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欧裔司机的预见: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1937年6月，斯诺的好朋友，美国汉学家亚瑟.毕森和他的几个朋友，受斯诺到延安采访的影响，也历尽千难万险来到延安，在短短的几天里，他们见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并采访了他们。

毕森一行的司机叫艾飞.希尔，是一个来华传教的瑞典基督教牧师的儿子，出生在内蒙古，不但精通机械，而且对中国的风俗人情了如指掌，什么娼寮俗语，猜拳行令，民间小调，土匪黑话，能够脱口道来，是个非常有趣而且身怀绝技的人，曾长期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新疆、内蒙古一带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为一些富商、军阀们充当司机，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物。

毛主席对这个叫艾飞.希尔的司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苦口婆心劝他留在延安，负责管理和修理延安的那一堆汽车。可这个司机死活不答应，据同行的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分析，他可能不喜欢共产主义理念，他担心共产主义理想会毁掉他天马行空的生活方式。

在返程的路上，欧文.拉铁摩尔问艾飞.希尔对毛主席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没想到这个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的艾飞.希尔却语出惊人，他说:“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

艾飞.希尔从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民间的小人物的视角，做出了这一断言，而在他们来到延安的上一年的6月至10月，美国记者斯诺做为第一个到延安采访的外国记者，通过几个月的延安采访，同样也得出了这一结论。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写道:“你从这个人身上无论感到多少非凡之处，皆出自他集中并表达千百万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迫切要求所达到的这种出神入化的境地。如果他们的要求和正推动他们向前的运动是能够使中国恢复生计的动力，那么在这样一个深沉的历史意义上，毛泽东有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1940年6月，爱国华侨陈嘉庚开启了9天的“延安之行”，这短暂的行程，让这位老人耳目一新，异常兴奋，他看到了与重庆截然不同的一个新世界:“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

陈嘉庚细心地观察到，在跟毛主席会面时，“担任翻译的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又一男学生来亦然。少顷集美学生陈必达来亦如是”。“朱德陈绍禹夫妇亦到，诸人安然坐谈，未有起立行礼等项”。陈嘉庚到抗大三分校参观，发现正打球的学员看到朱德，高呼“总司令来比赛一场”，却没有国民党那样的列队行礼等繁文缛节，而朱德则脱去外衣，下到球场与学员一起比赛。

陈嘉庚在延安看到的是“平等无阶级制度”的生动场景，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

延安归来，陈嘉庚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欣然写道:“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辞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

从一个普通的外籍司机，到一个美国的记者，再到一个老华侨，在跟毛主席接触以后，竟然异口同声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个人能够拯救中国。主席身上有一种什么魅力？有一种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什么神奇之处？或者说，就像斯诺所感觉到的，“从毛泽东身上感到某种命运的力量”？

中国出了个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