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两宋以来的挽联习俗|联谈

和其他文体一样，对联

这一古典文学形式大致也经历

了从萌生、形成到成熟的

漫长接受过程。

文学或文体的形成都需要一个从作者到读者的接受过程，其审美价值与历史地位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彰显与确认的。通常来说，文学或文体的接受史就是它的形成史，是人们从阅读、传播到研究等各方面综合审视的结果。从宋元到明清，从诗话、词话、曲话、赋话中的对仗摘句到独成一体的对联，和其他文体一样，对联这一古典文学形式大致也经历了从萌生、形成到成熟的漫长接受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多注重从风俗的角度研究对联，鲜有从“文学接受”这一角度去研究。就如，挽联这一对联形式的出现，也是对仗文辞在流传、接受过程中出现的文学与习俗结合的产物。

挽联在宋代的萌生

   作为中国古代常用的哀祭文体，自先秦以来，挽歌已出现了各种形态。至于汉代，此种哀挽之风，还被官方定为“送终之礼”。《风俗通义佚文·服妖》记载：“灵帝时，京师宾婚嘉会，皆作魁挽歌，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从东汉开始，挽歌冲破了送死悼亡的樊篱，弱化了传统挽歌的实用功能，应用范围越来越广。许多士林名流耽爱挽歌，不仅送葬的时候唱，饮宴游乐的时候也唱。这从《风俗通义·服妖》的记载就可以看出。魏晋以后，文人更将挽歌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为他人写，甚至还出现了自挽诗。唐宋以后，挽歌与诗词的结合，又产生了名之为挽歌、挽辞、悼诗的诗体挽歌。比如，被梁章钜称之为挽联之体的“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尊。”就是苏颂《司空赠太傅康国韩公挽辞五首其一》的摘句。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载：“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 皆第三人；后为相四迁，皆在熙宁中。苏子容挽之云: 三登庆历三人第; 四入熙宁四辅中。”清代梁绍壬首先《两般秋雨庵随笔》中引此条记载，并评日“此则的是挽联之体耳”。苏颂诗文集原诗是这样的：“文物衣冠萃一门，如今终始见舆言。三登庆历三人第，四人熙宁四辅尊。继世拜封前及后，并时当政弟连昆。汉袁杨与唐萧杜，更有清风在裔孙。”所以说，盛传之此挽联实际也是挽诗之摘句。

恰恰就是类似的对仗摘句，在不经意间开启了对仗文辞与哀挽之风的结合。

在这样一古老习俗的濡染下，挽联应该是类似挽歌、挽辞、挽诗之类的抒情性文辞随时而变的产物。陆游在《老学庵笔记》卷一中记载道：“赵元镇丞相谪朱崖，病亟，自书铭旌云：'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赵鼎，字元镇，号得全居士，南宋解州闻喜东北（今山西闻喜礼元镇阜底村）人，与李纲、胡铨、李光并称为南宋四名臣，为南宋中兴贤相之首。赵鼎在南宋绍兴年间几度为相，后因反对和议，为秦桧所构陷，罢相而出知泉州，寻谪居兴化军，移漳州、潮州安置，再移吉阳军。赵鼎在吉阳三年，知秦桧必欲杀己而后快，于是便于不食而卒。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也记载了此事：“陆游曰：'忠简谪朱崖，临终自书铭旌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元至正三年，丞相脱脱及阿鲁图主持修撰《宋史》的时候，特地提及此事。《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九·宗泽赵鼎》记载道：“先得疾，自书墓中石，记乡里及除拜岁月。至是，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遗言属其子乞归葬，遂不食而死，时绍兴十七年也，天下闻而悲之。”《宋史》在采信陆游及马端临所说之余，记载尤为详细，还提及其去世时间为绍兴十七年（1147）。这句赵鼎自书之铭旌之作，应该就是当时对仗文辞与哀挽之风相合而催生的产物。虽然，宋代文献中尚未出现“挽联”之名，但是赵鼎自书之铭旌却有挽联之实。这也是目前文献记载中所能看到的最早的两行对仗哀挽文辞，当然也不排除这是一首挽诗中的对仗摘句。从这些辗转流传的记载可以看出，南宋时期的人们已经接受了这类只写两行的哀挽类对仗文辞，并在生活场景中使用它。

上世纪八十年代，福建地区也出土了类似的有对仗文辞的铭旌实物，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了南宋时期人们将对仗文辞用于哀挽场景的情形。1986年7月，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西路茶园山小学在改造学校操场时意外发现了一处南宋的无名氏墓地。该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就是几对铭旌。其中几幅铭旌上写着的就是当时的人们祭奠逝者的挽词，其内容如下：

