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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轼（1665—1736），字若瞻，又字伯苏，号可亭，今江西省高安市村前镇艮下朱家村人，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朱轼一生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为乾隆帝师。卒后，被御赐为“帝师元老”。他居官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政绩显著，深受后人敬仰。尤其是在任浙江巡抚期间，他主持修建的浙西海塘工程，被作为永久性的标准塘工，得到广泛地推广和应用。 目前，学界对朱轼的关注日渐增多，主要是围绕其生平政绩、史学成就、学术著作等方面考察；而关于清代海塘的研究，成果也颇丰，大多会提及朱轼筑塘一事，但尚未有专文对该问题进行深入论述。因此，本文拟以《海塘录》为基本史料，就朱轼修筑海塘的成就及影响作初步探讨。 一、清初浙西海塘建设 海塘是为阻挡海潮侵袭而修筑的人工堤坝，它与长城、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公共工程，被誉为“海上长城”。海塘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等沿海各省。《清史稿·河渠志》曰：“海塘惟江、浙有之。于海滨卫以塘，所以捍御咸潮，奠民居而便耕稼也。在江南者，自松江之金山至宝山，长三万六千四百余丈。在浙江者，自仁和之乌龙庙至江南金山界，长三万七千二百余丈。”浙西海塘是指杭州至苏松海塘交接处平湖县一段，即以钱塘江口为界，其北岸为是。 筑塘防海，历史悠久。《清史稿·河渠志》记载：“唐、宋以来，屡有修建，其制未备。”其实，史籍中有关海塘修筑的记载，可以上溯至汉代。唐代，修筑的捍海塘已有相当规模，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盐官有捍海塘，长二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宋代海塘有较大发展，已有土塘、柴塘、木柜装石（石囤）塘、石塘等塘型。明朝时修治记载更多，在技术上亦有很大进步。已出现五纵五横鱼鳞石塘等重型塘，而且地方上都制定了维护塘堤的成套制度。 清代之前，海塘多为随坍随修，史称“自元明以来屡经修筑，或一二年或五六年以至十余年，俱系随坍随筑”而至清代，无论是在塘工技术上还是对塘工的重视均超越前代，且已形成完整的海塘系统。《清史稿·河渠志》载：“清代易土塘为石塘，更民修为官修，钜工累作，力求巩固，滨海生灵，始获乐利矣。”清朝入关后不久，礼科给事中张惟赤就上疏提请统治者重视浙江海塘，曰：“江、浙二省，杭、嘉、湖、宁、绍、苏、松七郡皆滨海，赖有塘以捍其外，至海盐两山夹峙，潮势尤猛。故明代特编海塘夫银，以事岁修。近此款不知销归何地，塘基尽圮。倘风涛大作，径从坍口深入，恐为害七郡匪浅。请严饬抚、按勒限报竣，仍定限岁修，以防患未然。”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八月，浙江海宁发生严重潮灾，塘溃2300余丈，经“总督赵廷臣，巡抚朱昌祚疏发帑金修筑，委兵道熊光裕督修，”共修筑石堤5000余丈。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修海盐石塘1000丈。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飓风大作，海潮泛滥，冲决海宁塘1600余丈，海盐塘300余丈，拨帑修筑。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钱塘江水势突然北趋，潮流赴北，倒灌严重。