切事物的发展，而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皆有矛盾。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明朝永乐时期，我国还是世界上国力强盛排的上号的国家。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拉开了近代丧权辱国的历史大幕。 何以在百年间，一国之国力发生如此之大的改变？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国外的情况。国外西方各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逐渐强大起来的，而工业革命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大航海时代。 起源是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具体没记错的话是葡萄牙，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为什么要出去搞航海呢？因为陆地上去往东方的道路被一个新兴起的帝国截住了，过往要交高额的过路费。 这边的生路断了，国家又贫又弱，地方也小，不折腾折腾实在过不下去了。既然，陆地上走不通，那就只能走海路去东方。由此，才逐渐发展为大航海时代。 此所谓，生于忧患。 回头再来看看，到了清朝，天朝上国的观念在清朝皇帝的头脑中已经很是深入了，天朝上国，物产丰富，皆可自给，其他国家皆为蛮夷之邦，蕞尔小邦。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统治者自然不会谋求发展，同时对外国先进的技术和器物熟视无睹，以为不过奇淫技巧。 所以，当1840年，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腐朽清朝统治下的国门时，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而历史上西方并非未曾想与中国交好，只不过被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拒绝了。 此所谓，死于安乐。 短短百年间，国力由盛而衰，是忧患意识与安乐意识的转变所导致。 清朝的统治者自认天朝上国，没有奋发图强、励精图治的思想矛盾，就不会带来国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全面输给西方列强。 这是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的特殊性告诉我们，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即不同本质的矛盾，要用不同本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矛盾的特殊性提醒我们要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即纸上谈兵和马谡失街亭，经验主义即故步自封，为历史经验所束缚而不知与时俱进。 在《矛盾论》中毛主席举例，“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办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 五次反围剿，前四次成功，第五次失败，成功之所以成功，失败之所以失败，就全在这个矛盾特殊性的处理方式上。不同的战争场景需要用不同的战略战术去制敌。 以我最近在搞的高效会议专项为例，在此之前已经搞过两次高效会议改革，提出了一些措施和手段，但是均为成功。 此次的高效会议改革已算是第三次，这次能把前两次的措施手段拿过来修修改改直接用吗？显然是不能的。 前两次高效会议改革专项，与第三次时隔两年，时过境迁，很多方面已经出现了变化，如果不经分析直接套用往前措施，必定会水土不服。 因此，需要分析当前的形势如何，各方面条件是否具备，再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 矛盾的特殊性，简而言之总结一句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再往下，就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矛盾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抓住主要的矛盾。 仍以高效会议为例，一个组织要是想实现高效会议，首要必须要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使得高效会议有可能实现？ 这个首要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主要矛盾，在高效会议改革这个案例里，主要矛盾就是领导文化驱动。 如果领导层不首先实现高效会议并长期贯彻形成会议文化，在全员推广也无济于事。因为，企业文化的形成源头就在领导层，就在最高领导人。 因此，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是最高领导人文化会议的塑造。次要方面是高管群体的会议文化塑造。 所以，在高效会议改革举措里，第一条就是抓领导层，抓EMT会议和ST会议这两大场景，抓最高领导人，抓高管，抓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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