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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风知赦 汉河内张成善风角，推占当赦，教子杀人。司隶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愤疾，竟按杀之。 释义：上文出自《后汉书·党锢列传》，《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七》亦有记载。 一、风角 风角：古代占卜之法，以五音占四方之风而定吉凶。是我国古代人民在生产过程中逐渐总结出风云的变化影响到天气、季节的变化，因而十分重视观测天空，注意风云的变化。但是，由于受科学认识水平和生产力低下的限制，人们对风云的观察往往带有宗教神学的色彩，认为通过对风云的观察，可以测知人间的吉凶祸福。形成了神秘主义的望气和风角学说。 《后汉书·郎顗传》：“父 宗 ，字 仲绥 ，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 李贤 注：“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 《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三年》：“己亥，帝自晋阳奉太后还邺，至紫阳，遇大风。舍人魏僧伽习风角，奏言：'即时当有暴逆事。’” 《古今小说·木绵庵郑虎臣报冤》：“有一术士，号 富春子 ，善风角鸟占， 贾似道 招之，欲试其术，问以来日之事。”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六》：“ 郑成功 据台湾时，有粤东异僧泛海至，技击绝伦，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铁石；又兼通壬遁风角。”  道光年间印刻《风角书》 魏鲜是汉代著名的占岁者。他每年正月初一日从风向、风力等来占验一年之气候和农事。 《史记·天官书》说：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课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疾胜徐。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昳，为稷；昳至餔，为黍；餔至下餔，为菽；下餔至日入，为麻。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如食顷，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则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其雨雪若寒，岁恶。  对风角术数，《唐开元占经》卷90有一些材料留传下来。古代占候，要在高旷的土山上立竹竿，用鸡毛编成 羽葆 ，挂在竹竿上，根据它测到风向、风力来进行占验。没有尘埃，温凉适时，和畅的清风叫 祥风；风声寒惨，埃蓬勃的风叫灾风.此外，还有“旱火风”、“大兵将至风”、“大丧风”、“大水杀人风”等等。 《后汉书·郎凯传》说：“郎凯……父宗，字仲绥，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常卖卜自奉。安帝征之，对策为诸儒表，后拜吴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侯，果如其言。” 《后汉书·李南传》也说：“李南……少笃学，明于风角。” 《后汉书·谢夷吾传》也说：“谢夷吾……少为郡吏，学风角占候。” 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这种神秘主义的风角术数，在东汉时期是极为盛行的。 二、关于“党锢”的延伸了解 东汉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所谓'锢'就是终身不得做官。党锢的政争自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一直延续到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张成以方技成为宦官党羽，当时宦官势力推算未来会有赦令，便故意在赦令前犯案。成瑨、刘质等朝官无视赦令，强行处决了这批宦官。其中河南尹李膺处决了故意杀人的张成之子。随后遭到张成弟子牢修诬告“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诘以未奏先杀，重罚这批朝官，引发第一次党锢之祸。 当时宦官五侯（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五个人因谋诛梁冀有功，被同日封侯，史称“五侯”。）掌权以后，跟梁冀一样胡作非为。他们把持朝政，卖官鬻爵，从朝廷到全国郡县，都有他们的亲信，搞得社会黑暗不堪。当时有一批士族地主出身的官员，不满宦官掌权，主张改革朝政，罢斥宦官;还有一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因为社会腐败，找不到出路，也要求改革。他们批评朝政宦官和附和宦官的人，深恶痛绝。  汉桓帝和五个宦官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南阳太守成瑨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很好的当地富商张汎，结果正遇上桓帝宣布大赦，而成瑨为了打击宦官，竟置朝廷法律于不顾，不仅杀了张汎本人，还杀了张的宗族以及宾客200多人，然后成瑨才向桓帝上奏。 几乎在同一时期，同样性质的案件也发生在汝南。汝南太守刘质逮捕了小黄门赵津，然后也是不顾朝廷的赦令，先将赵津拷打至死，然后才向朝廷上报。九月，宦官们纷纷向桓帝提出申诉，同时又鼓动张汜的妻子上诛。桓帝闻知此事，勃然大怒，因为在桓帝看来，这是地方官吏公然对抗中央。桓帝当即下诏，将成瑨、刘质一并逮捕，按律处斩。 