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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夫人杨绛写过一本薄薄的小书《丙午丁未年记事》，写的是在信阳“五七干校”工作劳动时期的故事。老太太一定读过《容斋随笔》，《容斋随笔》五笔： “丙午、丁未之岁，中国遇此辄有变故，非祸生于内，则夷狄外侮。三代远矣，姑摭汉以来言之。……靖康丙午，都城受围，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总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灾，又惨于丙午，昭昭天象，见于运行，非人力之所能为也。” 大概意思是说：天干地支纪年的中国，每逢丙午、丁未年，一定会遇到重大的变故。从汉高祖刘邦去世的那一年（公元前195年，农历丙午年），一直到北宋的靖康二年（1127年，农历丁未年），这1300年间，中国每逢丙午丁未，都发生了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容斋随笔》的作者总结了这1300年间发生的18件大事，他说：在每六十年一遇的丙午丁未年里，如果事故发生在丁未年，又比丙午年的更加惨烈。 《容斋随笔》的作者，只进行了统计，但是并没有讲原因，他归因于天象，认为是因为天象运行，影响到了人间的事变。《容斋随笔》成书之后大概40年，1240年，南宋太学生柴望对“丙午丁未”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写了《丙丁龟鉴》，上书朝廷。他总结了秦昭襄王嬴氏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到后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年（947年），共计1200年的时间。干支为丙午、丁未的年份发生的“国之大事”。很难看到柴望上书的原文，现在留存的《丙丁龟鉴》，明代天一阁本。这个版本只署名： “衢州孝廉七世孙中书省奏名臣柴望上进” 正文讲述了逢“丙午丁未”发生的历史故事。柴望的陈述比较无趣，每件历史事件之后不忘加上“臣望谨按”的批语。细读都是儒家“政治正确”的历史观，并谈不上有多高明。不过这不是关键，柴望上书的时间才是关键。历史记载： 淳祐六年，岁在丙午，正旦日食，望因上此书，逮下诏狱 。 淳祐六年即1246年，当年正是丙午。日食是一个敏感的天象，柴望挑选这个日子上书，明摆着是有所讽喻。他的微言大义，没有被听进去。这时候离元军攻破临安还有30多年。柴望并没有什么拯救时代的神通，仅仅依靠天象提意见，是解决不了时代的问题的。 柴望的遗憾，被陶宗仪看在眼里。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就剩下神道设教了。他在《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六写：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内附。民间盛传武当山真武降笔，书长短句曰《西江月》者，锓刻于梓，黄纸模印，贴壁间。辞曰： 九九乾坤已定，清明节侯花开。 米田天下乱如麻，只待龙蛇继马， 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 当初指望作生涯，死在西江月下。 龙蛇继马，是“丙午丁未”的另一种说法。这已经是明朝统一全国了。天一阁本《丙丁龟鉴》到了清代重印，有一段序言： 考阳九、百六、元二之说，自汉以来即有之，丙丁之说则倡於望（柴望）。元人续录序引阴阳家之言曰，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又曰，丙禄在巳，午为刃煞，丁禄居午，未为刃煞，其术纯用术数家言，不出经典。 这个总结明显没有读过洪迈《容斋随笔》，而且机械以干支的生克来解释“丙午丁未”的现象，不但昧于易理，也完全不懂天文谶纬之学，并不高明。清末的龚自珍《百字令》： 深情似海，问相逢初度②，是何年纪？依约而今还记取③，不是前生夙世④。放学花前，题诗石上，春水园亭里。逢君一笑，人间无此欢喜⑤。 无奈苍狗看云⑥，红羊数劫⑦，惘惘休提起！客气渐多真气少⑧，汩没心灵何已⑨？千古声名，百年担负，事事违初意。心头阁住⑩，儿时那种情味。 丙丁属于火，午为马，未为羊。丙午丁未，有时候也叫“赤马红羊”之劫。年轻的词人见识，已经直逼哲人了，“客气渐多真气少”，才是“红羊劫”起来的原因。正如北宋邵雍的诗： 天意无它只自然，自然之外更无天。 不欺谁怕居暗室，绝利须求在一源。 未吃力时犹有说，到收功处更何言。 圣人能事人难继，无价明珠正在渊。 十分的力量做三分的事业，不求全功，不贪天功，自然无事。 据杨绛说，《管锥编》是干校之后动笔的。人心浮动之际，钱钟书老先生大概看到了保存传统文化的必要性，他的才力只够写断朝烂报一般的《管锥编》。十年之后，这一波“丙午丁未”的重要发动者垂垂老矣，他居然想起来去看《容斋随笔》。正应了那一句诗： 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 这一年，离洪迈写《容斋随笔》的那一个“丙午丁未年”，已经八百年了。下一个“丙午丁未”，还在六十年之后的202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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