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周十供” 清朝在建立之初，吸取元朝不足百年而亡的历史教训，调整统治策略，积极谋求与汉族知识分子集团的妥协合作，确立和巩固政权的统治合法性。其中，颇具典型意义的措施就是沿袭历代王朝尊孔崇儒的政策，继续承认孔子及儒家学说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至高地位，以期达到拉拢具有强大话语权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目的。为此，清朝前期的几位君主在入关之初对儒家祖庭曲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康熙、乾隆二帝亲临阙里孔庙，高规格祭祀孔子，尤其是乾隆帝更是八临曲阜，其动机与到明孝陵祭祀明太祖颇有相似之处，值得玩味。 乾隆帝多次亲临曲阜，召见山东地方官员和衍圣公及其他圣贤家族后裔，为曲阜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赏赐之物，尤其是大量与祭祀相关的青铜礼器。在这些精美的青铜礼器中，最著名的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第五次驾临曲阜时颁赐的“周范铜器十事”，习称“周十供”“十供”，后通称“商周十供”。孔府将这十件青铜器视为无上珍宝，除了在重大祭祀场合陈列于大成殿外，平时深藏府中，秘不示人。古朴典雅的“商周十供”其来有自，传承有绪，备受关注，现收藏于孔子博物馆。笔者不揣浅陋，依据所见正史、实录、方志、档案、文集、报刊等文献资料，力图梳理“商周十供”颁赐孔府经过，勾勒其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变迁轨迹，并对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商周十供” 《清史稿·孔昭焕传》记载，“三十六年，复东巡释奠。既还京师，出内府所藏周铜器木鼎、亚尊、牺尊、伯彝、册卣、蟠夔敦、宝簠、夔凤豆、饕餮甗、四足鬲，凡十事，置庙庭。”乾隆即位二十七年间，以帝王身份临幸曲阜释奠孔子已有四次，在躬诣阙里祭孔的历代皇帝中已是史无前例，为何还要时隔九年再度兴师动众？这要从乾隆三十五年（1770）说起。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乾隆帝巡视天津。山东巡抚富明安前往觐见，奏称“山左臣民望幸情殷”，请求巡幸山东。乾隆帝念及自二十七年南巡后，已将近十年没有临幸曲阜拜谒林庙了，泰安岱庙及碧霞宫修缮即将完成，次年又逢太后八旬寿诞，太后有意前往拈香。因此乾隆帝当面允诺了次年东巡的请求，“俟另降谕旨举行东巡之典”。五个月后，在接到富明安“山左二麦既获，大田丰稔，比户盈宁”的奏报后，乾隆帝“爰允所请”，叮嘱连年恭逢庆典，地方上“不当缀景增华，致滋糜费”。十月，时机已经成熟，乾隆帝正式决定来年巡幸山东，颁下谕旨，内称：“明岁恭逢皇太后八旬万寿，普天同庆。已允山东巡抚富明安所请，祗奉安舆，亲诣泰山拈香展敬，朕亦以便道临谒阙里，诹吉于来春二月初三日启銮。所有一应事宜，着各该衙门照例豫备。钦此。”因此，乾隆帝三十六年的山东之行缘起于地方官员奏请，其主要目的是前往泰山拈香，恭贺皇太后八旬寿典，驾临曲阜只是顺道经过。  “商周十供” 得知乾隆帝将临幸曲阜的消息后，衍圣公孔昭焕及曲阜的地方官员开始为接驾做准备。八月曲阜地方官员开始修理乾隆驻跸曲阜的行宫，十月又重修周公庙、颜子庙，葺少昊陵，修御道及沂河桥，衍圣公修葺至圣林庙，这些地方都是皇帝必到之处。