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23年12月29日 9:00—12:00 地点：渊集书店二楼茶书房 人数：15人 导读：官道华（俱舍茶集主理人） 点评：陈学晶 杨瑾 版本：中华书局版，尚荣译注《坛经》 本讲导读《顿渐品第八》、《护法品第九》两品的内容。 （一）《顿渐品》要义 这一品实际上延续《机缘品》的内容，仍然是六祖接机的教学场景、情境记录。《坛经》的早期版本并未将《顿渐品》与《机缘品》分开，而是称为“南北二宗见性门”。这一品中记载的志诚、志彻、神会三人，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早年都曾经为北宗神秀弟子。由这些机缘事件，引发对于禅宗南北顿渐法门差别的讨论，是很自然的事。从内容上区分，《机缘品》纯粹以从南宗角度见性为主体，《顿渐品》以六祖开示有北宗背景的人见性为内容主体。 1、志诚盗法悔谢 这个故事一开始，先交代了整品故事发生时期的大背景：当时惠能在曹溪宝林寺弘法，神秀在荆州玉泉寺弘法，都有了很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为“南能北秀”。同时，南北两派的修行方法有顿渐之分，也为人所知。这样，自然有学习者“莫知宗趣”，来问南北顿渐之间的差别。从惠能的回答来看，他是始终强调佛法是平等一致的，只是在教化的过程中，因为人的不同造成了差异。“法本一宗”、“法即一种”、“法无顿渐”，“人有南北”、“见有迟疾”、“人有利钝”，这是惠能反复强调的。整个《顿渐品》中，虽然有对顿渐法门不同的辨析，但并没有一味对渐教进行贬斥，而是保持一种尊重融合的态度。 僧人志诚，是神秀门人，奉命去曹溪听法，“随众参请，不言来处”。被惠能识破后，“即出礼拜，具陈其事”。与宗宝本里的志诚被先发现、后交代的情节不同，早期版本的《坛经》记载志诚是因为自己听法有所感悟，主动交代实情并向惠能请教的。志诚认为自己不再是前来盗法的细作，因为“未说时即是，说了即不是”。六祖立刻点化说：“烦恼即是菩提，亦复如是”。是否细作的关键在于自身的所作所为，如果依然潜藏起来便是间谍细作，主动公开表明身份并决心改过从善便不再是了。对于佛教的核心观念，也应当回到自身，从自己的身心去理解。 当志诚说神秀的禅法是“住心观静，长坐不卧”时，惠能就批评说“住心观静，是病非禅。长坐拘身，于理何益？”觉悟的关键在于自心而不是色身，因此不应该过于偏执于色身修行的形式上，不应该将长坐不卧作为修行的核心内容。身心需要的是疏导，而不是压制。神秀教导学人：“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惠能则说他与神秀不同，并非“有法与人”，而是“随方解缚”，即随机指示，根据每一个学人遭遇的问题不同而开示不同的解决方法。这样，惠能教导的戒定慧都归于本心自性的起用上来，“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 志诚终于领悟悔谢：“五蕴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还不净。”前面一句，反省的是“长坐不卧”，不应脱离自心而偏执于肉身的修行。后面一句，反省的是“住心观静”，强调的是即便以修自心为原则，也不应强立“静”、“净”等名相致使真心受到拘束。 2、志彻刺杀惠能 志彻，俗家姓名“张行昌”。“时北宗门人，自立秀师为第六祖，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乃嘱行昌来刺师。”北宗的一些弟子在树碑立传时，常将神秀视为禅宗六祖。当有人指出作为祖师印证的信衣不在神秀处，而是在惠能处的时候，那些北宗弟子便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信衣传承的事情。其中，立神秀为禅宗第六祖的，以神秀弟子普寂为代表；指出祖师传衣惠能的，则以惠能弟子神会为代表；北宗门人不愿意更多人知道传衣的事情，除了这里相传的“刺杀”之外，还有诋毁神会、窃取信衣以及磨坏惠能碑文记载等等，其事虽无法证实，但这些事情确实反映了南北二宗之间，曾经一度存在非常紧张的时期。 行昌行刺前，被惠能以神通预知。当行昌来时，“师舒颈就之，行昌挥刃者三，悉无所损”。行昌吓得晕过去，醒后“求哀悔过”。六祖宽赦了他，还赠送盘缠让他连夜逃走，以免遭受报复。行昌逃跑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以苦行自赎，最终又回到曹溪，向惠能求法。 行昌向惠能请教《涅槃经》的常、无常义，惠能说：“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行昌认为这“大违经文”，因为经中说涅槃有常、乐、我、净四德。惠能解释说，他所说的常与无常，并不是凡夫二乘口中的“确定死常”与“断灭无常”。无常，是无掉“自性”之常，以缘起性空为常；有常，是有“无自性”之常，以执“有自性，容受生死”为无常。因此，六祖说“吾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吾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行昌因此彻悟，不可将常、无常二分对立地执着起来，而应当作辩证、圆融的理解。六祖说：“汝今彻也，宜名志彻。”行昌这才获得“志彻”的法名。 3、神会知解宗徒 神会是这一品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国禅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使南宗顿教成为禅门正统的关键人物。神会最初为神会弟子，后转学于惠能，归在南宗门下。“祖师（惠能）灭后，会（神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深入神秀北宗传法的根据地，此举被胡适称为南宗的“北伐”。