至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海潮已直逼北岸塘根，尤其是春夏间，“风潮大发，海宁县塘圮数千丈”［7］卷四，3，浙江巡抚徐元梦上疏请求整修，这次工程分两期，直至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闰八月才竣工，共筑海塘近3400丈。 康熙五十四年发生的海宁溃塘事故，不仅给沿岸百姓造成重大财产损失，而且导致周边的嘉兴、松江诸府受灾严重，甚至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也面临被切断的危险。这引起了康熙帝的重视，于是修筑海塘事务提上日程。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朱轼被任命为浙江巡抚，全面主持浙江海塘工程，由此拉开了清代大规模修筑海塘的序幕。 二、朱轼修筑海塘 朱轼主政浙江期间，最显著的政绩是修筑海塘。上任后他不辞辛苦，深入实地考察，亲自督修，大力修建海宁、仁和一带海塘。他对浙西海塘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他提出的修筑海塘的建议，大部分被清廷采纳，为清代防潮海塘系统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三月，朱轼向朝廷上了一份《请修海宁石塘开浚备塘河疏》，疏中说：“查沿塘俱属浮沙，潮水往来荡激日侵月削，塘脚空虚，虽有长桩巨石，终难一劳永逸。”根据海宁沿海一带浮沙较多的地理特点，他结合前代的治塘技术，创造性提出“木柜法”修塘方案。 所谓“木柜法”，是用松、杉等耐水木材，做成长丈余、高四尺的木柜，内塞碎石，横贴塘基，使其坚固。再用大石高筑堤身，附堤另筑高约堤身一半的堤坡，是为坦水。仍以木柜为贮石主干，外砌巨石二三层，用以保护堤脚。同时建议，在海塘内侧再挖一道内河，曰“备塘河”，与外河或海相通，一旦海塘决堤，或特大潮汛袭来，咸潮侵入海塘，备塘河就可以蓄存咸水，随后再排泄出海。而挖河所取之土，又在河的内侧堆成一条土塘，称为“土备塘”，作为第二道防线以抵御咸潮，增强石塘的御潮功能。 这一方案得到朝廷认可，总督满保、巡抚朱轼委派杭州知府张为政具体负责修筑。工程历时近两年，至五十九年正月才竣工。共修石塘958丈，坦水3000余丈，土塘5100余丈，开浚备塘河达7700余丈，建闸一座，共费工料银约15万两。此役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海患进一步扩大，使危险情况稍有缓和，沿岸百姓也得以喘息。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五月，朱轼再次上疏请求扩大海塘修建规模，修筑新式石塘。在奏疏《题请建筑海宁石塘开浚中小亹淤沙议》中，就修塘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筑老盐仓北岸石塘，保护杭、嘉、湖三府民田 朱轼认为老盐仓一带正当江海交汇处，地势最危险而地基又较好，且北岸“皆系民田庐舍，支河汊港甚多，俱与上河通联，东即长安镇，与下河官塘仅隔一坝。”因此，他建议修筑老盐仓北岸东自浦儿兜起西至姚家堰止，共1340丈海塘，以保护杭、嘉、湖三府。可以先筑草坝，在决口处填埋芦苇、乾柯等草料。然后就近在武康县采集大石，征购巨木，并在春夏前运至修筑工地，速筑石塘以防潮水泛溢。 2．筑新式石塘，使之稳固 鉴于海宁沿海一带，“俱系沙土，且潮汐往来变迁无定”的地理环境，朱轼认为应趁海滩沙少、潮水新涨之际，砌筑石塘，随着来沙积聚，便可保护塘基，同时，他提出修筑新式石塘。这类石塘为重型海塘，塘身一般为二十层，每层用厚一尺、宽二尺、长约五尺的条石砌成，高二十尺，顶宽四尺五寸，底宽一丈二尺。为保证塘身坚固，在每块大石料的上下左右凿成槽榫，使石料之间互相嵌合，彼此牵制，在受到冲击力时难以动摇。合缝处则灌以糯米浆或油灰，再用铁锔扣榫，以防渗漏散裂。塘后添筑土备塘，塘高一丈、宽二丈，为之内防。同时塘基脚打三排梅花桩，用三和土浇筑，使之更加稳固。这种海塘用条石纵横叠砌，外形似鱼鳞，故谓之鱼鳞石塘。 3．