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辅成：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

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零三辑。作者姜辅成。

正文

我自一九二六年担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监印工作，一直到一九四六年军委会撤销，解职归里，给蒋介石当了十四年监印官，六年只拿钱不做事的参议。前后二十年时间，由中尉校对员升到少将科长。

监印官职小位卑，责任却非常重大。蒋介石统治旧中国二十二年，实行军事独裁，他的北伐军总司令部以及以后的军事委员会，党、政、军一手包办。举凡各省主席的任命，军事长官的调动，以及财政军需的调度，一切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等，均须盖上他的“玉玺”。

一

一九二五年以前，我在上海和奉化人应梦卿同做交易所投机买卖，为沪海交易所四号经纪人。交易所的人很多是国民党员。当时国民党CC系头子陈果夫也在上海干这一行，他是物品交易所的四号经纪人。应梦卿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曾为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监印员，和蒋介石、陈立夫等都相识。这年春季，我们的交易所因经营股票买卖亏本，宣布清理停业。我由杭州高义泰绸庄老板介绍至嘉兴伟成丝厂当收发，应梦卿则离沪投奔蒋介石。那时候，蒋介石已率领北伐军分三路南下。一九二六年冬季，应梦卿在南昌写信给我，要我立即赶到那边去接他的事。我考虑了一下，怕自己力不胜任，就向伟成丝厂请假三个月，整理行装出发。到了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门口，正欲投刺求见应梦卿，衙门里突然走出两列军乐队，守门的岗位上也增加了不少卫士，荷枪实弹，如临大敌，门卫传达室的人即挥手示意叫我等待片刻。我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正在惊惶失措之时，猛听得有人高喊“立正——敬礼”之声，两廊军乐队也“嘀嘀嗒嗒”地吹奏起来。我从号房里向外窥视，只见一顶爬山虎抬着一位将军进门，比前清的巡抚还威风，吓得我心惊肉跳，不敢作声。

爬山虎拾进衙门里，卫兵军乐队也跟着进去了。我才知道那坐在轿子里的人便是闻名全国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这是我初次领略国民党官场的气派。

应梦卿介绍我跟机要科长陈立夫见面，随即匆匆地把他所担任的监印前校对公文的工作移交给我，第二天就随着白崇禧的东路军出发了。

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编制机构听说非常庞大，除总政治部外，还有参谋处、海军处、航空处、军需处、审计处、军法处、副官处、交通处、秘书处等等。但当时正在军事行动时期，各处都分散在几个地方办公。驻在南昌督办衙门的只有参谋处、秘书处和副官处等几个机构。我因一向经营商业，除巴巴结结管好自己份内工作以外，任何事情都不过问，对当时在南昌的活动情形，大都不很了然。我被派在总司令部监印室工作，监印室归机要科领导，机要科又属于秘书处管辖。我除向秘书处长李仲公和机要科长陈立夫请示交谈以外，连别的部门长官的名字都不很清楚。

监印室工作人员仅有两个。除我以外，另一个是奉化人沈绍洙。初时沈任监印，我当校对；不久沈去九江，我任监印，当个中尉监印员，每月六十元金。从这时起，我就掌管了蒋介石的“玉玺”，跟随蒋介石奔走南北。

北伐军总司令部官印，二寸见方，厚约八分，本制，包锡，上加长约三寸的木柄，是个极普通的官印。听说是北伐军从广州春师出发前，叫一个刻字匠到总司令部当面刻制的。国民党在大革命时代，尚知爱国爱民，一切因陋就简，是还带有几分革命精神的。

“蒋中正”三字的签名章，也是个木章，当时橡皮图章还没普遍使用。

因为随军北上，总司令部随时要移动，印章的保管工作十分重要。陈立夫在我正式担任监印员之时，特地叫我到科长室谈话，叮嘱着若发生动乱不测情事，千万别忘记携带印章，还向我警告说：“印在人在，印亡人亡。”

我于一九二六年冬从嘉兴动身到南昌时，只向伟成丝厂请假三个月，而我的女儿又定在次年阴历三月初一出嫁。自从我到南昌总司令部后，小心翼翼地守住这两颗一大一小的印章，连南昌的大街也没有去过。不知不觉已过去了两个半月，转眼假期将满。我考虑了一下，决定要辞职回去。我的想法是：一、监印员责任非常重大，万一失落印信，就等于失去我的头颅。当时形势虽于国民党有利，但不能保证不会发生不测之事；二、北伐军总司令部从广州出发以来，发给部属的饷金都是角票。当时市上以角票十二角兑换一元钞票。我的中尉金是角票六十元，无形中等于打个八折，待遇不如我在伟成丝厂高；三、战事旷日持久，不知何时结束，又不能请假回去，眼前就要耽误我女儿出阁之期，心中很是焦急。