铜竹昔时膺凤诏；风云他日趣鳌头。

军民上下咸思德；赏罚分明善用人。

正直忠良摩万姓；宽仁骨鲠劳三军。

军民揾泪持杯送；无福登消好帅君。

在这四副七言铭旌中，“铜竹昔时膺凤诏；风云他日趣鳌头。”“军民上下咸思德；赏罚分明善用人。”“正直忠良摩万姓；宽仁骨鲠劳三军。”属对工稳，将其认作挽联应该无可厚非。并且，其中两副铭旌写有“正直忠良摩万姓；宽仁骨鲠劳三军。”“军民上下咸思德；赏罚分明善用人。”，落款处分别缀有“城南市水陆街叶文兴”“城南左隅第一队住人蔡明德拜上”等字样，完全符合当下人们对于挽联的认识。福州茶园山南宋墓葬铭旌上还写有“端平乙未”的文字，“端平”是南宋理宗赵昀的年号，“乙未”是公元1235年。李文郑、陈竹两位先生曾在2011年2月25日《中华楹联报》发表了《最早的对联实物》一文，对福州茶园山南宋墓葬出土的这几幅铭旌加以考索辨析，认为这三幅写有对仗文辞的铭旌就是我国最早的对联实物。

无独有偶，1987年，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于高洞子村高洞子社一山坡上发现一处崖墓群。此崖墓群后被命名为高洞子崖墓群，并于2000年被公布为第一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该崖墓群主墓墓门两侧的一处石刻文献，也为对联接受史的实证性研究提供了确凿可信的石刻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该处墓群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29度29分30.6秒、东经105度55分47.4秒，海拔303.2米，分布在长约12米,高2.5米的浅红色沙质石岩壁上，坐北朝南，自东至西横向一字联排，一大两小，共三座，为西南地区较为罕见的南宋晚期仿木结构单室崖墓群。墓群通高2.5米左右，宽3.5米，长4米左右。东侧之主墓平面呈弧形八边形，穹顶高2.6米，为三形制中最大者。主墓南向面为墓门，墓室中其余七面没壁开龛；墓室内以浮雕技法刻之，仿古代建筑形制雕刻有斗拱、立柱、壁龛、藻井等，且点缀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羽人、仙鹤、天鹿、麒鳞、天龙、牡丹、荷花、瑞草等若干饰物。其余二墓小于主墓，形制大体相当，且只在三壁开龛，穹顶为圆环形花卉图案，两侧分饰以祥云，雕刻较主墓简约。墓门左右两侧若柱形门对，下部点缀以莲花纹饰，上部饰以兽首，左柱刻“山山水水重重复”，右柱刻“子子孙孙世世贤”。主墓正龛之寿堂左右立柱亦刻有文字，其左柱中部阴刻有“南阳氏天凤郎寿堂”，右柱中部阴刻有“大宋开禧春造记宜”。正龛右柱所刻“大宋开禧春造记宜”表明此崖墓的开凿时间应在大宋开禧年间。开禧为南宋宁宗赵扩所使用的第三个年号，使用时间为开禧元年正月一日（即1205年1月22日）至嘉定元年正月一日（1208年1月19日），共使用了三年。“大宋开禧春造记宜”虽然没有标明此崖墓群开凿于开禧何年，但据笔者推测或为开禧元年所建造，应该是公元1205年前后，否则一般会按照惯例标注开禧二年、开禧三年字样。所以，与福州茶园山南宋墓葬出土的铭旌相比，高洞子崖墓群主墓石刻对联要早30年。

《周礼·春官·司常》记载道：“大丧，共铭旌。”看来，类似的丧葬之礼用铭旌，自古就有。并且，古代丧俗礼仪规定死者下葬引灵须用绛帛粉书死者官阶、称呼等，谓之为铭旌；大敛时﹐铭旌悬之于灵右，葬时取下加于柩上。不论是赵鼎的自书铭旌，还是福州市茶园山南宋墓葬铭旌，都可以证实了铭旌在南宋时就已经不仅仅是书写死者官阶、称呼，也开始书写两行对仗的哀挽文辞了。从所见不多的文字记载以及实物遗存，我们大体可以推知南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在生活中使用被后世称之为对联的对仗文辞来抒情达意了。重庆高洞子崖墓群主墓石刻挽辞同样也证实了这一点。

挽联在元代的流行

从现有的笔记小说记载以及实物遗存来看，元代同样也在用两行对仗文辞表达哀挽之情，且有所发展。从各类文字记载及实物遗存来看，元代用对仗哀挽文辞的情况也有不少，只是同样未出现“挽联”之名。

