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党溃兵 1947年底至1948年初，鲁南北撤军民终于南回，孙敏跟随队伍踏上回返的征途。 北撤回来的路上，每人每天发一个窝窝头，发一点点花生饼，大家都舍不得吃，放在嘴里舔一舔。大家都这样苦，苦也就苦过来了。看到老百姓那样穷，那样饿，没人心里不难受，通常吃了饭以后，大家都主动跑去帮老百姓拉犁，他们的牲口没了，地可不能不种。 老百姓对人民军队的拥护真是让人感动。在孙敏他们行军的路上，老百姓挎着篮子，里面放着各种从自己口里省下来的食品，给战士们吃。孙敏亲眼看到一个妇女，带个孩子，挎着半篮子的枣子，小孩眼巴巴地盯着枣子想吃一个，妇女一巴掌打在孩子的脸上，说：“不准吃，这是给解放军叔叔的。” 由于长时间的战争，遍地都是伤员，有解放军，更多的是国民党军。他们经过的地方尤其是火车站，到处拥堵着国民党的伤兵员，解放军伤兵基本都给抬回当地医院或老百姓家治疗。 各地村民自发组织人员给伤员抬担架，很多人将自己家的门板拆下来当担架，还有人将自己家的被子拿出来，盖在伤员身上。大家都挑解放军伤员抬，精心照顾。当时有政策，优待俘虏和伤兵，但实际上没有老百姓愿意抬国民党伤兵，即使抬了也是不情愿。孙敏听说，很多人抬着国民党伤兵，等到了没人的地方，尤其是山沟，就一下子给扔到山沟里。老百姓那种质朴的爱和恨是多么的鲜明。 南回路上，虽然没有地面战争，但危险依然很大，主要威胁是国民党的飞机。天上下着大雪，但白天还是不敢行军，因为只要天一亮，太阳一出来，国民党飞机就来了，一来就是几十架，在头顶上嗡嗡响，见到行军的部队就轰炸。因此，行军都是在下午五点多钟开始到第二天天蒙蒙亮时休息，整个人的生物钟都是倒的。 夜晚行军又冷又困，异常疲倦，没有光线，看不见路，尤其是下雪天，脚底打滑，平路还好，遇到爬山就非常危险了。跟着队伍，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只知道不能掉队。 孙敏跟在一个叫宋鼎的同志后面，他个子很大，很有力气，也很照顾她，孙敏是在滕县解放时认识宋鼎的，他还教会了孙敏骑自行车。有时孙敏困了，就拉着他的皮带，一边走一边打瞌睡，上山的时候，也是拉着他的皮带往山上爬，即便这样，还是有几次掉到山沟里。 有一次，她掉到一个很深的山沟里，大概有三四十米深，下去好几个同志找她。因为是夜里，不敢点火，更不敢打电筒，大家好不容易把她拉回到队伍里。就这样，大家抱成团，你拉着我，我拉着你，互相帮助，硬是没让一个人掉队。 有好多女同志因为体质不好或有孩子，安置到老百姓家里，后来被国民党抓去杀害了。所以，大家就怕掉队。有的女同志怕跑不动，就把棉衣、棉裤脱下来轻装上阵，是棉被的也把棉花扒下来，就留个小夹被。 到哪也没有床。解放区的老百姓都很好，在她们睡觉的地方铺上草，大家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冬雪天，天气很冷，一觉起来，鞋子被冻成冰块块，割得脚上直淌血，走俩里路后冻才能化，脚也才能逐渐暖和起来。 北撤回来经滨海、胶东回鲁南，几个月时间，天天如此。国民党飞机天天扔炸弹，经常炸得她们眼都睁不开。有一次，听说飞机来了，大家都趴在地下。孙敏看到有一个小庙，心想上小土地庙里躲一躲，结果一个炸弹扔下来，小土庙被炸飞了。当时，孙敏离小土庙很近，差点把她给炸死了，孙敏吓得人糊里糊涂的，年把时间都觉得自己神经都不正常。 北撤回来，大家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悲惨、凄凉的景象，处处都能看到尸骨，简直惨不忍睹。当时地方上流传这样一首歌： 太阳出来了，哎嗨哎嗨吆， 家乡变成战场，变成战场。 同胞被残杀，房屋被烧光 男女老少都遭殃 反动军和鬼子一样 今天呀我们要起来保卫家乡 一起拿起自卫的刀枪 要把反动派打出去，打出去 莫悲伤 ... ... 北撤回来后，孙敏又找到最初工作的银行，见到原行长任志明，再次跟着任行长工作。 这时银行也多了，每个县都有一两个办事处。银行业务也发展了，办了一个印钞厂，解放区内部流通的票子自己也能印了。上海一个厂长姓刁叫刁新如，带着老婆和孩子连同印刷机器一起都弄到解放区，印刷厂就这么建起来了。 根据任行长的安排，孙敏她们回来后就被分配到各县去了。孙敏先是被分配到设在沂蒙山区一个山头的印刷厂当点票员，干了几个月，就又被分配到邹县办事处。 办事处不是在邹县城，是在一个叫石祥的村子里。孙敏被调到邹县银行后，领导上叫孙敏当会计股长，孙敏说不行，她没文化哪能搞会计呀，后来领导说那就搞出纳股长吧，于是她就干了出纳股长。 肩上的担子重了，孙敏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她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好好学习，听共产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到哪就打到哪，叫在哪干就在哪干，还要干好，反正不贪污，不腐败。 她参加工作以后，谈不上什么有惊人的事迹，也立过几次功，立节约功等，都不是那么特别亮眼，但她从来没犯过错误，从来没受过批评，还经常受到党组织表扬，说她工作踏实，忠诚，老实可靠。她觉得，有这些话就很好，她的工作得到肯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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