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坛经》是一部非常具有争议的佛教经典，这与六祖惠能有非常大的关系，与其文本的内容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按照佛教的规定，所有的祖师或者大论师的著作，都应当被归结到“论藏”中。但是，唯独中国僧人惠能写的这部《坛经》，堂而皇之地称为“经”。同时，《坛经》的文本由于文学性过于强烈，历来就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许多佛教学者认为禅宗历史上著名的“南北之争”，其实是惠能弟子荷泽神会有意制造的，而《坛经》的文本也被荷泽神会加工篡改过。其言外之意，就是讲菏泽神会利用舆论大肆造势，挑动南北两宗的对立而制造分裂，进而让《六祖坛经》为其站台。 那么，这种观点是否客观呢？禅宗出现南北之争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惊天大秘密呢？这是庵主在本章的内容中，将要与各位读者一起讨论的话题。  南北之争是禅宗内部必然的矛盾首先，庵主对《坛经》的看法与佛教学者存在相同的地方，也存在不同的地方。 现在所通行的《坛经》文本，的确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流变的，这是庵主所认同的观点。甚至说，南禅弟子在惠能的这本语录中，夹带了不少的私货，这样说也是符合一定的客观事实的。 根据“敦煌本”、“宗宝本”、“法海本”、“契嵩本”、“惠昕本”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坛经》文本，我们很清楚就能了解到它存在一个流变过程。最早成书的《敦煌本坛经》最为简洁，文学性也最弱。这部文本基本上只有对惠能法语的记录，而没有过多地描述“夜传袈裟”、“惠能奔走”这样的公案。 到了晚唐的《惠昕本坛经》那里，原先12000多字的文本被增加到了14000多字，文学性开始出现了。21000多字的《契嵩本坛经》则出现在宋代，我们现在流行的坛经文本是24000多字的《宗宝本坛经》，由元朝的僧人汇编而成。 从此以后，《六祖坛经》就正式地定型了，一直到了今天，禅门弟子阅读的都是宗宝本坛经。与其他的版本相比较，“宗宝本坛经”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学性非常强，而且富有戏剧性和画面性。 比如被后人重复了无数次的“夜传袈裟”以及后来惠能大师“连夜奔逃”等一系列的故事，其实主要都出自《宗宝本坛经》。而最早对《坛经》的内容进行篡改的，历史上考证为惠能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坛经》就是由神会或者说以后的南禅弟子编造的，因为它的核心点还是“惠能的禅”。 也就是说从历史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坛经》的文本的确是在历代的流传过程中被不断地被后人修改，但其内核与惠能弘法时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在文学性这个层面，神会等人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编而已。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菏泽神会有意挑起“南北之争”，借此来巩固惠能以及南禅的地位呢？其实这样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庵主以为禅宗的“南北之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任何人挑起来的。 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就在黄梅禅系的五祖弘忍身上。惠能去见弘忍的时候，五祖就对他讲：“你是岭南人，如何能做得佛呢？” 当然，惠能对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好，他讲“人有南北，佛无南北”。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在五祖和六祖生活的时代，北方人对于南方人其实是不大看得上的。这与当时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北方当时作为唐朝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而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得到开发。  弘忍虽然是出家人，但他也不得不考虑到世俗的事情。不过，弘忍毕竟是高僧，他最终还是选择惠能作为自己的“传法人”。当然，这里就涉及到神秀的偈子和惠能的偈子的问题了，庵主前面的文章已经讨论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五祖弘忍还是将自己的法嗣传给了惠能，这一点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至于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弘忍有没有将木棉袈裟传给惠能”、“神秀有没有追杀惠能”等等，都在历史学家考据的范围之内，与本文的关系不大。 代表南方的惠能得了法嗣，这引起了北方僧众的不满。作为北禅之首的神秀大师未必有所嗔怒，但北方的凡夫僧却并不这样想。所以，惠能在得了法嗣后躲藏在岭南一带多年，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也毋庸置疑。 “自古传法，命如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 弘忍显然也知道其中的利害，所以才会对惠能讲出这样一番话。