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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题字：关山月 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循环论证”和“孤立人”难题之伪 ——从劳动和私有财产相互作用发展的感性历史来看 罗朝慧 / 文 作者简介  罗朝慧，法学博士，（北京 102249）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经济-阶级’自由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19YJA710026） 摘要 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完整呈现了劳动和私有财产“相互作用”发展的感性历史过程，不仅表现在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本质即“异化四规定”上，而且包括作为资本、作为主体的私有财产对劳动的支配控制权力关系，以及积极扬弃私有财产、消除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基于工人生存和劳动状况而描述的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史，不同于黑格尔自由概念的“现实化”运动，也不是费尔巴哈非历史的“类本质”异化过程，不能按照纯粹的哲学分析或逻辑推论，使其陷于“循环论证”和“孤立人”难题的形而上学倒退。马克思感性生存论视域的异化论初步开创了经济-阶级分析的社会批判“总方法”，为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核心要索和基本原则，以存在论的哲学革命姿态拉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序幕。 关键词 马克思；异化理论；劳动和私有财产；循环论证；孤立人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1932年出版问世以来，其核心的异化理论就在学界引起诸多争论和质疑，尤其是其唯心主义哲学性质及论证过程中的逻辑问题。前一问题以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Althusser)的“认识论断裂”为代表，得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唯心主义总问题”“哲学的抽象”[1]等论断；后一问题以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界的“aporia大讨论”[2]为代表，认为马克思异化概念局限于费尔巴哈“孤立人”的主客体二元关系结构，存在“个体人”向“社会人”过渡和转变的难题，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解释存在“循环论证”的逻辑困境，导致最终推论失败。这种诘难强化了学界对马克思早期异化论的“唯心主义人本主义”“抽象人道主义”等消极印象，加剧了与历史唯物主义及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断裂和隔阂。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后续研究仍在承认aporia难题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向后”研究寻求解决。例如，大井正（Ooi Todashi）、服部文男（Fumio Hattori）认为“循环论证”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工理论中才得到彻底解决；望月清司（Mochizuki Seiji）将“自我异化”向“人同人异化”过渡和转变的困难，诉诸《穆勒评注》的“交往异化”得以证成和解决；广松涉（Hiromatsu Wataru）则认为马克思因其异化论遭遇逻辑困境而将其放弃，后期转向“物象化论”研究。[3]  ▴ 《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学者卷》，韩立新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此后，学界也随之转向分工理论、市民社会理论、交往异化理论以及物化或物象化问题的研究，异化论难题慢慢沉寂下来。今天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异化论的成就地位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后期著作的“断裂”或“连续”关系仍争论不一，很大程度上跟异化论难题的长期搁置和晦暗不明有关。可以说，澄清并破除马克思异化论中的“循环论证”错误和“孤立人”难题成为克服异化论偏见的关键。  ▴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1第1页，源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 欧洲学界较少关注“自我异化”的“循环论证”和“孤立人”难题的解决。前苏联著名的《1844年手稿》研究专家卢森贝（Д. И. Розенберг）把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之间互为因果的“相互作用”关系，解释为“辩证发展”的结果[4]，却对这种“辩证”关系没有具体的详细解释。我国学者对异化论逻辑问题也通常以辩证法为由略过，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正式回应和解决[5]，但主要着力于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的重释及其论证逻辑的重构，有点轻忽劳动和私有财产“相互作用”发展历史的另外两个重要环节，即作为资本、作为主体本质的私有财产对劳动的支配控制，以及积极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要真正破除“否定异化论”的旧教条、旧成见，彰显异化理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及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奠基性理论发现和感性存在论转向的哲学革命，就必须深入到劳动和私有财产“相互作用”发展的整个历史运动过程中去考察，分析“循环论证”和“孤立人”等相关质疑内在的悖谬、误解所在。 一、“别人”问题：第一和第二规定之间的逻辑断裂？ 对马克思异化论的aporia诘难首先认为，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无法过渡到第二规定，二者在“别人”问题上存在逻辑断裂。理由是：第一规定“劳动产品的异化”主要表现为“自然的异化”或“物的异化”，属于单纯主体-客体二元关系结构的一般劳动对象化，不存在“别人”，但是第二规定中存在“别人”，即工人的劳动属于别人，因此第一规定和第二规定就发生了逻辑断裂。那么，第一规定中 “自然的异化”是否属于一般劳动对象化而不存在“别人”呢？望月清司虽不完全否定异化论，但认为“自我异化”论的确存在诸多逻辑困难，首先把第一规定理解为贯穿人类历史劳动过程的“自然的异化”或“事物的异化”；作为“异化劳动的原点”，“第一规定的劳动者在逻辑上是孤立的人”，“他与'一个别人’无关”。[6]韩立新认为，第一规定包括自然的异化和劳动产品的异化，但只有“劳动产品的异化”才与马克思要论证的资本家私人所有的起源和本质问题“相契合”，“自然的异化”是在人与自然关系层面上展开的，它跟社会制度无关。[7]  ▴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然而，马克思在解释第一个异化规定之初，就直接根据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越变成廉价的商品[8]，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是不同于一般劳动对象化的异化劳动，无非是表明劳动产品作为独立的“异己存在物”，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因而“不依赖于生产者力量”，而与“劳动相对立”。[9]这是国民经济学也承认的属于一般劳动对象化特征，人通过劳动创造的“物”或对象世界在人之外独立存在，但还不足以表现和说明“物”与“人”之间何以存在敌对性、统治性和奴役性关系。国民经济学家正是对异化劳动和一般劳动不作区分，把私有财产视为一般劳动对象化的产物，陷入不能解决的诸多“二律背反”困境。