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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意象、敌人：安全化与国际政治  作者：Michael C. Williams，渥太华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生院教授。 来源：Michael C. Williams, “Words, Images, Enemies: Securit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4, 2003, pp. 528-529 导读 近年来，国际安全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热点研究领域之一，尤其是作为社会建构主义挑战传统大现实主义的大本营，涌现出很多极具活力的理论范式。其中，以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安全化理论，被称为哥本哈根学派。本文针对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进行了评析，评估了这一理论的基础、局限性和对更广泛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作者将安全化理论置于受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影响的古典现实主义和当下建构主义研究的背景下，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在国际安全议题变化的当下，同样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 主要内容 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具有鲜明的特点。这一理论认为安全并非一种客观的条件，而是作为特定社会过程的结果，社会过程中的话语行为作为载体，使得问题变得安全化。这种立场为安全议程的设立提供了无限的扩展空间，远远超出了领土国家及军事安全的传统安全议题范畴。这种社会安全的导向，表明一个群体的身份受到文化、经济一体化或人口流动等各种动态的威胁，可能的威胁范围也随之扩大。但安全化理论也试图限制安全议程，虽然安全化过程原则上是完全开放的，但在实践中，它是由行为体就威胁提出有效社会诉求的不同能力、提出这些诉求以获得相关受众认可和接受的令人信服的程度，以及这些行为体可以参考的经验因素或情况所构建的。不仅如此，先前经验和主张也为安全议程的设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物。 安全化理论将安全议程设定追溯到话语行为理论的立场表明，其明显属于广义的建构主义立场，但其根源也存在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化理论的核心概念：安全化，便带有卡尔·施密特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的激进现实主义的政治遗产。安全化理论借鉴了施密特所认为的——决定一个问题是否是政治的与问题本身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这一观点；吸收了施密特对敌友关系所界定的政治概念的理解与其主权决定论的关联方式。对于社会安全概念的界定，更是带有施密特的烙印。社会安全的威胁界定是一个社会的身份认同，即“我们”的意识，这与施密特将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区分开的观点相符合。不仅如此，施密特对于政治概念的理解和国家主权的论述，也深刻影响到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这与安全化理论一道，构成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对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针对话语维度的质疑。由于安全化理论对于话语逻辑的倚重，批评者提出这一逻辑是否意味着任何事情都可以被视为安全问题的疑问。进一步，批评者认为安全化理论对方法论客观主义的承诺，在政治上是不负责的，缺乏批判性地评估威胁、敌意和紧急情况的依据。对此，哥本哈根学派也承认对于话语逻辑处理的棘手性，但随即阐明，他们对安全化的认识基于客观过程和可能性前提，是非线性的分析，这就避免了绝对主义的争论。事实上，安全化必须被理解为现存事实和持续的可能性之间的平衡。将话语置于社会过程中，就与话语伦理学联系起来，以避免安全化决策论的过度阐释。安全化理论将言论行为置于对话语合法化过程和实际对话伦理的更广泛承诺之中，可以抵消从施密特主义遗产中产生的安全化理论中最激进、最令人不安的因素。 但是，若将安全化理论置于更宏观的社会过程中，就会出现更棘手的问题。话语与图像的对冲，在现代媒介的发展下，加速了矛盾性的生成。对于话语合法性的界定，受到复杂的现代媒介的影响，改变原有的话语行为结构。现代媒介的意象冲击了话语的作用，对安全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总之，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为当代安全研究提供了一种创新、复杂和富有成效的研究路径。安全化理论将社会建构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的整合，更清晰地勾勒出这一话语行为的逻辑。这为重新参与现实主义传统，促进跨范式分析的参与性对话与辩论提供了渠道。但是，安全化理论同样面临着挑战，将安全作为一种话语行为的表述过于狭隘，无法充分把握安全化在现代媒介中发挥作用的社会背景。这也为安全研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尚待扩展的路径。 译者评述 这篇文章更像是作者对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的理论评述。安全化理论将安全议题泛化，基于话语逻辑重构了安全议程，将军事政治领域的传统安全议题扩展到低政治领域，不失为一种创新性的理论尝试。不仅如此，作者强调的，安全化理论将社会建构主义内核与古典现实主义传统两翼的结合，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一条跨范式分析的实践应用。 但是，安全化理论对于安全的泛化和对于话语的强调同样带来了一些问题。安全的泛化稀释了解释力的完整性，理论的阐述与议题的针对性间出现裂痕，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案例分析的现实。话语的强调忽视了社会进程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话语和意象这类软变量如何界定难以形成统一的操作化标准，对于理论逻辑的严密性构成不小的挑战。 不仅如此，社会建构主义普遍的“劣势”也体现在这一理论中，重理论分析的形而上认识论特点导致了理论疏远物质实际。社会建构主义为体系理论开辟了新的身份政治变量，但其理论逻辑的复杂性影响了理论的简约必要性，给人一种追求高深的错觉。 就更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而言，如何整合现实主义的简约和建构主义的逻辑，是一项早已开辟的议程。诸如塞缪尔·巴尔金（Samuel Barkin）等学者，将建构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非物质一面相结合，以建立现实建构主义，从而复兴现实主义框架下被忽视的道德与理想研究议程。现实建构主义不仅有利于将国际关系理论从重视认识论向同等重视本体论和认识论转向，而且其强调“权力”与“认同”借由“规则”相互博弈的理论视角，弥补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物质性静态理论的不足，也纠正了建构主义过于强调观念和身份因素所导致的偏颇。哥本哈根学派为我们提供了类似现实建构主义的跨范式分析借鉴，对于整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史，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词汇整理 哥本哈根学派 Copenhagen School 安全化理论 The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 话语逻辑 Discourse logic 社会建构主义 Social Constructivism 古典现实主义 Classical Realism 现实建构主义 Realist Constructivism 译者：谭皓宇，中国海洋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国政学人编译员。 校对 | 张钰晗 聂涵琳 审核 | 李源 排版 | 王茜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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