当然，这是《坛经》中的记载，是不是弘忍的原话就不得而知了。其实《宗宝本坛经》最大的缺陷就是它最大的优点，因为这部文本实在写得过于细致了。连惠能与弘忍半夜传法的对话、惠能的心理活动都描绘得惟妙惟肖，这很难不令人怀疑是一本伪造的小说。 但当时“道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弘忍传法给惠能，那必然意味着神秀的北禅不是正统。但如果弘忍不选择一人传法的话，那禅宗的法脉就要断绝。因此，南北之争其实是禅宗内部必然要出现的社会矛盾，而且北禅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小的努力。  大家要站在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看待这件事情，那就是禅宗当时并非是佛教的主流，它夹在众多老牌或者新兴的宗派中艰难生存。弘忍作为禅门祖师，深知“根正苗红”的重要性，法脉一断禅宗就彻底完了。 弘忍的着眼点是整个禅宗，而惠能与神秀各自代表着南北。这里要着重提到一点，惠能与神秀两位大师本人并不存在攻讦的过往，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比如惠能对于神秀就很是赞叹，而后来当上了武则天国师的神秀还邀请惠能去长安地区弘法。 不过，私人的交情与宗派的斗争必须要分开，惠能与神秀无法左右当时的时代发展趋势。矛盾是无法避免的，它总要迎来彻底爆发的一天，而点燃禅宗内部爆发火焰的这个人，就是后来北上的荷泽神会禅师。 60年后北上的菏泽神会使得矛盾大爆发根据上文，我们能够得知的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信息，就是弘忍的法脉传给了惠能确凿无疑。因此，《坛经》中出现神秀的高徒普寂禅师派人去南方宝林寺“偷盗木棉袈裟”的公案，也没有引起北方弟子的大反对。 北方僧众反对的是“偷盗”这件事情不符合事实，但对于“宝衣在南方的惠能那里”这一事实是承认的。各位读者请仔细思考一下庵主的这段话，因为这对于下面的行文来说非常重要。  除了这一个南北禅僧都承认的事实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很多人不知道的，那就是北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是主流。神秀大师不仅是北禅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当时代表的就是整个禅宗，所以武则天等人才会将其奉为国师。 “自惠能南下60年，天下僧众只知神秀，不知惠能。” 也就是说，长达60年的时间内，南禅与北禅的矛盾还仅仅局限于内部，并没有被捅出去。甚至，北禅一度要取代南禅成为禅宗的“执牛耳者”，这也是后来荷泽神会横空出世的主要原因。 “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神秀当时很受官方的推崇，他甚至被直接册封为“禅宗六祖”。而神秀的继任者普寂禅师，在师父圆寂后自称为“禅宗七祖”，这就导致了一直躲在深山老林中的南禅弟子的反对。 弘忍的法嗣传给了惠能，但神秀却成为了六祖，这是南禅弟子不能接受的。就在这个时候，惠能的弟子荷泽神会闪亮登场了，他北上以后召开了“无遮大会”。 什么是“无遮大会”？这其实是一种所有人都能参加的佛教法会，著名的有玄奘在曲女城参加的那次无遮大会。但以菏泽神会召开无遮大会的目的不在于辩经或者是祈福，他为的是“正本清源”，将法嗣的事情当着僧俗两众说明清楚。  于是，在滑台这个地方，菏泽神会以无遮大会的方式宣扬《南宗定是非论》，之后又到洛阳菏泽寺继续宣传。当时北宗神秀的弟子普寂禅师还在世，不过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普寂禅师当时做了一件让神会很是愤怒的事情——他在嵩山立碑刻铭，修建了“七祖堂”且修撰《法宝记》。 于是，神会当仁不让地修建了“六祖堂”，而且请来了著名的大文豪大居士王维，让王维帮他作为立碑。神会还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七祖”，而是大书特书惠能的得法嗣的经过。 当然，双方在舆论战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实夸张的描述，这也是后来《坛经》与禅宗史料对不上的重要原因。 不过，荷泽神会比普寂禅师要年轻很多，他虽然在长达13年的时间内多次遭到呵斥攻讦，但最终还是熬死了自己的对手。 此后，普寂禅师的弟子在这方面再也不是菏泽神会的对手，这场旷日持久的舆论攻坚战或者说“禅门正本清源活动”，最终以荷泽神会的完全胜利而落幕。 至此以后，六祖惠能逐渐为天下人所熟知，加上南禅弟子不遗余力地为祖师的行迹“添灯加油”，惠能大师的名号从此响彻天下。唐末到宋初这段时间天下风云突变，其他的佛教宗派走向衰落甚至灭亡而禅宗一家独大，而此时的北宗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荒烟蔓草当中了。  那么，如何去评价菏泽神会这个重要但不太出名的南禅僧人呢？是否能说南禅的胜利就是单纯依靠“舆论战”呢？其实也不能这样去讲，庵主以为大家还是应当站在更为宏观的历史角度去看问题。 关于神会功过的三种论调都有失偏颇菏泽神会禅师虽然不被一般的佛教弟子所熟知，但他的大名可以说响彻整部禅宗史。就佛教研究者内部而言，大家对荷泽神会的评价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论调。
禅宗真正的胜利，是南禅兴起以后马祖道一创建了丛林制度、百丈怀海制定了清规戒律，这才有了以后“五宗齐鸣，七派旺盛”的全盛局面。