马克思紧接着指出，国民经济状况下的劳动对象化实际上是 “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10] 这里的“丧失”“被奴役”“被剥夺”等表述，显然不是国民经济学家所理解的一般劳动对象化意义上人与物之间简单的主客体对立和异己关系，而是暗含着一个“别人”占有、支配和控制他的劳动产品，才可能造成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完全分离排斥和敌对的。  ▴ 马克思 马克思反对将异化劳动无差别地等同于一般劳动对象化，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状况下的劳动对象化实际上是工人的生产以及工人的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造成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劳动者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本来是自然界是与人们生存和劳动不可分割的无机身体，是人们生存和劳动的第一源泉。然而，国民经济学状况下的对象化劳动则“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11]：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一是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对象，不成为他的生活资料，二是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劳动产品的异化同时也是自然的异化： “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12] 马克思把劳动产品的异化，包括劳动改造后的自然界的异化统称为“物的异化”，这不再仅仅是人与自然界或劳动产品之间单纯的主客体二元关系，而是隐含着与另一个占有并控制着他的生存和劳动资料的“别人”的关系。问题在于“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3]，回避了工人同劳动产品之间的真实关系，掩盖了“人-物”分离对立背后“人-人”对立的支配控制权力关系。 第二规定的核心内容是： “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4] 望月清司认为第一规定的“孤立人”和第二规定的“一个别人”存在逻辑破绽，二者间存在从简单商品生产的“领有”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私人所有”的飞跃，中间缺了一环，缺乏对“类和个体关系”的说明。[15]韩立新也认为在第一规定“自然的异化”中， “劳动与对象只是一个单纯的主客体关系，没有一个'别人’出现的空间，从第一规定根本就推不出第二规定”[16]。 然而，马克思由第一规定向第二规定的过渡是非常顺畅自然的，不存在断裂。马克思说第一个异化规定是“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方面来考察工人的异化、外化，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17]。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意即工人不仅同自己的劳动结果是分离和敌对的异己关系，而且劳动活动本身也不是属于自己的： “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是自我异化。”[18] 所以，第一和第二规定是对劳动的异化行为的两个方面——“物的异化”和“自我异化”——的考察，即从劳动成果的异化到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二者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或生产行为，都被“别人”占有、支配和控制。然而，质疑第一和第二规定之间存在逻辑破绽的观点，把两者看成是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差别，把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同一劳动或同一生产行为的两个方面，即劳动结果和劳动活动分割成属于两段不同历史时代的生产关系，认为前者是不存在“别人”的一般劳动对象化，而后者是存在“别人”的异化劳动，导致同一生产劳动行为跨越两段历史，既存在异化又不存在异化，既属于自己又不属于自己的悖谬，这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是矛盾而奇怪的。况且，纯粹局限于人与物之间的主客体二元关系称不上真正的劳动，也构不成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实的生产劳动必然包含着人对自身、对外物、对他人的感性联系。 二、“孤立人”难题：“自我异化”无法过渡到“人同人的异化”？ 异化理论的第三规定和第四规定分别是“类本质的异化”和“人同人的异化”，这是“孤立人”诘难的核心所在。aporia质疑不仅认为第一规定“物的异化”中人与自然的单纯主客体关系，推不出第二规定中的“别人”，而且认为第二规定的“自我异化”推不出第三规定“类本质的异化”，甚至认为前三个规定都属于“个体人”或“孤立人”的“自我异化”，因而无法推出第四规定“人同人的异化”。典型的“否定异化论”者广松涉认为，马克思第一手稿的异化论还处于费尔巴哈“孤立人”的主客二极关系结构的自我异化框架之内，很难解释资产阶级私人所有涉及的至少三极以上的“社会的共同活动”关系。[19]韩立新也认为，马克思第一手稿中所说的“类本质”仍然是一个孤立人的类本质，不具有“共同体本质”或“社会关系总和”含义，这个“孤立人”的类本质很难递推和解释第四个异化规定，即“人同人的异化”的“社会人”[20]，因而与望月清司一样主张借助《穆勒评注》中“社会人”的“交往异化”来解决。  ▴ [日]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邓习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 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马克思这里的“类本质”是否属于费尔巴哈“孤立人”的主客体二元关系结构？第一，马克思异化理论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经济事实——资本、劳动和土地的分离及普遍的非人劳动现象，孤立个人的生产事实上早已不再存在。 “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21]。 第二，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接触到的无产阶级即法国和德国的革命工人，“已经不是半哲学的抽象，而是具体的人了”[22]。  ▴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樊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马克思当时埋头于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理解到只有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才能认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及其不可避免的改造方式，转向对现实社会的实际批判。第三，马克思描述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人的劳动在金钱、资本中的异化，这是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是对感性的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本质关系的分析，这不是法权正义或道德伦理问题，也非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问题或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异化问题，此时的马克思在思想立场和社会活动上都不可能倒退回黑格尔的自由和理性批判或费尔巴哈半唯物主义的人本学批判。吴晓明认为，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质导回到费尔巴哈，依循了一条抽象的和退行的路线。