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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消息，著名文史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玉石先生因病于2024年1月13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孙玉石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境界文 / 钱理群 出席“庆贺孙玉石教授八十华诞暨孙玉石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我想起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也就是我们年轻时候，都很熟悉的电影《舞台姐妹》里的一句话：“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孙玉石先生一生的概括：“认认真真治学，清清白白做人”。这看似普通的两句话，其实极难做到。认真写一两篇文章不难，但要一辈子始终认真做学问，写每一篇文章都认真，这就是一个很高的学术境界。做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动荡，面对如此多的诱惑，始终守住自己，清清白白，实在难得。认真，清白， 就是不苟且，把治学和做人统一起来，做到时时、处处、事事不苟且，就给后来人树立了一个基本的标杆。我们这个会议，还有一个总主题：讨论“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传统。 今天有这么多的北大的，外校的，北京的，外地的，老、中、青三代学人， 还有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聚集在这里，这本身就表明了孙玉石先生的影响与魅力。孙玉石先生确实是上一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上绕不过去的重量级学者，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代学人”的代表性人物。在我看来，孙玉石先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鲁迅研究。孙先生的《〈野草〉研究》无疑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开拓之作；而他的《现实的与哲学的—— 鲁迅〈野草〉重释》则更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二是新诗研究。1985年出版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是以打破禁区的学术胆识与深厚的学术功底而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的《中国现代诗歌诗潮史论》更是开启了诗歌流派研究的先河，他对“重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倡导与实践，对诗歌研究的学术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还要提到的是，孙玉石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几代学人中，在古代文学修养方面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因此，他在考察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诗歌时，就较早地注意到其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关系，《新诗：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兼释20世纪30年代的“晚唐诗热”》等，就是这方面的力作。其三， 孙玉石先生对建立现代史料学也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樊骏、马良春与刘增杰诸位先生一起，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1978年他在《每周评论》上发现署名“庚言”的四篇鲁迅佚文，1980年和方锡德先生对《寸铁》等四篇鲁迅佚文的发现与考证，当时是轰动了整个学术界的。他的写于1990年的《史料建设与理论研究科学化问题随想》是较早的现代史料学的理论阐释。以后他对发掘报刊上的原始史料，进入具体历史情境的理论倡导与身体力行，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具体领域的学术贡献之外，孙玉石先生作为“第二代学人”的代表，在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如他的弟子所总结，他将王瑶先生的历史性眼光与方法和林庚先生的审美眼光与方法有机结合起来，追求“历史的，审美的，文化的”三位一体，他的严谨的史学风范，温润的美学品格，是极具吸引力和示范作用的。此外，孙玉石先生对国际学术交流的积极参与，特别是他和日本学界所建立的深厚友谊，也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成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不为政治所支配的“心的交流”所能达到的深度的一个象征，这或许是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的。 以上关于孙玉石先生的学术贡献的讨论，只是提出了问题，还有待学术史上的更深入的研究。今天我最想和诸位分享的是，孙玉石先生这些具体学术成就背后，所显示的他的学术与人生境界，这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学术与人生境界，到了孙先生的晚年，就愈加成熟。