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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的教训①：第一点、明亡于税政。 明亡，亡于财政。具体地说，明亡主要是亡于税政。张居正曾经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所谓万历中兴，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钧）实录》说张居正：'受顾命于主少国疑之际，遂居首辅，手揽大政，劝上力守祖宗法度，上亦悉心听纳。十年内海寓肃清，四夷奢服，太仓栗可支数年，同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询经济之才也'。梳理张居正改革，虽然内容十分繁杂，焦点却始终不离税政。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并，按亩征银，虽然没有彻底贯彻，但纳税土地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使政府的财政情况大为改善。 《明神宗实录》上说，'太仓粟可支数年，同寺积金至四百余万'，那就是张居正税政改革的成果。张居正税政改革获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内忧外患，出现中兴气象。 张居正的税政改革，就内容而言，是调整明朝社会的二次分配结构。其现实的目的，是要强化中央集权，以处理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张居正很清楚，他的税政改革遏制了土地兼并（缓解了一次分配问题），也间接维护了百姓利益。张居正变法，将针对劳动者的'丁税'，过渡到针对资产持有的'亩税'，不仅仅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贫富的作用。 尤为重要的是，可以抑制恶性发展的土地兼并，可以阻止佃农的农奴化。但是，非常遗憾，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没有能够深化为国家财政的制度建设，更加法进化为国家政治制度改良的成果。不能制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续性。 最后，随着张居正过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张居正的税政改革竟被曲解为'劝上力守祖宗法度'，而没有延伸为神宗本人的制度创新。令人惊讶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张居正改革对皇族及国家的重大意义，神宗本人并不认为张居正的税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 暗昧的神宗为宵小裹挟，远近不分是非颠倒，不仅否定了老诚谋国的张居正，竟然连为明朝续命的税政改革一同废弃了。张居正留下的那一点点制度红利，哪里经得起皇子皇孙们的瞎折腾。 张居正死后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后一个皇上崇祯（朱由检）在煤山（景山）自缢身亡。 神宗的经济政策复辟，明确阻绝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这毋庸置疑是一次历史性的大倒退。神宗亲自灭绝了自己子孙的未来，也根除了种花家开始现代化的历史契机。神宗们鞭尸张居正的影响十分恶劣，以致于张居正身后四百年，种花家税政几乎了无寸进。 甚至，时至今日，种花家都无法建立基于资产和资本课税的正规的赋税制度。 如果，在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的明代，因应摊丁入亩而延伸出产权观念，因应产权而产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税法，因应现代税法的产权确认而形成商业信用，因应税政而建立完整的宪政，那么，种花家提前四百年进入现代化也未尝不可。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每读明史，都让人扼腕痛惜。 （节选自卢师《明亡的教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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