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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岳父活着时在当地小县城有个绰号:“高尔基”。一是因为他的文笔出众，二是由于他的个子奇高。可岳母却是个“鸡立鹤群"的矮老太，当她穿着三十五码的小鞋和岳父出门散步时，颇像一只高尔夫球伴着一根高尔夫球杆。 岳父曾经是从连云港海州师范学校投奔革命队伍的热血青年，岳母却是从没上过一天学的农家少女。她一生也都没有过正式工作，所以老来后也就没有劳保可吃，直到岳父逝世以后，她才享受了“离休干部无经济来源遗孀”的生活补贴。只是这补贴打水难浑，每个月只有区区的几百元。 并不是岳父当年无能，没法帮助岳母找到工作，他“文革”前就在县劳动局任过职，经他之手下发的“招工表”少说也有几百张，可他始终不肯把其中的一张悄悄递给岳母，尽管这也难算违法。
难怪有人说，我的岳父是属于“京江脐”的。 镇江旧名京江，当地有一种很有名的廉价小吃：京江脐。当它还是湿面团时，师傅会用刀背轻轻地它敲三下，于是它烤熟后便成了六角形状。于是当地就有了一句妇孺皆知的俗话：“三分钱买个脐儿，六角铮铮的”，用以嘲讽某个人过于一本正经。 岳父生前特别“布尔什维克”，明明曾经天天站在近水的楼台边，却偏不肯让岳母也沾点儿“月光”；而岳母倒也开明，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变得鸡肚猴肠。为了养活六个未成年的子女，岳母甚至曾经到搬运社去打过好多时日的短工。 当妻子向我提起这一往事后，我的脑海里总会浮出一幅令人发噱而又心酸的画面：在一条斜斜的土路上，一辆板车的两只胶轮正刹不住地往前滚着滚着，车屁股忽然朝下重重一沉，于是板车把手猛地往上一翘，于是把个又瘦又黑又矮的中年妇女给吊在了半空…… 妻子常对我回忆说，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年，岳父被派下乡搞工作组去了，直到大年三十的中午都没回来。尽管家里粒米全无，但岳母仍不肯让她打电话去告诉岳父，生怕影响他的工作。还是岳父的一个同事路过这里，见到我的妻子泪流满面，连忙扛了点米送来，这才让岳母一家吃上了年夜饭。岳父回来后，岳母依然连一句埋怨的话也没说。 尽管岳母当年的表现就像现在的预备党员，但由于“出身不好”，始终影响着岳父的锦绣前程。时间刚刚来到1966年秋，岳母就被迫领着五个儿女迁往苏北老家进行“改造”去了，这比后来广播里拼命宣传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竟提早了三年多！我至今也不明白她被执行的是哪一条政策。 于是这对夫妻一下子被分隔在四百公里之外。 从那时起，岳母便努力地向儿女们学习写字，并用极笨拙的笔力悄悄地给岳父寄去过若干封信，岳父生前则一直珍藏着岳母那蝌蚪文似的全部“手迹”，且秘不示人。妻子常想讨来一看，岳父的回答却总是一脸灿烂的笑。 我是1980年和妻子相识的，在这之前岳母又已被提前落实政策，迁回了岳父所在的小县城。 在以后的近三十年中，我从来没看见岳父和岳母吵过一次架、红过一回脸。倒是每当岳母遇到不开心的事时，便看见岳父手摇扇子学济公、戴着面具学孙悟空，甚至强缩着脖子、半蹲着学唐老鸭，直逗得岳母连隔夜饭都能笑得喷出来。 在电视机还没普及的时候，岳母极爱看电影，岳父每听说县城放映一部新片，必定要陪她去看上一场，还极有耐心地给岳母当现场解说员，其窃窃私语状赛过所有热恋中的情人。 家里有了电视机后，尽管岳父有许多心仪的节目，但也从不与岳母争频道，任凭她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地观赏肥皂剧。 当年这对夫妻被强行拆开后，岳父便学会了以酒浇愁。岳母回来时，岳父已经顿顿难离酒杯了。 每见到岳父端杯时，岳母总是用苏北的土话规劝道:“不许再喝啦!只许再喝一嘎嘎(一点点)!”于是岳父便像孩子似的和她讨价还价:“再喝小半杯!只喝小半杯!” 后来，岳父只是在中午时喝上一杯啤酒。有时我劝他多喝点，他便连连摇头:“你岳母心脏不大好，我得留点神，喝多了会误事!”
再后来我带着妻子调回了南京，一次回去探亲时，发现他俩又多了件时尚事:天天下午关上门，同呆在一个卫生间里。对此，八十岁的老岳母有些害臊，一再向我们解释:“你爸怕我发病，所以……” 老岳父却满脸的不在乎:“你怎不实话实说?我们这是在学年轻人，洗'鸳鸯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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