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 杨岘 隶书“易林语录”四条屏

杨岘这件隶书“易林语录”四条屏（如图）是庚午年（1870年）所作，其时年52岁，正值壮年，此件隶书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体势修长。汉隶大多以扁平、方正、规整为主，笔意凝重而静穆。这件隶书结构空间规整，甚至可以看到伊秉绶那种带有装饰意味的规整，使得整体给人端庄的审美效果。但是在方正、扁平的隶书常态上，杨岘一反常规，把体势拉长，这也许和他早期学《石门颂》有一定关系。杨岘的隶书用笔更多地带有《曹全碑》《礼器碑》笔调，舒展、波磔弧度大，特别是横画，收笔处向上挑的动作大。同时，作品亦明显带有《礼器碑》的秀丽。《礼器碑》和《曹全碑》在体势上，收放变化对比强，字态以扁带长。而在杨岘的作品中极少有宽扁形的体势。这件《易林语隶书四屏》仅有“仁”“之”“上”“人”“三”等是扁的。

二、横粗竖细。在印象里，颜体楷书特别是《颜勤礼碑》的横画特别细，竖画特别粗。但是在杨岘的隶书里却一反“横细竖粗”的写法。横画笔墨饱满，健硕而滋润，竖画多瘦劲，形成明显的粗细对比。形成这种笔画的原因是横画与竖画的转换，不是在同一个“锋面”上，横画铺毫后，转为竖画用的是另一个“锋面”。这种用笔特征在金农的“漆书”中用得比较多，金农用笔如刷，所以横粗竖细。这样运笔无疑更为便捷而率性。其实在杨岘晚年其他作品中也突现了这种用笔，比如《隶书节录焦氏易林句轴》《隶书狂似诗如七言联》都是横粗竖细的写法。

三、写意味尤浓。杨岘的隶书书写非常熟练，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大量的隶书创作，使他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书家在隶书创作上的生涩，舒张而凝练。杨岘晚年隶书用笔更为率性，下笔成形，甚至不作隶书特有的“藏锋”，直接尖锋入纸，起笔方式像行书一样。行笔比较快且有着明显的提按动作，使得节奏比较丰富，这种提按容易被认为掺以“颤笔捻管”的技法。认真细察却并不是，而是较快的运笔中带有提按形成的笔画形态的起伏。因为率性，杨岘的隶书一反汉隶的厚重，显得“草化”“轻化”，与汉隶书审美主流形成明显的反差。杨岘的隶书写意的个性，也因此突显出来。

杨岘(1819—1896),字见山,一字季仇,号庸斋,晚号藐翁。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咸丰举人,曾权知常州府。研精隶书,于汉碑无所不窥。对他的书法,前人褒贬不一。徐珂《清稗类钞》说: “藐翁工分书,如《褒斜道石门颂》,名重一时,金石小学,皆极能事。”杨守敬《学书迩言》则说: “见山学《礼器碑》,信为能者,晚年流于颓唐,款题行书,尤为俗格。”近人马宗霍《霋岳楼笔谈》也说: “见山分书用笔师《韩敕碑》,结体师《石门颂》,欲成逸调,反漓古意。”
这幅作品是他晚年68岁时所作,苍劲古拙,形密势逸,很有特色。其结构主要取法《礼器碑》,如第二行“与”、“天”等字,基本上与《礼器碑》上的字形结构一样,字形扁方,间架工整,疏密匀称,呈现了谨饬端庄的气象。但是从撇、捺及横画放纵的笔势中,也可看出《石门颂》对他的影响。
这幅作品主要的特点在用笔上,起笔方圆并用,方笔比较峻峭,圆笔则比较轻细,两者相合,于劲健见透逸,可谓恰到好处。其次,他的用笔较为快捷,线条平直劲挺,显露了非凡的骨力,使人好象感到爽爽如有神力。再者,他在运笔中采用了振抖疾涩之法,讲究运笔中的曲直、提按、顿挫等方面的细微变化,使线条平而不板,直而不滑,劲利中蕴含了跌宕、凝重的古拙和变化,耐人寻味。另外,他在转折上的处理十分方硬,犹如锋摧剑折; 撇画作重笔上挑, 婉若回鸾,捺画的方顿奋出, 又如掷戟横戈。这些都非常具有特色。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行书边款,渗碑入帖,拙朴可爱,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较大的。前引杨守敬对他款题行书的批评,只是个人的偏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