开中、小亹淤沙，恢复江海故道 历史上，钱塘江入海口有3个，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南大门、中小门与北大门。龛、赭两山之间称南大门，赭山与河庄山之间称中小门，河庄山至海宁的马牧岗之间称北大门。明代以前，主流从南大门入海。明末，主流北冲频次增加，改徙中小门。清代康熙中期，泥沙在南大门和中小门淤积，主流开始行北大门。为了防止海潮淘刷新建塘基，朱轼提出改变河势、巩固北塘的主张：“今虽砌筑石塘，然中小亹淤沙不开，则回潮冲刷一日两次土石塘工终难稳固，今多雇民夫将中小亹一带淤沙上紧挑浚，计挑过一千九十丈，大汛时潮水，亦可出入，现在将巳挑者开浚深阔，未挑者兼工开浚，使江海尽归故道，则土塘石塘，可免潮势北冲之患。”试图开中小门引河，使主流南移，缓解北岸海塘压力。 4．筑夏盖山石塘，以御南岸潮患 疏中介绍上虞县原有土塘5400余丈，用以保障民田水利。夏盖山之南有夏盖湖，方圆百里，浇灌上虞、余姚两县之田，也凭借土塘捍御。近几年夏盖山一带海中有圆沙数十里，导致潮流逼近南岸。应先将决口堵塞，待潮水稍缓，再号召上虞百姓捐助修建土塘。唯有夏盖山西边地势最为险要，长度大概1800丈，非建石塘不可。因此，他建议：“用长五尺宽二尺厚一尺大石，于羊山及夏盖山开采运用，随地势高下，每丈十三层以至三十四层不等，纵横叠砌，庶南岸之潮患可御。” 5．专员岁修，以保永固 朱轼意识到：“沿海潮汐，惟浙江为最，非有专员经管，未见实效。”他认为钱塘江南北两岸塘患频仍，是由于管理不到位，应设“专员岁修，以保永固”。因此他奏请在杭州、嘉兴、绍兴三府各设海防同知一员，专司钱塘江海塘岁修。具体人事安排及管理职责疏中亦有提及：“将南岸绍兴府之上、余、山、会、萧五县石塘土塘专交绍兴府同知阎绍管理，北岸杭州府之海宁、仁和、钱塘三县之石土塘，专交原任金华府同知刘汝梅管理，嘉兴府之海盐、平湖二县石土塘，专交嘉兴府同知王沛闻管理。各员衔内添入海防字样，专任责成，小有损坏，即时修砌，其属辖之巡检场员听其调委分任。”这是清代设置专职人员管理海塘的开始。 上述奏疏中，朱轼提出在海宁创筑以木柜贮碎石为塘基的大石塘，修建备塘河、坦水等护塘工程；继而建议修筑老盐仓北岸和夏盖山两段共3700丈海塘，改进石塘结构，采用新式的鱼鳞大石塘；又提出了引潮水走中小门的设想，并且设立海防同知专职管理海塘。这是清朝立国以来第一次全面阐述海塘修筑方案，为治理沿海潮灾提供了理论基础。康熙皇帝得到奏报后十分赞同，当年七月，下旨令朱轼主持修建鱼鳞大石塘，“宁邑大石塘之建始此”。 然而，海宁老盐仓海塘工程刚开工不久，朱轼便升任光禄大夫、左都御史，并赴京任职，修筑工程由继任者屠沂主持。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屠沂认为“海潮无定，修筑堤岸必须随时制宜，请于土浮不能置桩砌石之处，筑草塘五百四十丈”。第二年春，“又奏准筑草塘三百丈，仍于实土处更筑石塘，合从前共五百丈”。他将石塘改筑为草塘，故老盐仓石塘实际筑500丈。不久，又奏称：“中小门沙地因北岸冲决甚险，题明挑挖以分水势，今北岸塘脚现涨沙涂，塘身稳固，无庸再为挑浚。”因此，开挖中小门引河、夏盖山海塘及其他工程也随着朱轼的离任而搁浅。 三、朱轼海塘的优点及影响 有学者指出：“清代鱼鳞大石塘是在明代黄光升创立的'五纵五横’大石塘基础上，经过桩基施工技术的改进和基础处理工程的完善而逐渐形成的。”朱轼修筑的鱼鳞大石塘确实是在明代“五纵五横”大石塘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鱼鳞大石塘又在诸多方面有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塘基更牢固。 明朝黄光升“五纵五横”大石塘，是先除去四尺浮土再打桩，待沉实后安放琢凿。清淤后只在塘基的前半部下桩加固，后半部则填以土石直接用条石砌筑。而新鱼鳞石塘的塘基工程，清淤后在塘基前后部位都打桩，而且“密排梅花桩三路，用三和土坚筑，使之稳固。”在塘基底部均匀布满梅花桩，再打一道双排桩（称为“马牙桩”），中、后侧又有一道单排桩，并在其上用三合土夯实，以提高地基承载能力，防止塘基淘刷，使之更为牢固。 其二，塘身结构严密。 