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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同盟会上海分部的宋教仁与黄兴随后赶赴武昌，并且在血与火中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宋教仁）一日入府谓予曰：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立宪国家，当宪法未成之先，虽有政府不过临时应急之设施，而临时政府不可无法令以资遵守。此种法令法美先进国家皆曾经过，大抵名之曰临时约法。今革命军初兴，诸事草创，一般人士率亟亟以战事为务，无暇注意及此，一旦临时政府成立，仓促莫就，必感困难。余不敏，日来闲居无事草成约法草案若干条，拟邀同志之有法律知识者数人枉过寓所共相讨论。予亟服其伟识，欣然而往，至则陈登山、汤化龙、胡瑞霖皆在。宋出其稿授余等传观。”
宋教仁这一观点和做法，极得赵风昌、张謇等立宪派人员的赞同。－－据辛亥革命回忆资料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避免猜疑和报复，以图大业，将重心和对外舆论放在了“兴实业，修建铁路”上。为此，孙中山将同盟会的事情交给于宋教仁临时理事长。但内部纷争不断，“同盟会内部多有感情用事之举”最为集中地表现在运用激进派报刊《民权报》等报刊，对接任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极端妖魔化的谩骂攻击方面，套用“文化大格鸣”特殊时期的口头禅，就是“踢开宪政闹革命”。对当时的共和国制度建设，国家立宪的宪政实践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当时，以于右任、宋教仁为代表的同盟会稳健派的主要舆论阵地第一大报《民立报》。该报主笔常州金坛人徐血儿与宋教仁关系密切，撰文告诫激烈派说：“奈何群俗侥（浇）薄，意气相尚，一有不当己意，即假共和之声喧嚣于国中，挑起无意识者之同感而隐以破坏大局于不顾也。……今兹新国家存亡绝续之交，创造艰难，百废待举，民生困苦，疮痍满目，元气未复，补救之道，不可须臾缓。”
民国政府的成立，表示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经在中国大地初步确立。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之位袁世凯接任民国临时总统以后，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阳光参政、和平竞争，还是倒退到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外从事暴力革命，成为判断一个政府、党派、团体、个人是不是具备现代文明意识与宪政理念的根本底线。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立宪派以及其他不国政见的人们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方向。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社团参政议政，全国性的政治团体达二十多个。1912年春天，为取得即将组成的正式国会的多数席位，各党派纷纷改组合并。1912年5月，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实现合并，组成以清末立宪派人士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熊希龄、汤寿潜等人为中坚，以前革命党人章太炎、孙武等人为奥援，以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为最高领袖的共和党。 同盟会为了与共和党抗衡，宋教仁顶住同盟会内部各派的不同压力，积极致力于共和国制度建设、政党建设；在其斡旋和组织下于1912年8月7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实进会合并，改组成立国M党。孙中山、黄兴虽然被推举为理事长与理事，仍委任宋教仁为国M党代理理事长。
1912年8月27日，袁世凯颁布了临时参议院制订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国会正式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上下两院。
实行什么样的宪法制度，宪政行政体系如何建立，在当时有很大的分歧。袁世凯方自然想让总统的权力更大，南方革命党期望用内阁制对大总统的权力加以控制。在革命党内部，孙中山主推《五权宪法》，而宋教仁期望学习遵循欧洲普遍施行成熟的“责任内阁制”。此阶段，宋教仁的积极性相当高，他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游说，极力推广自己的主张，也得到了相当的认同。 1913年2月11日，孙中山以“督办全国铁路全权”的名义率领铁路考察团东渡日本考察铁路，进行筑路借款。他在长崎、东京等地参观考察，又应日本铁道协会之邀，作了题为《中国铁道政策》的演讲。国 内 之事，全权交于了宋教仁……
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上台以后，共和立宪环境还较为宽松，孙中山做实业、修建铁路的设想，转移了一部分人的注意力，宋教仁致力于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其他几个小党的联合。使得在京的同盟会能够影响65席，成为实际上的第一大党。
1912年8月27日，袁世凯颁布了临时参议院制订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国会正式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上下两院。 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各地开始进行国会选举，登记得选民4000万。1913年3月6日，袁世凯依照《临时约法》，举行全国大选。
选举正式国会的时候是有参众两议院。参众两院人员构成是如下： 参议员当时有22个行省，每个省各10人。其中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17名、10名还有3名。另外,由中央全会选出8名，各地华侨选出6名，总共参议员有274人。参议员仿照美国的制度6年一任，2年一选。
众议员的名额，根据各地区人口多少定之。每80万人口选众议员一人，但是每个省至少有众议员10人，人口不足800万的小省份也要按照10个人选。蒙古、西藏、青海参众议员人数相等各10人。22行省中以直隶（河北）人口最多，选出众议员46人。人口最少的也有众议员10人。全国共有众议员596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841人。 按照宪政条款，宋教仁只是从理论上讲即将以国M党代理党首的身份组建新的政府内阁，并出任政府总理。实际上，因为国M党的票数并没有过半数；进步党也可以联合其他第三方组织；特别是国M党本身派系林立，依据南北和谈前同盟会内对宋教仁致力于立宪之事“意图总理”多有微词，实际上很难说宋教仁能铁定当总理。