[23]第四，马克思的“类存在”“类本质”是指现实的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或生存实践特性：人是“现有的、有生命的类”即肉体的自然存在物，同时是“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4]这里的“自由意识”不是对人的精神本性的哲学规定，也不是人性的价值预设，而是人对自己生命表现活动或生产生活本身的感性自觉： “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25] 人们的物质生活生产、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同时是构建自己的生活世界，包括与自然界、与他物、与他人的对象性关系，人正是在自己所创造的生存条件或对象性关系中，意识到自己的类本质即社会生活中的类存在物。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 Cornu）指出，马克思那里的“类本质”实际上“获得了社会历史的意义，原则上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术语，而越来越变成了新的思想内容的外壳”[26]。艾伦·布坎南（Allen E. Buchanan）也认为，马克思早期关于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的分析，展示了一种“社会的”而不是个体的概念。[27] “类存在”“类本质”作为人实现自身生命力量的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和感性交往，怎么发生异化？又怎么由第一、第二异化规定递推而来呢？马克思说得很清楚，“类”的异化是第一、第二异化的必然结果： “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28] 整个自然界作为人们生产生活、改造世界的“身体的无机界”和“精神的无机界”，越来越广泛地属于资本家私人占有、支配和控制的物质条件，工人完全失去了生存和劳动必需的对象，不得不依赖资本家并必然导致“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9]。工人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被别人占有和支配，不是对其“类本质”即作为人的感性需要、感觉、天赋、个性和才能等对象性生命力量的主体性的肯定、确证，而是否定和摧残。工人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及类本质相对立这三个方面都是对工人异化劳动与自身关系的考察，属于“自我异化”。与此同时，异化劳动的另一面是与他人的对象性关系，即造成“与他人对立”的“人同人异化”：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即人与人交往的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对立。”[30] 也就是说，“自我异化”与“人同人相异化”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异化劳动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特征，二者是一回事，就是工人的实际生活现状，这并不存在知性形而上学所理解的“个体人”向“社会人”过渡的难题。个人的实际生存和劳动始终处于与自然、与外物、与他人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31] 马克思说“自我异化”与“人同人异化”只是对国民经济事实的本质真相分析，还必须追问： 与工人相对立、相分离的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力量到底属于谁？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是一种异己的、被迫的活动，它到底属于谁？它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是谁？[32] 马克思明确回答：“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只能是“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33]这个“他人”就是“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却主宰支配着工人的生产和产品的资本家。由此便知，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就是工人异化劳动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或者说工人“自我异化”的产物或必然结果就是“非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34]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不仅表现为物质财富，而且包含着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35]，即工人对工人以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对立关系，阶级的对立由此产生。这样，马克思就把那个统治和奴役工人的“异己存在物”“异己力量”清晰地呈现出来，破除了“异化”概念长期陷于形而上主体-客体关系中的神秘性、抽象性和含糊性。 三、“循环论证”困境：异化劳动的前提、结果和原因是同一私有财产概念？ 日本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是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前提推出的，与他要从异化劳动推论私有财产起源和本质的初衷相矛盾，所以马克思一开始就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广松涉认为，马克思后面“不得不放弃异化论研究”，正是因为在《1844年手稿》中遭遇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产生的循环论证结构“这个难点”。[36]那么，作为异化理论“出发点”的私有财产与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是否同一？作为异化劳动“原因”和“结果”的私有财产概念是否同一？引起和造成异化劳动的“原因”到底是何种意义的私有财产？ 首先，作为“出发点”和“前提”的国民经济学私有财产A，与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B是不同的，A推不出异化劳动。马克思虽然从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前提和经济事实出发，但并不满意它们将私有财产视作无需解释证明的既定历史事实或物质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而不说明私有财产本身的历史运动和本质，只是“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37]。国民经济学家关注的重心是带来财富的“劳动”或“生产”而不是“人”，他们把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视为经济规律、自然现象，遮蔽了其中感性的人本主义要素和关系。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事实和经济现象出发，对工人的生产劳动过程进行分析得出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指出私有财产本质上就是工人异化劳动的结果，而非天然生成的或神创的，揭开国民经济事实的真相。意即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B，不等于作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学私有财产A。 在马克思的论证逻辑中，作为“出发点”的国民经济学私有财产A并不是引起和造成异化劳动的原因，但是造成异化劳动的原因也不能从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B得到充分解释。此时私有财产B的起源和本质只是从与异化劳动的对象化关系来说的，还不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私有财产自身发展的历史活动还有待考察，包括它何以发展到现在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又何以发展为一种主体的、能动的私有财产形式C而与异化劳动形成“相互作用”关系？所谓“相互作用”就是“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38]。