 胡适 这种观点乍听起来是合理的，但大家仔细想想其实也能看出其中的荒谬之处。试问，神会不通过艰辛的“舆论战”，如何能与当时几乎已成胜利者的普寂禅师抗衡？人为地割裂这段历史再去评价人物，显然对菏泽神会是不公平的。 而且，庵主在文章的开头已经讲过了，神会仅仅对《坛经》的文学性部分进行了较为严重的修改，在佛理部分还是遵循惠能的思想的。同时，神会这个人其实修为也很高，他创立的“无念禅”在见地上很是高明。 关于神会的生平，庵主有时间与各位读者细讲一下，这位传奇的僧人还是值得大家钦佩的。就庵主个人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将菏泽神会这样的高僧定位为“野心家”显然有些过分，或者说与事实的出入较大。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去评价菏泽神会在“南北法嗣之争”中的表现呢？庵主在这里给出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也只能讲是一种“抛砖引玉”吧。各位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应当承认一点，北宗的失败与时代的背景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就北禅本身来看，神秀以及其弟子依附在皇权之下，传教之道已经背离了黎民百姓。由此，北禅不仅失去了深厚的民间基础，还为自己埋下了很深的祸患。  发动“会昌法难”的唐武宗 我们将其与玄奘的唯识法相宗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者是惊人地相似。法相学艰深的义理不仅让一般的百姓如闻天书，就是学养不深的知识分子乃至是普通的僧众，也无法领会其主旨。所谓“高处不胜寒”，传播无力的法相学在玄奘和窥基以后就失传了。 同时，玄奘过度地依赖官方扶植，导致李世民去世后卷入政治纷争。玄奘的译经工作的确在李世民的帮助下顺利进行，但武则天与李唐的争斗，使得属于“老臣”一派的玄奘系僧团逐渐失去支持。而北禅的情况也基本如此，神秀是武则天扶植起来打压李唐旧臣的佛教代表，他生前可谓是享受到了官方扶植的好处。 但会昌毁佛发生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北禅弟子，神秀的得意门徒都在长安的大寺院当主持，他们已然失去了自达摩至弘忍以来的那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与能力。即便是没有荷泽神会的出现，北禅在会昌毁佛事件中也丧失了大部分的元气，甚至可以讲一蹶不振。 “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统治者自己都顾不过来，哪里会管僧侣们的死活呢？像北禅这样的官僧，无一例外地在冲击之后走向衰落或者灭亡。 反倒是一直在田间乡野活动的南禅弟子，因为远离政治中心而存活了下来。同时，他们在长期的传教实践中掌握了许多本领，这些对于南禅日后的壮大都是十分有利的。其实，通过神会与北禅的较量我们就能看出，神会明显在各方面要出色很多，这是艰苦的条件锻炼出来的能力。  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 一直处在温室中的北禅，在神秀、普寂等有能力的宗师圆寂后，根本无法与神会一类的南禅弟子抗衡。即便是不提《坛经》这样重量级的文本，禅宗的史料中也以南禅弟子的著作占比更多，而北禅弟子的撰述明显寥寥。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惠能的出身以及他对禅宗教理的改革，使得南禅在广大的民间拥有了大量的追随者。你想想看，一个大字不识的人都能成佛作祖，这对普通老百姓的吸引力有多么大？ 听闻一句《金刚经》就明心见性的惠能，不仅否定了烧香拜佛、读经辩论的作用，还提倡“当下便悟，直指人心”的顿悟，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佛性论”为大旗进行宣传。这使得佛教在百姓中的形象大大改观，它不再是原来那样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宗教，而是深入生活、随处可悟的方便法门。 正是在教理、教法等方方面面的改革，才使得南禅能摆脱对寺庙、佛经等一切外物的依赖，十分迅速地在广大的民间扎根。而神会对于惠能祖师的理念，一直都是赞同且发扬的，他并未篡改《坛经》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相反，除了以“法嗣”作为武器之外，神会还以“顿渐”为利器，对北宗的教法进行了大肆批驳。升平日久的北宗弟子在这一点上招架无力，很快就败下阵来，这是既是神会的功劳也是惠能的功劳。  所以讲，神会既不是什么野心家也不是什么革命家，他是惠能门下优秀的继承者，也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推动者。神会充分地把握了历史的机遇，使得南北禅宗的矛盾大爆发，而后以过人的手段夺取了最终的胜利。从这一点上来讲，神会对于中国佛教以及禅宗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他的伟大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其后的马祖道一等人。 不过，神会最令人费解的地方在于，他创立的“荷泽宗”后来走上了北禅的道路，依靠官方的供养而维持传承。结果，“荷泽宗”与北禅乃至是其他的宗派一样，随着“会昌法难”的到来而消失在历史的荒烟蔓草中。 菏泽神会的历史功过到底如何去评价，学界以及民间也没有统一的答案。当然，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什么标准答案，尤其是千年以前的事情，大家也只能见仁见智了。“庵主小圈”正在组建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加入，到达一定人数后庵主将在圈内系统地分享佛教历史和佛教哲学的内容。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