考虑停当后，我就问陈立夫提出辞呈。这时九江已经克复，蒋介石率领总司令部一部分秘书处和副官处人员到九江成立临时办公处。前方不断传来北伐军进军胜利的消息，陈立夫劝我打消辞意，指着第一份前方拍来的电报说：“你看，我们不久就可以打下南京，我保证你在阴历三月初一前请假回去，不耽误你女儿的喜期。”我只好唯唯而退。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攻克南京。听说英美停泊在浦口的军舰开炮向南京城区轰炸，人民死伤甚多。蒋介石为此匆匆赶到南京。我们驻在南昌的总司令部奉命移动，先在九江驻扎几天，然后分乘小炮艇沿长江向南京进发。等总部抵达南京之时，上海方面战事急转直下，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跑了孙传芳军队，将介石已率领原在九江的一班总司令部先道人员，到上海去了。

总司令部抵达南京时，在是年三月底，离南京克复后不到七天。南京还是满目疮夷，原孙传芳督军衙门里，公文纸张狼藉满地，桌椅杂物残缺不全。可见军阀孙传芳在败退撤走之时，惶惶如丧家之犬，是狼狈不堪言状的了。

我在南京督军衙门（后为国民党政府官衙）共住二天，一时找不到床铺，心想，在秩序没有完全恢复以前，不能疏忽大意。于是就在衙门内找到三块旧铺板，铺在临时监印室的石板地上，席地而卧。四月三月接到上海发来的电报，我们秘书处和副官处的留京人员，又都整装向上海出发。

重回上海时，我已由一个商人变为军人了。我们住在龙华交涉员公署。当天，陈立夫就跟我说：“目前一切均未建立制度，大局又未稳定。总司令的印，你要设法自己保管。”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堂堂北伐军总司令部，找不出一只保险箱，却要我这个小小的监印员自己保管总司令部大印。但上级已向我示意，怎么办呢？只好自想办法。从南昌出发以来，北伐军一路上虽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我看到龙华南市一带乱哄哄的，心想还是租界上太平。当晚我就想到有一个堂伯姜忠铨，在外滩三北轮船公司当总会计，决定带着大印去找他设法。我把部印和蒋中正的名字章装在一只黑色的公事包内，到法租界找到我的堂伯，跟他说明来意后，我的堂伯也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两人匆匆乘一辆出差汽车赶到外滩三北公司的写字间。公司里的职员都已下班回家了，只有两三个看屋的工友还在。堂伯带我到他的写字间，打开大保险箱，将我的小公事包藏好。听到保险箱的弹簧锁“拍”的一声带上，我这才如释重负地离开了三北公司。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我又从三北公司的大保险箱里取出总司令部大印，赶到龙华交涉员公署替蒋介石监印。如此来往三天，直到副官处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半旧的保险箱，我的小公事包才算有了自己的“宿舍”了。

我在上海龙华交涉员公署，约有二十多天，深居简出，守住这颗大印，却全然不知外面已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不久请假回家，主持女儿出嫁，又到嘉兴伟成丝厂正式提出辞职。这时总司令部已迁至南京，我又向南京督军衙门总部报到。

二

南京督军衙门大事修饰，内部粉剧一新，办公用具及桌椅等也添置了不少。跟我第一次到南京时的情形大不相同了。不久又听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来。督军衙门改为国民政府的办公厅，北伐军总司令部另迁至三元巷新址办公。

三元巷总司令部是老式的楼房，房屋并不宽畅。监印室和副官处在楼下，总司令办公室在楼上。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都在总部。其余如军法处、军械处、军需处、交通处等均另设办公地点。总司令办公室有总参谋长杨杰和秘书长邵力子。办公厅主任是嘉兴人吴思豫。参谋处长葛敬恩、副处长徐培根。该处共分三科，第二科是作战科，科长盛世才，和我时有接触。其余一、三两科很少打交道，所以至今连科长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盛世才所拟的作战计划，带有保密性质，要在计划上盖总司令部大印，是不假手于勤务员的，每次多由他亲自来盖印。我在总司令部是年龄最大的一人。盛世才此时尚是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有时遇有紧急公事要发，半夜到我的寓所来敲门，高喊“老大哥开门”，我从被窝里披衣而起，开门请他进内等待片刻，这时就不免互相闲谈起来，所以我对盛世才的印象比较深刻。