所以，当国民经济学前提即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本质真相被发现是异化劳动的结果之后，还要考察资产阶级私有财产自身生成发展的历史运动过程，寻找造成异化劳动的原因。如马克思所说：“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39]这就进入异化理论的第二个环节：作为自由资本和主体本质的私有财产的生成历史及其与劳动的相互关系。可见，马克思的前后论述并没有在同一层次和意义上使用私有财产概念，不存在“循环论证”问题。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中普遍的非人劳动现象“具体化”为四重异化规定以说明私有财产的起源和本质，只是破解国民经济学“二律背反”的第一步，也是解开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相互作用”关系的第一步，为第二、第三笔记深入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发展历史的进一步考察，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前提和批判尺度”[40]。 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B，是由劳动的对象化关系出发来考察和解释的，还没有从私有财产自身的历史运动来理解异化劳动的生成及其相互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与私有财产最初表现出来的“单向”对立，还只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还没有发展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41]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能动的”“内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二者之间何以形成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对方的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双向能动关系？因此，马克思在结束异化四规定的论述之时，提出还要解决“两个任务”： （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马克思由此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42] 马克思这个“突然迂回”引起一些学者的疑惑：马克思为什么转了一圈又回到已经解决了的私有财产起源问题上呢？广松涉认为，这是马克思觉察到“自我异化逻辑所具有的难点”，且“一直没能解答这一设问”，因而“中断、放弃第一手稿”。[43]然而，马克思的异化论并未终止于对私有财产的劳动对象性本质的探讨，而是继续考察私有财产何以发展为资本并造成异化劳动的历史运动及其未来向何处去问题的探讨。 马克思在第二笔记中指出，私有财产的关系 “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种表现的相互关系”[44]。 马克思在第一笔记中已经考察了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的关系，现在要解释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何以生成根本不同于以往社会历史阶段的私有财产形式？马克思描述了私有财产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形式，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对劳动的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生产方式下生成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劳动形式，这里不赘述。当私有财产发展到以货币为最高形式的自由资本，即最发达、最抽象的私有财产形式才是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此时，“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变成“只有货币内涵的资本和利息”，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和完全的自为存在的地步”。[45]此时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表现为： “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资本一旦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的时候，工人自己对自己来说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所以他就会被埋葬，会饿死，等等……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46] 作为资本或货币形式的私有财产C具有一种“自为的”“能动的”追求——“对货币的需要”，这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和“唯一需要”，“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47]正是发展为自由资本或货币形式的私有财产C，才是异化劳动、贫困和阶级对立被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根本原因和能动力量。 作为资本或货币的私有财产“能动”的神奇力量从哪里来？这需要进一步回答“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本质引起的”的问题。马克思在第三笔记“私有财产和劳动”一节对此做了回答和阐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家提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赋予财富以人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所谓“由人的本质引起的异化”，就是“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48]人自身的生命力量，包括感性的需要和意识、激情和欲望以及天赋、个性和才能等，都成了财富的源泉即私有财产自身的主体规定，这意味着真正的财富不再是死的物，而是人的活劳动即人力资本。从此，人的一切对象性本质力量即生命力量都被沦为资本增殖的有用性工具、手段，人由“劳动的人”变成“作为资本的人”。“资本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49]一切特殊形式的具体劳动都被抽象为无差别的、平等的“无人身”的一般劳动，抽象劳动统治了具体劳动。作为资本、作为主体本质的私有财产C“能动”发展的最高现实是： “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马克思因此指责“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尊重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50] 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和一般劳动概念将人的活生生的生命力量及其感性需要乃至整个生活世界，都抽象化为若干经济学范畴，这正是国民经济学的“非人”所在。 四、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财产与社会的人的感性统一 劳动和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得以充分发展和完成，二者之间才真正形成相互嵌入、相互生成对方的内在的、能动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表现出“敌对性的相互对立”，即“排除财产的劳动”与“排除劳动的资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相互排斥和敌对的矛盾关系。马克思认为这恰恰是“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51]，因为矛盾解决的前提必须是双方形成彼此互相需要、相互依赖而共生共存的感性对象性关系。