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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成书于东汉安帝建光元年（121）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书。《说文》之后，魏有《古今字诂》，晋有《字林》，北魏有《古今文字》和《字统》，这些字书大都是延续《说文》体例，以篆书、隶书为收字对象。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楷、行、草等新的书体逐渐成为主流书风，以篆、隶为主体的字书已无法满足社会需要；加之这一时期时局动荡，思想活跃，文字使用情况也十分混乱，所谓“六书八体，今古殊形”“字书卷轴，舛错尤多”，后起字、异体字大量涌现，汉字体用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些新兴的文字现象亦无法被旧有字书所容纳。北魏《姚伯多兄弟造像碑》，碑文书体既保留了汉隶的特点，又开启了唐楷之先声，被于右任先生赞为“秦中三绝”之一。图自《陕西碑刻文献萃编》（中华书局2022）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字头的古代字典——《玉篇》，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它的编撰者是南朝梁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黄门即宫门，黄门侍郎给事于宫门之内，备受皇帝信任；太学博士负责教授太学学生，顾野王任此职是在梁大同四年（538），年仅十八岁。《陈书》载顾野王七岁读五经，九岁能属文，“天文地理、蓍龟占候、虫篆奇字无所不通”，可见其天资与博学。
顾野王 也正是在任太学博士期间，顾野王奉命“总会众篇，校雠群籍”，沟通古今字际关系，于梁大同九年（543）撰成《玉篇》。据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所载，《玉篇》共收16917字，比《说文》多了数千字，这些多出的字头大都是魏晋以来新出现的。不仅收字有所增加，编排与体例亦有改进：《玉篇》共立542部，与《说文》大同小异，但部首次序不再“据形系联”，而更注重字义相关性；体例上以注音带释义，凡释义均有文献出处，有的还加以顾野王案语。更重要的是，较之《说文》讲字，《玉篇》则重释词，且尽可能多地收录词义。例如：
《说文》对字义的讲解是为了说明汉字形义关系，因此只讲解与字形密切的字义，甚至可以说字义训释是为字形分析服务的。而《玉篇》先用反切标音以便读出，释义配以文献出处，再以案语形式反映词义引申发展，又对汉字体用变化详加说明，种种设计无不考虑到使用者的实际需要，可以说比起《说文》来更加“读者友好”；部首的编排虽未尽善尽美，却也迈出了从“据形”到“据义”的一步。《玉篇》广收新字新义的原则和编排体例上的创新多为后世字典所继承，如果说《说文》奠定了字书的基本面貌，那么《玉篇》也可称得上后世字书之典范，从“篇韵”一词就可看出《玉篇》在古代辞书中的主要地位。黄侃所论治中国语言文字的十种要籍中字书占其三，《玉篇》便赫然在列，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的地位和重要性。顾氏原本《玉篇》卷帙繁重，当时的皇帝萧纲“嫌其书详略未当”，即令萧恺等人删改行世。然而，删改后的《玉篇》仍有近70万字的规模，还是不便使用。唐代始出现多种删改本《玉篇》，其中以唐上元元年（760）孙强“增字减注”本（后世称上元本）最为通行。至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陈彭年等又奉召重修，字头增补至两万两千余字，名为《大广益会玉篇》。此后顾氏原本、上元本《玉篇》皆亡佚，唯有原本《玉篇》部分残卷留存于世；而《大广益会玉篇》繁衍滋生，流布海内外，在汉语史、辞书史、汉字传播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宋末刻本《大广益会玉篇》局部 清康熙年间张世俊曾刻“泽存堂小学五种”，其中就有《大广益会玉篇》，这个本子较为通行，今人研究也多据该本。然取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宁宗年间（1195—1224）刊本《大广益会玉篇》与之相较，可以看出泽存堂本改动颇大，除了校订讹误外，还进行了包括改动字形、增加义训、增补字条等在内的全面整理。虽然这些改动中有一些是合理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宋本《大广益会玉篇》的面貌。吕浩点校本《大广益会玉篇》以日藏宋本为底本，以另一宋本系统——宋十一行本和清曹寅刊楝亭本为校本，全面参校存世各本，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宋代《大广益会玉篇》的原貌；与影印刻本和古抄本相较，这个横排标点、音序笔画索引齐备的《玉篇》也更方便广大读者阅读。
《大广益会玉篇》（中国古代语言学基本典籍丛书）（全三册）
[梁]顾野王 撰 吕浩 校点 9787101140736 1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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