秘书处处长李仲公，这时好像已派往前线，未见到他来总部办公。秘书处下设文书科和机要科。文书科长毛思诚，是蒋介石元配毛氏的本家。机要科长仍由陈立夫担任，他实际上负秘书处全责，权力很大，还在组织秘密团体。记得有一次，总司令部来了个穿着竹布大衫的青年，在楼下客厅里走来走去，等待着陈立夫回来，像是有机密大事要商谈似的。我到楼上办公厅请示，就看见他，下来见他还没走，很觉诧异，就悄悄问副官处一个姓汪的副官，汪告诉我：那人叫戴笠，是跟陈立夫干秘密工作的。时隔十一年，我在重庆军委会当上校监印员时，一天，办公厅送来一份委任状，赫然发现了戴笠的名字，竟是调查统计局的局长了。

机要科的秘书，有荣宝礼、高凉伯、徐思道三人。除监印室外，主要是译电工作。这时从南昌出发的报务员，只剩了科长一人，其余都由南京电报局调来。监印室仍是我和孙绍洙两人。监印的工作，本来并不太忙，要在作战紧张阶段，发指令和委任的公文是并不太多的。但在这一阶段，却有个例外的差事，那就是交通处每天送来的火车票，每天要盖十余本，忙得不可开交。

当时交通部还没有正式成立，京沪、沪杭以及津浦路的火车票，归总司令部交通处控制，由交通处派员到车站售票。这种火车票非常特别，宽约二寸，长约四寸，分正票和存根两联，是用铅字印刷的，骑缝中间盖上总司令部的大印。买票时要注明从××站到××站字样，以防越站乘车，手续很麻烦。

还有一件颇为特殊的事，也可以提一提。蒋介石中途背叛革命，在全国各地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但他却自诩为总理的信徒。三元巷总司令部的楼下客厅里，高挂总理遗像。每到星期一，蒋必出席纪念周。全体工作人员站立着听他的讲话，他则操着奉化宫话大谈其三民主义。总司令训话结束后，值星副官就将写有全体人员名字的竹签筒双手捧上，蒋介石随手从签简里抽出一根名签来，被抽到签的人当场要背诵出总理遗嘱。背不出时就要当场受训斥。有些年老记忆较差的人。怕临场心慌出丑，事前向值星副官打个招呼，请他不要将自己的名签插进去，就像小学生怕背书似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桂系勾结唐生智反蒋，迫使蒋介石下台。蒋在下台之前，预先布置好对付反蒋派军事压力的军事调动，如任命奉化人孙星环为宪兵司令，维持京市治安，以便卷土重来。…切布置妥当后，就宣布下野，经上海回到奉化溪口隐居。

蒋介石下野后，北伐军总司令部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大部人员照常供职。这时孙绍洙辞职回家，我升为上尉监印员。军事委员会的大印也是木制的。这个机构采取委员制，由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李烈钧等九个委员集体负责。由军委会发出的公文，除盖军委会大印外，同时盖上九个委员连署的名字章。委员名字的排列是上四下五。我们秘书处人员，暂时没有变动，办公厅主任则换上了桂系的马晓军。据当时传说，马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先生，桂系将领很尊重他。蒋下野后的军事委员会，大权都掌握在桂系军阀手中。

相隔三四个月以后，蒋介石果然卷土重来，北伐军总司令部又告恢复，马晓军也离开总部调往别处去了。

三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准备继续出师北伐，在南京调兵遣将，忙乱一阵。三月初，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派遣部分人员随军北上，机要科和副官处参加的人最多。我也带着印信随军出发。大军在徐州驻扎一月，开赴济南，讨伐出东督军张宗昌。

从徐州到济南，经过泰安和曲阜，一路上行军缓慢，使我得便游山玩水。驻军兖州府时，我特地雇车到曲阜孔府去拜访孔子的后代并瞻仰孔庙。

我们在兖州住了三天，又随军迅速向济南进发。正式攻打济南之时，形势十分紧张，总司令部就设在火车上办公。车上已加了煤，万一前方军事失利，可以随时向后撤退。我从南京出发时，定做了一只皮革制成的白旅行背包，总司令部的大印就装在那个背包内，终日不离身边，吃饭睡觉时也带着它。