马克思提出对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或否定之否定的共产主义，正是以劳动和私有财产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了的工业文明为经验条件和历史基础的，而非他个人基于善良意志或崇高道德而对未来社会的主观设想和美好愿望， “整个革命的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52]。 马克思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53]，表明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不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全盘否定或历史倒退，而是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和劳动发展的历史运动中对其物质条件和文明成果的批判性继承发展。扬弃私有财产就是扬弃自我异化，就是扬弃那种狭隘的作为个人直接的和片面的享受、占有和拥有的私有财产（资本），“向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使人的一切活动和享受的存在方式和内容“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5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实践原则，也就是复归人感性生存的对象性“类本质”“类存在”和“类生活”，即社会的劳动与社会的财产的统一，使整个社会生产资源和物质财富不再为少数人私人占有，从而拥有支配和控制其他一切人生存和劳动条件的社会特权。如马克思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对于资产者认为是'个人的’东西，共产主义毫无疑问是要加以'掠夺’的。”[55]所谓 “社会的”财产就是源于人们生命活动或生产生活所创造的整个社会财富或生产工具总和，它们必须同时是对每个个人自由自觉劳动、充分实现其感觉、需要、天赋、才能及自由交往和联合的肯定、确证、保护和保障，才能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实现“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56]。这样，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的”财产才真正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向着现实的人即“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复归。[57]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在双重意义上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58]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毫无历史和现实根据的伦理要求、道德原则，而是在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发展的历史运动中生长起来的社会发展方向，不是完全外在和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及人类当下生存状况的一种乌托邦理想，因而不再是借助于理性要求、善良意志、崇高道德或美好愿望来批判和拯救现实世界、构造未来社会。然而，共产主义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不仅仅局限于物质经济生活领域的解放，而是一切生活领域的解放，因为 “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59]。 同时，共产主义不只是理论的或认识的任务，而是 “现实生活的任务”，“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工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并“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60] 总之，共产主义是一个艰辛漫长的感性实践性历史事业。 五、结 语 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异化论摒弃了近代形而上学主体-客体二元哲学范式，直接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现实的劳动和生存状况出发，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生成发展的感性历史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如实描述并呈现为三个连续性历史运动环节：（1）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否定性的感性对象性同一关系），（2）作为自由资本和主体本质的私有财产（相互依赖和对抗的矛盾关系），（3）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财产与社会的人的感性统一）。这并不是马克思根据某种先验的一般性主体概念或道德价值原则，而构思设计出来的一个普遍的、哲学的或规范性的人类世界图示。在马克思的对象性活动存在论哲学视域中，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不是两个完全不同和分离隔绝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人们的生命活动所生成的感性对象性关系，在不同生产形式下的内容和表现不同。如果还按形而上学的抽象主体-客体二元关系和哲学-逻辑的概念分析，认为“自我异化”的“个体人”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的“社会人”是分离和对立的，而导致不可克服的“循环论证”困境和“孤立人”难题，那就将马克思感性生存论路向的异化劳动理论倒退回理性逻辑的形而上学哲学怀抱中去了，这明显不符合马克思1844年时期的思想立场和学术方向。 马克思以异化理论为核心的首次国民经济学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运动发展就是异化劳动以及阶级和阶级对立产生形成的历史，指明了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必然方向，提出人类解放首先是工人解放[61]的共产主义“总问题”“总任务”，初步开创了经济-阶级分析的社会批判“总方法”，以感性生存论的哲学革命姿态拉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序幕，向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知识论或观念论传统发起攻击。马克思后期著作不再经常使用“异化”和“类本质”等旧术语，并不意味着其早期异化论失败因而完全抛弃或与之彻底决裂，相反，“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理论为他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资本论》提供了核心要索和基础性原则： “我们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2] 可以说，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深刻全面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系统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跳板”[63]，为他以后对一切经济学范畴何以产生的历史考察及其“病理学”的批判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入口”。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1]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20，74页. [2] aporia是希腊语，意指在推论中产生的悖论，即理论或论据自相矛盾，出现无法解决的逻辑困境，导致整个推论以失败告终。