我们还是先看元代笔记小说中的零星记载。元代陶宗仪就在《南村辍耕录》中也记载了当时挽诗挽联大行其道之事。其中一则写道：“至元间，宋文丞相有子，出为郡教授，行数驿而卒，人皆作诗以悼之。闽人翁某一联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独为绝唱。（《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另一则提及：“俞俊，其先嘉兴人，今占籍松江上海县。娶也先普化次兄丑驴女。也先普化长兄观观死，蒸长嫂而妻之。次兄丑驴死。又蒸次嫂而妻之。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缚彩绘为祭亭，缀银盘十有四于亭两柱，书诗联盘中云：'清梦断柳营风月，菲仪表梓里葭莩。’盖柳营暗藏亚夫二字；菲仪，谓菲人；表梓，谓婊子，总贱娼滥妇之称；葭莩，皆是夫也。郡人莫不多期其才而讥其轻薄如此。（《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八）”从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有条件的人家会用所谓的“诗联”粉饰祭亭。

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凌氏墓出土了中国唯一一件有明确纪年的楼阁式元青花釉里红瓷仓，现收藏于江西省博物院。元青花釉里红瓷仓为重檎庑殿顶楼阁式仿木结构建筑，通高29厘米、长20厘米、宽10.3厘米。面三间，中间开，次间较窄，深为三进，中跨较大，前后较小。有8柱，中间主柱粗，两边侧柱较细，主柱之间完全封闭。楼阁分为二层，楼面错落，中高侧低。二层楼面前后装置档杆，框中加饰如意云头。庑殿屋顶正脊两端各有一兽，蹲坐姿，面面向外，张大嘴，披毛，一身威严之气。一朵莲花落于正脊中间，复座，圆苞蕊。侧例旁屋顶斜出三面，上置莲花座顶。整个建筑屋面瓦脊、水沟分明，莲瓣瓦当，尖高出，瓦脊上端加饰大珠。所有垂脊之上均有卷云飘浮，脊角凌空起粗，下置卷云角枨。18位各式人物散布于建筑之中。楼上大厅正中，摆放高大座椅。两旁各立待女，妙龄娇容，身着长衣，手特宫扇，旁边侍立。外两边各有一名女子，身段修美多姿，技体转动，水袖长舞。后背中四名女子一排站立，演奏乐器。右边一人怀抱柳琴，抚弦奏乐中；右一人腰挂鼓带，手拍腰鼓；中左一人左右指弹弦；左边一人双手相持，低头吹萧。侧楼各有二人站立右侧一人横吹笛子，手指按擦，手指按压鼓吹。左侧一人手拿夹板，张开拍打；一人抱琴接弦，进行演奏。谷仓前后侧面多处书写文字，仓门两侧用青料书直行楷书七言句对联，上联“禾黍丰而仓禀实”，下联“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批“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左右侧壁以釉里红书“凌氏墓用”“五谷仓所”；背面仓板上正中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夫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山之孙女也。生而贤明，长而周淑。适同镇扬州路召伯大使刘文史男炳文，悉居仁都胡同，知女孙女璧珪。夫人生于前至元癸巳年二月初九日戌时，殁于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申时，享寿四十六岁。以戊寅六月壬寅之吉安葬于南山。坐巳向亥，大江阳朝中峙葬。麓形如抚椅，龙盘虎踞，山清水秀，火星宗庙，梅花单于六秀八茸件件帽合。后日田连阡陌，朱紫盈门。谨记。”据墓志铭记载，凌氏生于公元1293年农历二月初九日，死于公元1338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享年45岁。同年六月壬寅，凌氏安葬于景德镇南面的南山北麓。这件瓷器上书写的文字表明此物应为器谷仓，专应凌氏死后陪葬之用，也证实了挽联在当时应用应该极为普遍。

明代朱珪在《名迹录》卷四收录有顾阿瑛自己撰写的《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是岁，函骨归瘗于绰墩故垅。当时交相荐举，乃祝发庐墓阅大藏经以报母恩。复凿土，营寿藏于山之阳，环植丛桂。扁曰：'金粟’，自题春帖云：'三生已悟身如寄，一死须教子便埋。’盖人传前身是慧聚寺比丘延福。”墓志铭后署：“大元至正戊戌五月廿九日”。这则墓志铭写于公元1358年农历五月廿九日，其中所提及顾阿瑛自题春帖，也完全可以当做自挽联来看。