军阀张宗昌的军队不堪一击，大约只打了五天光景，张宗昌就仓皇撤退了。济南城里的督军衙门凌乱不堪，有一事可见其临逃时的狼狈。张宗昌在山东督军任内，为非作歹，讨了二十八房小老婆，个个都是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我们机要科的人随军进驻济南督军衙门，发现张宗昌卧室内遗留下来的绣花小脚鞋子，狼藉满地。大家当作战利品互相传观，以为戏谑。

这时，张宗昌虽退出济南，但他跟日本人互相勾结，企图纠众反攻。张部拥有意大利制造的轰炸机，这类武器，在三十五年前的战场上，是很难对付的。我们驻在济南督军衙门时期，张宗昌派飞机来轰炸总司令部。我听到天上飞机的响声，连忙背上旅行背包，携带印信，逃到郊外草子田里避难，忽听“轰”的一声，炸弹丢在督军衙门附近。等到飞机离去后，我回到总司令部，才知道炸死了副官处一个司书。

这年（--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发生了日军残杀我交涉员蔡公时和屠杀我同胞事件，但蒋介石却认为张宗昌既倒，对日本帝国主义只能退让，曾向部下发出“绝对不能向日本人开枪”的训令，由我盖上总司令部大印发给各部执行。

蒋介石在济南时，住在督军衙门后面一幢房子内，门前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溪流。有一天，他派卫士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盖印，我即持印前去。走进门去，见参谋长陈铭枢亦在。我向蒋立正敬礼，蒋还礼后，取出一个三角形的竹布白旗，上书一“令”字，命我在“令”字上盖印。当时我即蘸好印泥，正欲盖印时，蒋对我说：“要找些东西垫一垫吧！”随即从他的小公桌抽屈里取出一本书来，叫我将白旗放在书本上，然后盖好总司令部大印，即匆匆持印退出。

这个白布令旗不知是发给哪一个军阀的，至今还是一个谜。我生平为蒋介石监印十四年，也只有这么一次，是在白布上盖印的，好似演京剧那样，将令旗当作命令。

北伐战争很快地结束了，因为蒋介石跟冯玉样、阎锡山订好盟约，北方大局已定。总司令部全体人员从济南到临清，不久又到保定，我们在那里上馆子大吃著名的黄河鲤鱼，于一九二八年八月间

回到南京。总部仍设在三元巷。

张学良荣任中国海陆空军副司令时，南京总部所发出的委任状、训令等等，一度在总司令蒋中正后面盖一颗张学良的章，但时隔不久，机要科法文秘书毛庆祥有一天到监印室特地告诉我说：“张学良的名字以后不要盖了。”我当即将张的名字章交给他，以后仍保持总司令单独署名的老办法。

一九二八年十月间，蒋改任国府主席后，总司令部宣告结束。三元巷原址成立军队编遣委员会。全国共划分五个编遣区，准备整编各省军队。机要科长陈立夫改任建设委员会秘书长，原总司令部人员，一部分留在编遣委员会供职，一部分跟随蒋介石调到国民政府。我也调到国民政府监印室工作。那里的监印室归文书局管辖，局长为江西人杨熙绩。监印室名义上由一个姓杨的秘书为监印员，我为校对员，实际监印的仍是我。

四

国民政府设在孙传芳督军衙门旧址，这时已大事扩建，焕然一新。“革命”成功了，南京国民党要人继北洋军阀掌握了政权，开始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讲究生活享受。坐在办公室里，等不到下班，麻将搭子早已兜好。当时请客上馆子的风气很盛，上夫子庙听书或嫖秦淮河歌妓的公务人员，更似过江之鲫，随处可见。

北伐军攻克南京之时，新街口街道狭窄，气派甚小。建都南京后将新街口四周民房数百间拆去，马路展宽，两旁建筑起高楼大厦。国民党大员利用职权向公家借款，纷纷建造起别墅式的小洋房当作公馆。如我等中、小公务员，也花钱顶幢里弄房子，把家脊接来同住

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由总司令部调去的部属大都升级加薪。如高凌伯、毛思诚原为中校秘书，月薪一百七十五元，调为国民政府担任秘书时，月薪突增为六百元。我在总司令部为上尉监印员，月薪八十元，调到国民政府监印室以二等书记官任用，月薪一百二十元。当时物价尚低，生活绰绰有余。