日本学者清水正德最早提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存在无法解决的aporia难题，大井正、梅本克己、广松涉、三之内靖等进一步深化，他们总体上认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存在“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和“孤立人”难题，所以马克思后期放弃异化理论而转向分工理论和物象化理论。(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3]关于日本学者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后续研究，参见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韩立新主编：《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日本学者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4] [苏联]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方钢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23页。 [5] 国内学者近年来对异化论难题的回应和解释主要有三种思路：一是通过区分外化劳动和异化劳动来解释私有财产的不同含义，如姜海波和魏小萍；二是按照“历史”和“逻辑”或“现象”和“本质”关系的解释路径，破解“循环论证”难题，如韩立新和王峰明；三是运用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精神现象学”的辩证法构式解释，如张一兵和彭晓涛。（参见姜海波：《私有财产的起源与外化劳动———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魏小萍：《探求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6页；韩立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究竟是不是循环论证》，《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王峰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试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个理论难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张一兵：《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与劳动异化及其扬弃——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二、三笔记再研究》，《学术界》2021年第7期；彭晓涛：《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逻辑学基础——兼论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循环论证’问题》，《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6]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8、76页。 [7] 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4-165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9]同上，第156-157页。 [10]同上，第157页。 [11] 马克思在解释第三规定“类的异化”是由于第一、第二种异化的必然结果时，把它们分别概括为“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和“人自身机能或生命活动的异化”。（同上，第161页。） [12] 同上，第160页。 [13] 同上，第158页。 [14] 同上，第160页。 [15]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第74、77页。 [16] 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第16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9页。 [18] 同上，第160页。 [19] [日]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邓习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8页。 [20] 韩立新：《巴黎手稿研究——马克思思想的转折点》，第17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9页。 [22]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樊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12页。 [23] 吴晓明：《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162页。 [25] 同上，第162、163页。 [26]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2卷，第232页。 [27] [美]艾伦·布坎南：《马克思与正义》，林进平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1页。 [29] 同上，第163页。 [30] 同上，第163页。 [31] 同上，第164、165页。 [32] 同上，第164页。 [33] 同上，第165页。 [34] 同上，第166、168页。 [35] 同上，第168页。 [36] [日]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第224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页。 [38] 同上，第166页。 [39] 同上，第236页。 [40]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4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9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2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7、168页。 [43] [日]广松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第205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72页。 [45] 同上，第172、173页。 [46] 同上，第170页。 [47] 同上，第224页。 [48] 同上，第178、179页。 [49] 同上，第176页。 [50] 同上，第182、179页。 [51] 同上，第182页。 [52] 同上，第186页。 [53] 同上，第182页。 [54] 同上，第186、187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27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9、190页。 [57] 同上，第190、191、194页。 [58] 同上，第231、241页。 [59] 同上，第186页。 [60] 同上，第192、232页。 [61]马克思在论述完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后得出结论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同上，第167页。） [62] 同上，第167页。 [63] [东德]弗里茨·库姆夫：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研究译文集》，熊子云、张向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第223页。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2023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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