挽联在明代的崛起

与宋元相比，明代将对联用于墓地、祠堂等纪念场所以表达哀挽之情的情况更多。诸多笔记小说中的流传记载，已经证实明代挽联已经在社会全面铺开。

明末清初的谈迁在《谈氏笔乘·汪清木首》记载了一则明初哀挽文辞在生活场景中应用：“太祖姊二，曹国长公主适李贞，太原长公主适汪清。清从征陈氏战殁，葬盱眙县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飨堂柱帖：'帝乙联婚，戚里恩波流世泽；鄱阳取捷，康山庙祀报奇勋。’'为国捐躯，千载忠魂扶社稷；相夫委质，万年义冢壮山河。’”这副用于飨堂的柱帖证实了明代初期此种情形也是屡见不鲜。福建《南平县志》也记载有题联于铭旌的情形：“覃彬，马平人。弘治间，由监生为南平簿，刚明果断，不避权要。遇事敢为。吏畏民服。郡守旌以联云：'清慎持身，与百姓秋毫无犯；公勤莅政，以一人数事常兼。’三载乞休云。”“弘治”是明孝宗朱佑樘所用年号，使用于公元1488年至1505年。看来，从明代初期到中后期，类似的对仗文辞一直被人们所使用。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中也有类似事件的记载，其中写道：“皇甫涍诗特工五言，至七言近体，薄不多作。涍卒，蔡子木悼之云：'五字沉吟诗品绝，一官憔悴世涂难。’时以为实录，蔡每对人读，辄哽咽泪下。”朱国桢《涌幢小品》也记载了相关的事情：“状元张升归省，饯以诗云：'何用有才如董贾，不愁无命到公卿。’或云上去二字，可为教挽词。未几卒，年四十二，人以为谶云。”“可为教挽词”说明在明代中后期用对仗文辞致挽的情形非常常见。《涌幢小品》还记载了嘉靖、万历年间吴明卿自营生圹，并题写挽联的情形：“吴明卿自作生穴，旁为祠，题其柱曰：'陶元亮属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刘伯伦荷随行之锸，且醉且醒。’”明末清初顾炎武《圣安本纪》记载有载徐市、徐铎兄弟于明亡后殉国，并自题挽联之事：“降将洪某率兵攻常熟，何沂先期潜逃；诸生中尚有躬冒矢石力战于华荡者，势不能支，遂各散去。徐守质母病不能迁，兵至，母与妻俱投井死，守质与兵格斗死。徐市、徐铎开城破，叹曰：'我家世科，竟无一义士耶！’遍别亲族，题壁云：'不敢立名垂后代，但求殉节答先朝。’夜半自缢。项志宁方食饼，闻城破，堕饼于地，扼吭不食死。诸生萧某妻许氏为兵所掠，痛骂不受污；兵怒，缚之桅，支解之。”。清王应奎撰《柳南随笔》卷一记载了陈继儒自作挽联的情形：“陈眉公临终时，手书影堂一联云：'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岁履薄临深；不怨天，不尤人，千百年鸢飞鱼跃。’遗笔嘱诸子云：'内哭外哭，形神斯惑。请将珠泪，弹向花木。香国去来，无怖无促。读书为善，终身不辱。戒尔子孙，守我遗嘱。’又遗命葬畲山中，平土中不封不树，子孙默识其处而已。先生于去来之际从容如此，虽学问不无可议，而其人固不易及也。”类似的记载

这种情况反映在明代中后期的坊刻日用类书中，就是在诸多类别的日常文书中出现了挽联。比如，刊刻于明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新刻天如张先生精选石渠汇要万宝全书》《精刻芸窗天霞绚锦百家巧联》等类书就有收录挽联。刊刻于明晚期的《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署名“明叟冯犹龙增编,书林余公仁批补”，应该是托名之作。《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第六卷下四集特地分列了“挽男子联”“挽内联”“挽道联”“挽僧联”等四类，刊刻了许多挽联。嘉靖年间，李开先在刊刻联集《中麓山人拙对》之时，也收录大量发丧用联，署名为“为岳父发丧作”“为王秀才乃尊发丧作”“为婶母发丧作”等，同时还收录有写于“过街棚门”“先茔石门”“亡妻圹门”德各类哀挽用联。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挽联在明代中后期应用非常广泛；并且，也恰恰是在明代中后期，“挽联”终于有了正式通用的名称。

  很巧的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四川省成都地区发现多处明代墓葬。这些墓葬的墓主多为蜀藩王府中的宦官，其中年代最早者为成化，最晚者为崇祯，尤其以嘉靖、万历年间为多。墓室石枋上很多都刻有对联，除部分墓室为一墓一联外，有两室者多一墓两联。其中衣冠庙发现的万历年间汪庭用墓，不仅前后两墓室各有一副对联，在墓室的壁龛上也刻有一副对联。这些墓室中有26处墓葬存有对联，共有37副之多。如，魏本墓前室联为“青山绿水千年趣；明月清风万古春。”，后室联为“甲子岁新开寿域；乙丑年大备工程。”；王璠墓前室联为：“附郭佳城‚建千年之寿圹；灵源福地‚接九里之来龙。”，后室联为：“千载不磨磐石固；重门深锁洞天幽。”另外，在一些墓葬出土的买地劵背面除刻有八卦图像外，也附有“天星生贵子；八卦望儿孙。”“山神守护；地脉扶持”“九星扶地脉；八卦镇山川”等之类的联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