国民政府文宫长古应芬，下辖印铸、文书两局。监印室是属于文书科的，毛思诚担任科长，下辖校对室和监印室。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所用的印章，均归印铸局铸造。跟北伐军总司令部时代的情况不大相同，国民政府的宫印是颗铜印。后来又掉为白玉，倒是名副其实的“玉玺”了。

原总司令部后期的办公厅主任吴思豫，调为国民政府参军长。吴的麦弟郭兆丰，是总部副官处副官，也被带到国民政府去当科员。

这·一时期，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黄金时期。虽然历年来不断发生与桂系军阀和冯、阎以及云南、贵州、四川各省新军阀的内战，但南京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大本营，在这几次混乱中不受影响。我们身居南京的大小公务人员，无不有酒且醉，过着“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

到军委会成立后，我又调到军委会当少校监印员。这时的办公厅主任由朱培德担任，参谋处长是林蔚，副官处长是竺鸣涛。竺不久任杭州保安司令，由姚琮继任为副官处长。秘书处长名义上是李仲公，李未到任，由文书科长沈静兼代处长职务。监印室属机要室，机要室由荣宝礼为主任秘书。机要室的工作主要部分是收发电报。荣为陈立夫同学，北伐初期在总司令部当秘书，军委会成立不久，荣又出任上海电报局局长，机要室主任秘书由徐思道继任。

一九三一年九月，宁粤战争爆发，徐思道偷偷地对我说：“听说陈济棠派来间谍，要偷盗军委会官印，这几天你须加小心保管。”我闻言大吃一惊。因为我的责任是替蒋介石保管好这颗“玉玺”，万一“玉玺”被盗，我的性命难保，这事非同小可。于是我和徐思道商定：决定下班时将军委会官印带回我的住所保管，早晚由军委会派公用汽车接送。我回家后，在卧室的床铺下做一个机关，将官印放到地板下面的秘密窟窿里，邀集附近邻居在我家里打牌，晚上杜门不出，小心看管。有时半夜里要发紧急公事，机要室派车来接我，到军委会盖上官印后，也必仍将原印带回，藏在我的床铺下面的特别保险箱里，方才放心安眠。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两个多月，广东战事结束，我才如释重负，不再将官印带来带去了。

军委会地址在中山东路黄埔路附近，是楼房，建筑并不十分讲究，却是经过蒋介石亲自设计后建造的。当总司令部结束，成立编遣委员会时，蒋介石就在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东首建造他的私人公馆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的公馆造在中间，中央军校和军委会分列两旁。这样，蒋介石不论到军委会或中央军校，都是近在思尺，安步当车，走上四五十步就可以到达。蒋公馆传达室的大门，是对着军委会边门的，前面有一片绿色的小草坪。蒋介石的汽车开出来，必须经过军委会大门和中央军校的岗位。这一带警卫森严，视作禁地，一般人不能随便到军委会门前。

蒋介石驾御僚属的方式方法，和封建帝王没有两样，荣辱迁黜，全凭他个人一时喜怒。他名为军委会委员长，却不常见他到会办公。一应公事，多由办公厅主任上蒋公馆请示。偶尔也见他穿着长袍，拖着拖鞋，从公馆里走到军委会办公厅，巡视科室一周。属员必恭立向他示敬，蒋虽挥手叫大家坐下，但那两道锐利的目光，不住地向你的脸上来回扫射，似在探索你是对他怀有敬意，还是貌恭心诈？总之，大家都怕见他，幸而他也是偶然驾临，见到他的时间并不多。

蒋对南京要员及亲信僚属，按月均发额外津贴，由蒋亲自下手谕给军需署，军需署另造津贴人员的名册。这项津贴，是发给这样两种人：一是他的政敌，蒋介石在削弱了他的敌对者兵权以后，往往发给对方巨额津贴加以笼络；二是发给他的亲信爪牙。陈立夫在任建设委员会秘书长时，也领到这项津贴。据我所知，当时领到这项津贴的人，各机关都有，人数约在几百个以上。对于一般中小公务员，也由各单位在规定级别的待遇以外，另发额外津贴。我到军委会一年以后，除领到少校饷金一百二十五元以外，另发津贴二十元。这项津贴年有增加，如在一年内不请假，可加津贴五元等等。到抗日战事爆发那一年，我已升为中校监印员，正式薪金一百七十五元，津贴已领到一百二十元。