黄光升的大石塘是用长6尺，宽厚各2尺的条石砌筑。共十八层，石数从下到上大致依次递减，至十八层以一纵一横封顶。要求“层表里必互纵横作丁字形，弥直罅之水也。层中横必稍昂作幞头形，弥横罅之水也。层相架必跨缝而置，作品字形，以自相制，使无解散也”。朱轼鱼鳞大石塘对塘身结构相当考究。一律用长5尺、阔2尺、厚1尺的大条石砌筑，呈“T”形。每块塘石上下左右都凿有槽榫，再在合缝处灌以石灰、糯米汁、油灰，并且条石与条石用铁攀嵌扣。因此，这种鱼鳞大石塘的塘身更密实更坚固，具有更强的整体性、稳定性和防渗漏性，在强劲潮波的冲击下而不易散裂。 其三，护塘工程完善。 清代的鱼鳞大石塘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塘堤，《大清会典实例》记载：“康熙五十七年覆准，浙江省海宁石塘，下用木柜，外筑坦水，再开设备塘河以防溢泛。”朱轼以“木柜”筑石塘，在塘外“另筑坦水”，用石块从塘脚沿海塘修筑比较平坦的坡式建筑，降低海潮能量以保护塘脚。“备塘”则是以备万一主塘损毁时防御之用，一旦外面的石塘被海潮冲坏，备塘河可以消纳潮水，并使之排回海中，防止涌潮漫溢。“五纵五横”大石塘则主要是通过修建“备塘河”，排水泄洪和防海水渗入，护塘工程相对简陋。 其四，海塘管理到位。 朱轼非常重视海塘工程质量的监督及日常养护工作。一是确立“岁修制”，设海防同知“专员岁修”，塘堤小有损坏，即时补修，且“每年岁终统计题销”。二是创立“赔修制”，为避免“督率承修各官，希图草率完结”的弊端。朱轼建议并要求督修官员在保固期内，海塘如有损坏，承修官员必须赔修，即使官员本人去世，也须由家属赔修。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海塘工程的修筑质量。 实践亦证明，朱轼所筑鱼鳞大石塘具备较强的御潮功能。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七月，由于台风和大潮同时在钱塘江口南北一带出现，酿成一次特大潮灾。惟有老盐仓500丈鱼鳞石塘安然无恙，杭州湾南北绝大部分的海塘都遭到严重的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十分惨重。朱轼总结道：“查旧日所修石塘久经告成，虽石块碎杂，根脚俱有木桩，尚属坚固。 独县西老盐仓一处塘工五百丈，石大而坚，可保永久。”雍正十三年六月，钱塘江海塘发生了全塘溃塌的重大事故，史载“风潮大作，仁和、海宁、海盐等县草土石塘，共报坍一万二千九十七丈”。七月初八日，杭州将军傅森奏称：“自李家村至海宁县迄西大石堤之尾，垫木枝修筑之柴塘堤，十分内被风潮冲塌七、八分。再，大学士朱轼任浙江巡抚之时，所修筑之海宁县以西五百丈大石堤，毫无冲坏之处。”乾隆时，大学士嵇曾筠亦大加赞赏：“海塘工程逼临江海，屡筑屡坍。大学士朱轼于巡抚任内建筑大条石塘五百丈，修砌如法，至今完好，其余各工实不如大学士朱轼所修石塘之坚固。”朱轼鱼鳞大石塘抵御海潮的效果最好，被公认为海塘工程的“样塘”，成为清朝不惜斥巨资修筑的主要塘型。乾隆即位后，大学士嵇曾筠多次叮嘱高宗：“鱼鳞大石塘乃一劳永逸之图，必须经历竣事，方可垂诸久远。”，乾隆三年十二月因此，高宗遂下定决心不惜花费重金，将钱塘江北岸、受涌潮威胁最大的地区，一律改建成新式鱼鳞石塘，以图实现“一劳永逸”。 时至今日，朱轼修筑的海塘历经三百年海水冲涮洗礼，依然牢固地矗立在海边，已成为标志我国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丰碑。今人对此也给予很高评价，王育民教授说：“清代对海塘的兴修，所投人力、物力之多，技术上的进步，更是历代所不及。其最重要的工程为海宁老盐仓鱼鳞石塘。这项工程创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浙江巡抚朱轼。”可见，“朱轼海塘”在我国古代海塘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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