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初三日，乾隆帝奉皇太后自圆明园起銮，乘船沿运河南下。十五日，乾隆帝连下两道谕旨，“着将山东省所过州县本年应征额赋，蠲免十分之三，其上年秋收稍歉勘不成灾地方，着蠲免十分之五”，泰安、曲阜为驻跸之地，“着将该二县乾隆辛卯年应征地丁钱粮，全行蠲复”。十六日，乾隆帝在德州登陆进入山东，衍圣公孔昭焕已率领颜曾孟等圣贤后裔子孙于此前两日在袁楼水营迎候。二十四日，乾隆帝一行驻跸泰安行宫，次日展谒岱庙，二十六日登顶泰山，赴碧霞宫拈香。三月初四日，到达曲阜。《清史稿·高宗本纪》中对乾隆帝在曲阜的活动有比较简略的记载，“乙巳，上至曲阜谒先师孔子庙。丙午，上释奠先师孔子。丁未，上谒孔林。祭少昊陵、元圣周公庙。赐衍圣公孔昭焕族人银币有差。戊申，上奉皇太后回銮”。乾隆帝在曲阜停留不过三日，其间活动安排相当紧凑。  “商周十供” 到达曲阜的当天，即三月初四日（乙巳）乾隆帝就迫不及待地展谒先师庙。《曲阜县志》载：“圣驾幸阙里，御行服，乘步辇，入崇信门诣孔子庙。入德侔天地坊，乐生奏仙源九祝之曲。原任户部主事孔继汾、署五经博士孔广果恭导，由奎文阁左翼门入，至大成门外降辇。由中道步入大成殿拈香。”此外，乾隆帝分别遣官致祭少昊、周公，至孔子父亲启圣王墓前奠酒。初五日，至孔庙行释奠礼，是此行最核心的活动。三跪九拜，彰显对孔子的无限尊崇，乾隆帝作诗纪之：“释芹久阔为高年，得遂瞻依慰倍虔。翟䈁惟彬六佾备，笙镛以间八音宣。右文列圣传家法，望道微躬励佛肩。必世后仁夫子训，因之返己益惭然。”乾隆帝又遣官分献四配十二哲及东西庑从祀先贤先儒，遣大学士、户部尚书于敏中致祭孔子五世先祖。初六日，乾隆帝前往孔林行墓祭之礼，三酹酒三拜。随后，乾隆帝又到少昊陵、周公庙、颜子庙拈香祭拜。完成全部祭祀活动后，乾隆帝赐衍圣公及各圣贤后裔宴，庆祝曲阜之行顺利完成。初七日拂晓，乾隆帝起驾回銮，途中赋诗四首，其中一首云：“奠芹慰展九年思，阙里回瞻欲去迟。夹路麦苗将及尺，谁为助长尽含滋。”一别九年再临曲阜，行前颇有不舍。四月初七日，乾隆帝回到京师。  “商周十供” 乾隆帝此次曲阜之行，对衍圣公及曲阜地方多有赏赐，其中最珍贵之物当属“周范铜器十事”，也就是后来的“商周十供”，为此乾隆帝亲自“谕颁周范铜器于阙里孔子庙”，其谕旨全文为： 周朝天子为姬姓，因此周朝又称姬朝，二者可以通称。该道谕旨至少透露出乾隆帝颁赐给孔府“姬朝铜器十事”的两个原因。第一，乾隆帝曾于前年颁赐给京师太学“周范铜鼎尊等十事”，“仿太学之例”，由此触动了同样颁赐阙里孔庙的想法。乾隆帝对先师孔子的尊崇自即位之初就显示出了高度的热情，这从他对太学的重视上可见一斑。乾隆三年（1738），乾隆帝亲诣太学，下诏太学文庙改用黄瓦。三十二年（1767）乾隆帝又因殿庑年久失修，拨发帑金二十万两用以维修，特选重臣司掌其事。三十三年（1768）十一月，维修工程尚未告竣，乾隆帝即颁谕“爰择内府所藏周范铜鼎、尊、卣、罍、壶、簠、簋、觚、爵、洗、各一，颁置太学陈之大成殿中，用备礼器”。至于为何一定要选用周代器物，那是因为孔子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议论。乾隆帝在谕旨中也有解释：“夫孔子志在从周，楹间列姬朝法物，于义惟允。”三十四年（1769）二月，太学修建完成，乾隆帝亲往释奠孔子，提前将十件铜器供于大成殿中。阙里孔庙位于儒学祖庭、孔子诞生之地，有着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因此，时隔一年后，当乾隆帝再临曲阜时，他很自然地决定调拨内府珍藏的“姬朝铜器十事”备列阙里庙庭，给予其与太学相当的待遇。  “商周十供” 第二，乾隆帝对阙里孔庙所陈列礼器感到不满意。乾隆帝认为先前陈列的礼器，即谕旨中所称“牺象诸尊”为汉时所造，年代不够久远，观感上也不够古雅，不足以表达对孔子的崇敬。