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陈蕃（《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做了太尉，名士李膺做了司隶校尉，这两个人都是不满宦官的。太学生都拥护他们，把他们看作是模范人物。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野王(今河南泌阳县)县令张朔贪污勒索。李膺要查办张朔。张朔逃到洛阳，躲进他哥哥家里。李膺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张朔，把他逮走。张让赶快托人去求情，李膺已经把案子审理清楚，把张朔杀了。张让气得什么似的，马上向汉桓帝哭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没有难为李膺。这一来，李膺的名气就更大了。一些读书人都希望能见见李膺，要是受到李膺的接见，就被看作很光彩的事，称做'登龙门'。  李膺像 第二年，有一个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善风角)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容他的儿子杀人。李膺马上把杀人凶手逮捕起来，准备法办。第二天，大赦令下来，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诏书下来了，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李膺更加冒火。他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故意教儿子杀人，大赦就不该轮到他儿子身上。'说完，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 张成哪儿肯罢休，他要宦官侯览、张让替他报仇。他们商量了一个鬼主意，叫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告了一状，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就下命令逮捕党人。除了李膺之外，还有杜密、陈寔和范滂等二百多人，都被他们写进党人的黑名单。 朝廷出了赏格，通令各地，非要把这些人抓到不可。杜密像李膺一样，也是敢于跟掌权的宦官作对的官员。两个人的名望差不多，人们把他们联在一起，称为'李、杜'。李膺下了监狱，杜密当然也逃不了。陈寔本来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到党人名单里去。有人劝他逃走。陈寔并不害怕，说:'我逃了，别人怎么办?我进了狱，也可以壮壮别人的胆。'他说着，就上京城，自己投案，进了监狱。范滂也跟陈寔一样，挺着腰板进了监狱。 捉拿党人的诏书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员都把跟党人有牵连的人报上去，多的有几百个。只有青州平原相(相，相当于郡的太守)史弼没报。朝廷的诏书接连下来催逼他，青州还派了一个官员亲自到平原去查问。那个官员把史弼找去，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党人的名单。史弼说:'我们这里没有党人，叫我报什么?'那官员把脸一沉说:'青州下面有六个郡，五个郡都有党人，怎么平原偏偏会没有?'史弼回答说:'各地的水土风俗不一样。别的地方有党人，为什么平原就一定也有党人呢?'那官员被他反驳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史弼又说:'你一定要冤枉好人，那么，平原家家户户都有党人。我情愿死，要我报党人，我可一个也说不上来。'那官员拿他没有办法，就胡乱把平原的官员收在监狱里，回报朝廷。 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宦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个地拷打，就这样关了一年多。第二年，有一个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李膺在狱中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宦官这才害怕了，对汉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当大赦天下了。'汉桓帝对宦官是唯命是听的，就宣布大赦，把两百多名党人全部释放。 这批党人虽然释放，但是宦官不许他们留在京城，打发他们一律回老家，并且把他们的名字通报各地，罚他们一辈子不得做官。历史上叫做'党锢'('锢'就是禁锢的意思)事件。不久，汉桓帝死了。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量，从皇族中找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刘宏继承皇位，就是后来腐败出了名的汉灵帝。  黄巾起义 到了后来，因黄巾起义的爆发，北地太守皇甫嵩面对势如怒潮的黄巾义军，统治阶级内部必须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从而提出了相当中肯的建议--解除党锢之禁，借以缓和内部矛盾对付黄巾，这也是个十分大胆的建议。事实上，不久之前的熹平五年(西元176)，永昌太守曹鸾就因为企图为'党人'翻案而惨遭杀害。 而在此危急时刻，汉灵帝却不得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在与自己身边最具政治见识的宦官吕强商议后，灵帝接受了建议，赦免'党人'，而所谓的'党人'事实上自然不是谋反者，相反，他们是更具热情与才具的汉王朝忠实拥护者，赦令一下，绝大多数人自然感念皇恩浩荡，纷纷奔赴沙场或运筹帷幄，为朝廷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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