而对这一情况，袁世凯虽然意识到时宋教仁还只是代理党首，按照民国议会宪律没有威胁自己总统地位的地步，但随着宋教仁和国M党今后的壮大发展不可限量、如刺梗喉。对于国民党内部而言，宋教仁的这一成功则意味着其他派别政治主张的失败，引起孙中山对其自身地位担忧。对于其他政党而言有着积极意义，也有着心中的不甘……从满
“刺宋案”，一时掀起轩然大波，各种报刊、各种议论猜测铺天盖地。当时张謇刚好在上海，立即走访黄兴，了解国M党方面的反应。国M党3月3日刚由同盟会改组而成，黄兴任协理。黄兴很悲愤，表达两个意愿：“第一，以国家为前提；第二，要死者明白。”但张謇顾虑舆论的走向，于似乎没有就此突发重大事件与赵凤昌面谈，而是通过函电交流。24日，他致函赵凤昌：竹公鉴：顷计电达。遁初以调和南北慷慨自任，无端被害，此必有不欲南北调和者。乱人横行如此，世岂可问！拟挽以联云：“何人忍贼来君叔，举世谁为鲁仲连？”不知联寄何所？想公亦必伤悼之也。 
30日，程德全、应德闳、张謇均至南阳路10号赵凤昌家秘密会议，“商办宋案”。会议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有迹可循，大致包含下列内容：一是应尽快结案，给公众一个交代，以消除不良影响。二是想办法让北京政府和袁世凯摆脱干系，以减少国M党内的愤怒情绪，避免激化南北矛盾。三是把洪述祖列为最大主谋、承担责任。因从应桂馨家中搜出信件、电文均是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与应桂馨联系人，媒体早以跟上公开报道。而洪述祖从晚清以来，就屡屡犯事受处分，赵凤昌多次捞人对他本已失望，这次他又闯大祸，舆论斥之为“洪杀胚”，激起公愤。一时无法弄清真相，疑虑重重，只有待历史来证明真相。
“宋遇刺案”案件破获仅仅两天，一干证据齐全，难以想象。赵凤昌更深一步理解宋教仁去逝前反复说的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无法为洪述祖讲情，只好听之任之，按照商议的办法，顺应事态的发展。
这也是赵风昌遭遇的“审洪（述祖）镇赵”、“杀史（量才）镇赵”等被他人做局算计的其中一次。
“审洪（述祖）镇赵”，当时便由法庭证实，由洪述祖和袁世凯“顶缸”；而“杀史（量才）镇赵”做的局，竟然到了80年代才由于台湾案件案卷的公开，才得知被蒋介石所设局。…… 次日，张謇根据他们秘密会议达成的共识，致函袁世凯，建议对宋案“以光明中正之概处之”。他指出此案以洪述祖为中心，洪“无不归案之理”，如果赵秉钧涉嫌，“亦应解职受审，使四海之人，皆知公之坦然明白，则万疑尽释”。倘若洪述祖还有良心，不愿累及其上司赵秉钧，一人承担责任，或赵秉钧“尚不至受嫌”。张謇还说，据他了解，国民党方面也担心袁世凯有所袒护，因此，他希望袁世凯“宜先有一中正光明之命令”，以示“必不袒护”之决心。
1913年3月底，孙中山从日本考察铁路回到国内后，立即与赵风昌程德全、应德闳、张謇等人会面，随即召集国M党黄兴等要人会议，商讨应对突发局面。决定对袁世凯政府进行回击。二次革命的风暴即将生成。 待续
附资料1、宋教仁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得尊，号遁初，一作钝初、遯初、敦初，别号渔父，化名犟斋、宋錬、中岛等，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仙瑞乡上坊村香冲（今漳江镇教仁村香冲组）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宋教仁考中秀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宋教仁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现华中师范大学），被录为第一。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宋教仁结识了黄兴，并成为挚友。同时，因不满清政府统治，他开始倾向革命。11月4日，与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决定成立华兴会。 1904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宋教仁分别任正副会长；同年，因长沙起义失败，黄兴、宋教仁前往日本，宋教仁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西方政治。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1911年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成立，宋教仁致力于建设民主共和政权，大力宣传革命宗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到处演说为国民党争取多数席位。1913年2月，国会选举接近尾声，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3月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 黄兴、宋教仁与赵风昌关系密切，曾多次到汉萍冶公司安源煤矿进行考察宣传，吸收安源煤矿大部分工人加入华兴会。长沙起义时，有7000名煤矿工人前去支援。中国近代革命先驱者之一，被称作为“中国宪政之父”。 附资料2、徐血儿 徐血儿（1893-1916）江苏常州金坛人。原名大复，笔名血儿。生于金坛县城镇的书香之家。19岁时开始接触同盟会，并参与《民呼报》相关的工作。徐血儿接触《民呼报》不久，该报就遭禁封，同年秋天《民吁报》创刊。徐血儿立刻向《民吁报》投稿，他的文章触动了当时该报社长宋教仁等人，通过信件联系，他只身来到上海拜访宋教仁。在这次会面中，深为宋教仁、于右任所赏识，安排报社工作。1911年任《民立报》社外勤记者，后为报社主笔、主编，宋教仁与徐血儿十分密切。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遇刺，徐即随侍在侧。后撰讨贼文：“……以一死而可以雪三百年之大仇，报为奴为隶之深耻，男儿何乐而不为！以一死而可以为子子孙孙造万世之幸福，男儿何乐而不为！男儿当以一人之死，救千百万人之生！” 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叶楚伦创办《世界杂志》，因揭露袁世凯的阴谋，被北京政府多次通缉。1916年在上海病亡。民国16年春，经柳亚子、章士钊、邵力子等人联名呈报申请，国民政府追认徐血儿为革命烈士。灵柩由上海迁葬金坛南郊顾龙山麓，于右任为之题书墓碑：“开国名记者徐血儿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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