南京在国民党建都之前，遍地多是一个个小池塘。此后因私人住宅建造日多，土地需要量骤增，地产商人纷纷将小池塘填没，在上面莫基造屋，解决日趋紧张的住宅问题。这样，由于水道淤塞，秋后一阵暴雨，积水无处排泄，街道常有水满之患。记得在一九三四年或…九三五年的十月间连日大雨，军委会楼下积水盈尺，足有三个多月不退，汽车在马路口经过，常发生轧毙甲鱼乌龟等事。我的小公室在楼上，窗口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汽车在大水中开进开出。低头下望，军委会门前的大路上出现成队的小鱼群，墙脚边上且已滋生小螺蛳。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大水。

由于这次大水，小汽车成为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军委会各部门首长，大都由公家供给汽车。机要室因对外接触的机会不多，且全室连主任秘书在内，不到十人，除监印室外，其余都是报务员，照例是没有小汽车的。这时机要室主任秘书徐思道已调任国民政府供职，毛庆祥由建设委员会调来担任机要室主任秘书。毛因上级不派给小汽车，便怂恿丁儒鸿问办公厅主任贺耀组要车，丁儒鸿是个老报务员，从北伐军出发起就替蒋介石收发军事电报。他受毛庆祥指使，便在送呈一个紧急电报的时候，对贺耀组说，机要室经常在半夜里收发军事电报，没有一辆公用小汽车很不方便。贺叫丁打个签呈，就批给机要室一辆小汽车，以备深夜接收译电之用。这辆小汽车拨下后，大水还未退,就作公用汽车,等到大水退尽,毛庆祥便占为己有，一人独用了。毛任机要室主任秘书时间较长，此人官僚习气很深，在我所共事的几个机要科长中，留给我的印象最恶劣的要算毛庆祥这个人了。

毛庆祥，奉化溪口人。他的父亲毛颖甫，在溪口街上开设酒坊，和蒋介石相识。毛庆祥早年留学法国。蒋介石北伐誓师时，毛得其父之力，在南昌总司令部担任法文秘书。北伐“胜利”后，毛一度任蒋介石公馆里的收发，名义上是蒋的私人秘书。以后又由陈立夫拉到建设委员会供职。他在北伐军总司令部当秘书的时候，和我就相识，到还谈笑自若，放荡不羁。及至他由建设委员会调至军委会担任机要室主任，以假公济私弄到一辆小汽车，居然官架子十足，盛气凌人。

国民政府文书科长毛思诚，奉化人，为蒋之元配毛氏的本家，传说是蒋介石的先生。毛庆祥与毛思诚同乡不同族，外人不知，误以毛庆祥为毛氏内侄。有人向毛庆祥问起此事，他只是笑而不答，不置可否。

五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在西安华清池被张学良部下的卫队长孙铭九扣住了。军委会内人心惶惶，连日只见军政大员进进出出，又听说何应钦等主张派飞机到西安去轰炸，要为蒋介石报仇。军委会隔壁的蒋公馆内，每天停满了去访间宋美龄的大员们的汽车。不久又听说宋美龄跟端纳飞到西安去了。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南京军委会发出一项通知，说是蒋委员长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过圣诞节，明天（二十五日）上午全体工作人员一律到机场上排队迎接。

那天由办公厅主任林蔚领队，乘着五六辆公用汽车开到机场上列队恭候。蒋介石从飞机上下来时，见到他的部下，面有惭羞之色，不如平日昂首仰视，目中无人的神气了。

自从西安事变以后，南京开始在准备抗日军事。军委会东北角上有个土丘，从一九三七年四月起，动手建造防空洞，但负责设计督造的却是一位德国法西斯军事顾问。工程才进行一半光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军委会便搬进防空洞里办公。不久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南京各机关先后撤退。军委会机要室和副官处以及办公厅工作人员和家属，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十八日深夜十二时，在下关上车。我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跟随机关到达下关时，只见车站上行李堆积如山。当晚大雪纷飞，我们匆忙间冒雪挨上铁棚车厢里，因怕敌机轰炸，车上不敢点灯，大家在黑暗中坐车出发。

这部流亡列车，于次日天明到达徐州站，转陇海线开往郑州，又转京汉线于同月二十四日深夜开到汉口，当晚就在车上住宿。二十五日清晨，渡江到武昌，成立军委会办公厅。

武昌军委会时期，办公厅主任林蔚另有任用，由贺耀组继任。机要室主任仍为毛庆祥。因连日敌机轰炸，我们在武昌办公不到一星期，就由一个姓张的参议（湖南人）率领部分人员迁往衡山工作。这样，军委会总部分为两部分办公，办公厅主任仍驻武昌，调到衡山去成立工作处的是部分电务员和副官，监印室也一同随往，家属也准许带去。