旧陈“牺象诸尊”为汉章帝幸鲁祭祀孔子时所赐，孔继汾在《阙里文献考》中记载：“章帝元和二年春二月东巡狩，三月已丑进幸鲁，庚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帝还，留祭器于庙。”《阙里文献考》书刻于乾隆帝第四次到曲阜之后、第五次之前。孔继汾在该书介绍孔庙大成殿陈列礼器时也提到：“又汉陶太尊一，铜牺尊、象尊、山尊、雷尊各一，汉章帝元和二年物也。”此外乾隆三十九年（1774）所刻《曲阜县志》明确记载：“阙里孔子庙旧陈汉章帝所留五尊，曰大尊，以陶为之，素质无款识，曰牺尊、曰象尊、曰山尊、曰雷尊，皆铜质，有篆文识，汉元和二年铸，与大尊共为一案，陈而不用不加勺。”可以肯定，乾隆帝所看到的“牺象诸尊”，为汉元和二年时所赐“五尊”无疑。在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崇方面，乾隆帝可谓是远迈前朝，无出其右。看到曲阜孔庙所陈列礼器为后汉所造，他认为年代不够久远，与孔子的地位不相匹配。如前文所述，孔子生活于东周时代，对周文化推崇备至，有从周之志，用周代青铜器祭祀孔子最为合适。但一般的周范铜器也并无特别之意，皇宫内府集合了天下珍宝，乾隆帝于是从内府所藏中调拨周范铜器，且一次颁赐十事，其心之诚可见一斑。  “商周十供” 乾隆帝雅好诗文，每次临幸曲阜必有吟咏，前文已有引述。尤其此行颁赐“周范铜器十事”是他崇儒重道的重要体现，值得留给世人夸耀，自然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次所作诗名为《颁内府周范铜器十事交衍圣公孔昭焕陈阙里庙庭诗以志事》，前有序，序文及诗云：  “商周十供” 序文及诗与所发谕旨大意略同，都在叙述颁赐周范铜器的缘起。皇帝颁赐内府宝器并作诗纪之，这对于孔府来说无疑是天大的恩宠，衍圣公当然必须也要酬答，其诗名为《恭和御制<颁内府周范铜器十事交衍圣公孔昭焕陈阙里庙庭诗以志事>元韵》，录载如下： 乾隆帝此次驾临阙里，释奠先师孔子，赐祭器与孔氏，彰显对孔子的尊崇。衍圣公作为臣子，获得丰厚赏赐，自然投桃报李，感恩戴德，由此折射出清朝统治集团与孔子后裔的良性互动。  “商周十供” 关于“商周十供”（即“周范铜器十事”）颁赐与接收的具体公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中央档案和孔子博物馆收藏的孔府档案均有记载，笔者现将所见相关档案整理如下： 乾隆帝三月初六日下发谕旨，初七日行在礼部即行文衍圣公府，孔府档案中保存有该咨文抄件，咨文内称：  “商周十供” 乾隆帝所颁赐的姬朝铜器十事存于内府，即内务府。因此，礼部照例行文内务府知晓，咨文称： 乾隆亲诣阙里，致祭先师孔子，对于孔府来讲是天大的荣耀，衍圣公自然要进京谢恩。在乾隆帝回到北京的同一天，即四月初七（丁丑）日，孔昭焕率领各博士族人入朝。四月十一日，孔昭焕行文礼部，文称：  孔府档案卷五一三五之衍圣公孔昭焕谢恩题本 在北京，孔昭焕进呈乾隆帝题本和奏折各一，以谢皇恩。二者内容相似，题本内容较长，此处不再赘述，仅录奏折内容，其文称： 乾隆三十九年《曲阜县志》中关于颁赐“十供”的记载 该年十一月，乾隆帝为母亲皇太后举行八旬庆典，孔昭焕偕子入京庆贺。乾隆帝之前允诺回銮京城后，将“慎选邮发”。果然，“冬十二月，遣官賫到”。衍圣公自然再次具折叩谢天恩，内容为： 至此，围绕乾隆帝颁赐“周范铜器十事”与衍圣公谢恩的相关公文往来基本结束，“商周十供”终于陈列于阙里孔庙。 本文刊登于《文物天地》2020年第5期。 编辑：王龙霄 审核：耿 坤 监制：朱 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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