我对此有三个方面的观察与感悟。首先要说的是，今年我为了修订《现代文学三十年》的诗歌部分，参阅了许多新诗研究的新成果，受益不少。而其中让我最感动，甚至震动的，是孙玉石先生亲自编撰的《中国新诗总系》第2卷（1927—1937）。按说编这类选本，孙先生应该是驾轻就熟的，根据他原有的研究成果归整归整就可以了，但他不， 要一切从头做起：对每本诗集都要查对最初版本，对发表这些诗歌作品的原始文学杂志、报纸文艺副刊都要广泛搜读、翻阅。为此，他翻阅了这时期出版或后来发行的涉及这一时期诗作的诗集近430余部，文学刊物或报纸副刊近200种，对原始文本与后来进入选集、文集时的作者的修改和差异，都一一查对。尤其让我惊奇的是，孙先生还用心发掘了许多新诗人、新诗作。最后入选137位诗人， 349篇诗作，其中有的是诗界不曾注意的年轻诗人，或著名诗人的人们不曾注意的诗作。孙先生说，他为之花费的功夫，“远在收入该卷诗选文本身的百倍乃至千倍之上”。他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给读者一份历史的原貌，多少增添一点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这是怎样的学术追求与精神！恐怕用“认真”二字也难以概括。而且这都是在晚年多病的情况下做到的，孙先生说他“因为长时间看网上民国期刊、诗集，下载、打印甚多，坐的时间过久，眼睛模糊加重，左边股部也疼痛厉害，不敢坐下”。这是最让我感佩不已的：我的晚年写作已经是够努力的了，但还是做不到像孙先生这样到图书馆去一一查对原始资料，更没有那样的艺术敏感去发现新作家新作品。我更感兴趣的，是这背后的学术境界。孙先生说，他这样下功夫，“得到的是那种特有的历史烟尘的感受，那种阅读作品原真状态的体验，特别是发现新的优秀作品，发现新的未被历史研究光顾到的重要佚诗时所获得的那种意外的惊喜和激动”。请注意，孙先生强调的是：感受，体验与惊喜。这是真正的文学研究的境界，学术研究的境界。也就是说，诗歌研究，学术研究，对于孙玉石先生来说，是一种生命的需要，他从中获得了生命的快乐和意义。这就是学术研究的自足性：它不需要到学术之外去寻求乐趣与价值。孙先生之所以倾其全力、不辞辛劳地、认认真真地从事于学术研究，就是因为他乐于如此。这样献身学术，又享受学术，学术就成了一种信仰，也就进入了生命和学术的自由创造的状态。学术研究成了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也就不再神秘和神圣， 成为最普通的事情了。既自由，又平凡，这大概就接近学术研究的真谛了。孙先生在晚年达到了这样的境界，是令人称羡的，同时也是极具启示性的。 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是，近年来，我有机会多次和孙玉石先生一起参加学术座谈会，他有两次发言，我都很受震撼，始终不忘。一次是孙玉石和谢冕、洪子诚诸位先生在1958年编写的《新诗发展概况》一书重版，出版社组织座谈。这种场合，大家通常会说些好话，很容易变成“光荣历史”的回忆。但孙先生的发言，一开始就表示，他要“通过历史的反顾，自揭一点至今尚未被自视的'光荣’历史背后的伤疤，也向那些由于我们这个群体当时的浅薄、鲁莽与盛气凌人，给自己尊敬的老师前辈学者心灵带来的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表示自己的反思、内疚与忏悔”。另一次是去年纪念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孙先生的发言。本来，作为王瑶先生的大弟子，王瑶先生最亲近、也最为看重的学生，孙先生是有许多话可说的，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只谈自己在“文革”初期， 在压力下，也参与了对老师的“揭发”，为此而深感负疚，要借此机会，公开表示忏悔。这两次发言都引发了我长久的深思，并对孙先生油然而生敬意：他越到晚年，越是功成名就，越是有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以此总结自己一生，就达到一种清醒：清醒于自己做到了什么，能做什么，更清醒于自己没有做到什么，不能做什么；清醒于自己的成绩，更清醒于自己的局限与不足；清醒于自己的贡献，更清醒于自己有过什么过失，并将一切公之于众。这样的清醒与坦诚，也是一种境界：人贵有自知之明，更贵有知耻之心，同时这才是真正的自尊与自信。这样，孙玉石先生就不仅对做人、治学不苟且，对自己也不苟且。这真的很难， 也真的特别可贵。 这样的坦诚与坦率，还表明，孙先生直到晚年，都保持了一颗赤子之心。这就要说到我对孙先生的第三个印象：他一辈子研究诗，自己也始终是个诗人。为准备这次讲话，我重新翻阅了《孙玉石文集》，特别注意到他的那本诗集、散文集《山·海·云》。我建议，大家要了解孙玉石先生的为人，学问，最好都读读这本书。诗集的第一首诗《露珠集》，我就很眼熟：它最初发表在北大校园诗刊《红楼》1957年第4期，我当时读本科二年级，就读过这首诗：“我爱听也爱唱美丽的歌曲，从前我却久久地吹着别人的芦笛。是时候了，现在我已经长大， 我该把自己的号角含在嘴里⋯⋯”。这也是当时我的心情，因此就记住了这首诗，也记住了诗的作者的名字：孙玉石先生在我的第一个印象里，他是一位“校园诗人”。他从写诗到研究诗，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他也始终没有放弃写诗。集子里最后一首抄录于2010年；在此之前有一首题目是《两只燕子家庭的迁徙史—— 小区纪实》，小区路边理发馆屋檐下的鸟窝里的燕子家庭，引发了孙先生的浓厚兴趣，他细细观察，品味，产生无限遐想⋯⋯我从中看到的，是孙先生始终有一双诗人的眼睛，更有一颗诗人的心，其核心是对于生命的爱恋和眷顾。孙先生还有一首七十自寿诗：“平生最惧是喧哗”，“只愿一生清如水，茫茫心事寄烟霞”。那么，他最向往的，是生命的宁静与纯净。这也是晚年孙玉石先生所达到的生命境界；而这样的诗心，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也是孙先生的学术境界，它同样也能引发我们无限的遐想。 2015年11月12日起草，11月14日讲，11月15日补充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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