开往衡山的专车到达长沙时，领队的张参议是长沙人。他的小老婆早在七七抗战爆发后就由南京逃至长沙，张认为机会难得，当晚就进城在他小老婆那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八点钟，预定开车的时刻到了，他忽然从长沙城里摇一个电话到车站，通知列车推迟到下午二时开出。大家对他这种以私误公的行为，虽然极度愤恨，也无可如何。

听说开车时刻推迟，我和机要室其他同人，纷纷下车上馆子吃饭。离车站附近有家杂货铺子，那日适逢喜事，新郎新娘正在交拜天地。突然飞来敌机两架，在我们军委会的专车上空盘旋低飞，似欲轰炸这辆列车，因投弹目标不准，误中车站附近那家办喜事的杂货店，新郎新娘连同贺客遭此飞来横祸，一时血肉横飞，死伤枕藉街上秩序大乱。当地老百姓有跟军委会人员相识者，经过交谈后知是张参议为私事误军，立刻传遍了附近居民。他们说：“如果军委会列车于上午八时准时开出，长沙街上这几颗炸弹就不会丢，姓张的真是害人不浅。”

那位张参议听说车站被炸，匆匆赶到，知道老百姓背后在咒骂

他。他自知理亏，立即吩咐提早开车，仓皇间离开长沙。

到衡山去的一部分军委会工作人员，驻在衡山县立小学内办公。一九三七年农历新年，就在衡山度过，武昌办公厅发出的公文和委任状，由机要室派人乘火车到衡山来盖印。有时则盖上空白的公文，以备颁发紧急公文之用。在衡山工作时期，敌机从没有来炸过，倒是相当安全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武昌办公厅命令我们从衡山撤退，重回武昌总部合并办公。所有家属则乘四川民生实业公司的江新轮从武昌撤往重庆。这艘民轮上乘的都是军事机关的眷属。据我老妻事后回忆：当时在宜昌住了十七天，到重庆已在三月下旬了。船上那些少爷、小姐以及老爷、太太，无事消遣，每日打牌，有的还公开在船上抽鸦片。

武昌自古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我们从衡山回到武昌办公厅后，敌机天天来轰炸。一九三八年八、九月间，监印室和电报室迁至衡山小学办公。时隔不久，湘桂铁路于十月一日正式通车，军委会奉令撤往桂林，逐步移驻重庆。

桂林是个风景秀丽的山城，山中多岩洞，是天然的防空洞，所以在桂林是不怕敌机来轰炸的。十二月初，军委会由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率领，分乘军用卡车迁往柳州。两星期后，又到贵阳。住约一个月，再迁至遵义。

从贵阳到遵义，要翻过一座高山，通常是只能步行的。因为这是后方交通捷径，军委会发动民工改建了一条绕行通过山区的汽车道。我们机关到达贵阳时候，这条汽车道还没有完工。在贵阳等待一个月，待这条山路筑成后才出发前进。

山上的道路盘旋曲折，从山脚到山顶，据说要经过七十二道蛇行的盘道。翻过山顶下山，道路也是这样曲折难行。因为公路是新筑的，路面狭窄，路旁又多是万丈深渊的悬崖峭壁，开车的司机稍一不慎，就会发生翻车之祸。军委会办公厅全体人员通过这座高山那天，贺耀组的汽车在前，我和机要室的人携带着军委会官印乘着一辆小汽车在后。当我们的车子开到半山岙转弯的道路上，发现有不少汽车跌到路旁沟里去了，望之心惊胆寒。

到了遵义，不久就进驻重庆。一九三九年的春节，就是在重庆度过的。

六

军委会移驻重庆后，办公厅设在校场口附近。蒋介石私人公馆则在上清寺，贺耀组调到侍从室担任军事处长，办公厅主任由副官处长姚琮升任。蒋介石不常来军委会办公，蒋公馆里的侍从室正在扩大它的机构组织，成了战时重庆处理军、政大事的决策机关，军委会只办些例行公事。这可以从监印室的工作中看出来。在南京时候，除蒋介石亲笔手令外，一般机密性的公文均须盖上军委会官印，个别特别重要的公文，机要室不录底稿，也由办公厅主任林蔚派人来命我携印到那边去盖。但在重庆校场口，军委会所发的都是通知、委任、通今等等半公开文件，重要的机密性文件多由侍从室直接发出。我们这个组织形同虚设。