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十五日，神秀在河南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指完全开放，不分僧俗贵贱，一切人都可以平等参与的公开大法会），为南宗建立正统，攻击北宗门下最有势力的普寂禅师，指斥神秀“师承是傍，法门是渐”，申张惠能“师承是正，法门是顿”。当时神秀、惠能二大师均已过世，而北宗势力正如日中天。神秀已被称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而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与义福也被尊为国师，北宗有“一门三国师”之盛，“势力连天”。普寂更尊老师神秀为六祖，自称七祖。神会此举正是“批龙鳞，履虎尾”，因此大会上即有人警告他：“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不可思议。如此相非斥，岂不与身命有仇？”神会则回应：“我自料简（抉择）是非，定其宗旨……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身命！”这位“南宗的急先锋”，其时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了。后来神会被诬陷诋毁，多次贬逐，历经磨难。安史之乱中，神会将度僧所得香水钱为唐王朝筹集军饷，做了大贡献。局势稳定后，肃宗下诏迎入内廷供养，并为之造菏泽寺（故南宗神会法系称菏泽宗）。神会去世后，德宗更令僧众楷定禅宗宗旨，立神会为第七祖，由此惠能六祖的正统地位也终于得以确立。 然而，禅宗被称为“山林佛教”，它的生命力正在于远离朝廷的江湖之上。后世南宗发展为五家七宗之盛，都不出于菏泽神会法系，而是源出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两家法系。因此，神会的重要作用在历史的河流中逐渐被人遗忘，禅宗后学甚至有抬高行思、怀让禅法，矮化神会禅法的倾向。这在导读的《坛经》晚出版本宗宝本（有禅宗后学改动）中，就有明确的体现。 宗宝本《顿渐品》，六祖对于神会，既有批评，也有肯定。批评的多，肯定的少；批评直接，肯定含蓄。肯定之处，是说“汝向去有把茆盖头”（即别本所说可“为一方师”的意思）。对神会的批评则有三点：第一，立“见即是主”，出语草率（“取次语”）。第二，不见自性而于祖师妄生猜测，问“和尚坐禅，还见不见？”第三，妄立“本源”、“佛性”。六祖对此严厉批评，呵斥神会为“知解宗徒”。“知解”当意指“解悟”，即由见闻学习产生教理上的领悟。相对解悟，禅宗更注重“证悟”，指由实证修行获得的真实智慧洞见。神会注重知解，大约是因为他在北宗的教区弘法，其教化对象原先多为修习北宗者，北宗正有重知解的传统，这大概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方法。总之，对于神会禅法，后世禅师多有批评，但主要是禅宗教学方法的分歧，并非全盘否定，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对于神会在禅宗史上重要性的评估，也需要取一个中道的认知：一方面，神会在北方弘法对于早期南宗的传播，意义确实重大，不可忽视；另一方面，也不可如胡适夸大其辞，认为神会“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 《坛经》的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勋之大，影响之深”（这种观点学界并不认同）。 （二）《护法品》要义 《护法品》记叙了武则天、唐中宗派遣内侍薛简请六祖惠能大师到宫中供养，大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于是薛简请大师开示，以便他回复朝廷主上。惠能首先针对“京城禅德”说“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的修法，揭示“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的道理。接着又应薛简之请“指示心要”，开示“烦恼即是菩提，无二无别”的心法，于是薛简“豁然大悟。礼辞归阙，表奏师语”。随后朝廷“有诏奖谕”，御赐衣钵，“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宇，赐师旧居为国恩寺”。 本品的内容，反映了惠能南宗顿教的影响逐渐扩大，不但在民间很有影响，而且受到朝廷帝王的关注，不再为主流社会所排斥。然而禅宗真正的根基，却是在民间大众，惠能婉辞宫中供养，隐含着禅宗命运的重大几微。从历史上看，因受朝廷扶植繁盛的唐代佛教宗派，包括曾经炙手可热的神秀北宗，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唐武宗灭佛、唐末五代的乱世之后，一一烟消云散。唯有惠能所传的南宗，隐处山林，深藏功名，风霜不凋，历久弥坚。至五家七宗，终于一统禅的江湖，风行天下。这不禁让人想起《维摩诘经》以众生为菩萨佛土的根本，正因扎根深厚，才能生生不息，参天而立。禅宗的发展，就是一个历史的明证。  授课教师  官道华，俱舍茶集主理人，大学教师，哲学硕士（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研究方向为佛教哲学及中国传统文化。  杨瑾，哲学博士，大学教师，渊集书店主理人。多年来在北京高校开设《西方哲学导论》《国学经典导读》《道家哲学研究》《中西科幻文学研究》等课程。  陈学晶，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2022年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文化纪录片《故宫》《敦煌》《梅兰芳》分集撰稿人，著有《红色家书：纸上的纪录片》《汉字：方块字里的中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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