一九三九年冬，从北平、汉口、西安等地运来的行营档案，都归并到机要室。机要室人员大为扩充。这时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得姚琮指示，将原有监印室、电报室扩大设科。第一科管电报，科长丁儒鸿；第二科监印兼档案保管，由我升任科长；第三科密码，由陈宗熙担任科长。

科长都是上校级，底薪二百四十元，津贴每人不同。我在军委会年代最久，所以津贴比一般人也高得多。但我这时已是快近六十岁的老人了。丁儒鸿和陈宗熙正在壮年，和我格格不入。每星期四例行的工作会议，他们两人向毛庆祥汇报工作，莫不掉其如簧之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我汇报之时，三言两语，对工作顿生力不胜任之感，兼之监印科人员除原有三个旧员外，又将北平、西安各处行营撤退的机要工作人员，编入七、八个人。我身为科长，要具备驾御下属的能力，而我十几年来只知道捧牢这颗“玉玺”，按照办公厅批示监印，工作是非常机械的。现在要我去管理别人，自问无此能力。

在重庆几年，担心的是敌机不断来轰炸。在离军委会办公处不远的山脚下，筑有防空洞，而归第二科保管的档案，包括从各处行营移交过来的四五十个包有铅皮的木箱，都放在防空洞里，以后侍从室发出的机密文件以及蒋介石亲笔手令的底搞，事后也送到军委会机要室归档。保管的档案箱在一天天增加。最可笑的是在这些保管箱中，有一只长方形的女式手表、珠环、首饰、字画等等，也当作国家的档案列入账册，加以保管。这些劳什子，你道是怎会由军委会机要室保管起来的呢？原来此物还是宋美龄的私人财产。南京撤退时，毛庆祥到蒋公馆去看看有无遗留的物件时，发现在宋美龄的卧室里遗下这几件宝贝，他就郑重其事地收藏起来，把它护送到重庆。他以为拿着这几件东西向宋美龄讨好，可以博得委员长夫人对自己的信任。谁知宋美龄是存心不要这几件过时的饰物，字画也是没有大价值的。毛庆祥只好把些东西送到机要室保管起来。防空洞里潮气很重，档案箱伏天要在太阳光下晒上几天，才不致发生霉烂。档案事关机密，不慎失落，责任不小。我身为科长，只得亲自出马，到防空洞前空地上看管。

一九四年春季，我向毛庆祥建议，说我自感能力不够，最好能不担任科长职务。毛当即表示代向办公厅提出。四月十七日，办公厅调我担任上校参议，可以不到军委会办公。我已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觉得从此可以少见毛庆祥的官僚面孔，在家享享清福，倒是正中下怀。

重庆本来是个生活水平较低的山城，我们初到重庆时，猪肉每斤只有二角，牛肉一元可买四斤四两。谁知到一九四O年冬季，物价不断狂涨,猪肉每斤一元八角,还要清早去排队才能买到。当地人都埋怨说：“物价给下江人搞高了！”我的工资连津贴虽领到三百六十元，生活却一天不如一天。住处又连遭敌机轰炸，第一次住在小巷子行营附近，房子家具都被敌机轰炸毁坏了。幸而这年年底，军委会发给任职十年以上的军官一笔年赏奖金，我领到一张票面三百元的中央银行支票，即以二百元当押租租到了青年里新宅。但不久青年里又遭炸，损失惨重。再搬到化龙桥军委会眷属宿舍，买些家具用品重建家庭，暂时又安居下来。

一九四四年春，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回到重庆担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在北伐时曾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和我相识。一天，我到军委会去闲谈刚好碰到朱从办公厅外出。他询问我近况。我告诉他住处连续被炸，情况很是困难。这时，我发现朱身边的年轻小副官，以前仅仅是个少尉，此时已升为少将，心里很羡慕他，不住地向他身上注目。朱绍良见我如此，就叫我打一个报告述说生活困难情况，他答应明天送到办公厅去。我即照着他的意思写了报告送上。不多几天，办公厅批示我以少将待遇支薪，这是朱绍良有意帮我的忙。

一九四六年八月，我已由重庆回到南京。军委会撤销改组为国防部，由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时，我领了二十一个月退役金，结束了二十年追随蒋介石的生活。

（何国涛整理）

一九六三年三月

资料来源：

《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零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