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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是夏朝都城吗？ 以二里头为夏代晚期都邑，确实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在夏文化探索中出现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观点。但有趣的是，自“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以来，学术界对“二里头夏都说”的认同声音出现了不增反减的现象。特别是自2019年以来，朱凤瀚《夏文化探索六十年的启示》、许宏《二里头考古六十年》、陈立柱《夏代有无之争的背后》等文纷纷用“僵局”、“沉寂”、“困境”、“停滞”等悲观词汇来描述当前的夏文化探索状态。所以，您要问二里头是夏朝都城吗？我只能说：任重道远。下面，试举几条材料来说明：  “二里头夏都说”任重道远 第一，按最新的测年数据，二里头文化的年代是公元前1735年至公元前1530年，其具备“王都”特征的时期是二里头文化的第三、第四期，年代基本在公元前1600年以后。如果我们相信“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商周年表》，以公元前1600年为夏商分界，则二里头最发达的时段已属商代，而不是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公元前1600年以前的时期仅有135年，意味着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时期的年代不到传统上理解的夏代纪年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按现在“断代工程”给出的结果，不但当初邹衡提出的二里头文化为整个夏王朝的观点不能成立，就是目前相当部分学者讲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主体的观点同样也不能成立。 这一切，当然都缘自2005年以来测年专家对二里头文化测年数据的修订。有的学者为了证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主体的观点，试图证明测年专家的数据不可信，其办法是主张二里头文化一期上限应该延伸至2000年“断代工程”报告给出的数据即公元前1880年附近。但试图作这种努力的学者忽略了一点，二里头文化的第一期还比较落后，根本不具备王都特征。比如，当初曾主持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的郑光先生就说，二里头一期“差甚”，当然不是王都。这样，没有了二里头文化一期、三、四期的支撑，“二里头夏都说”还能有多少说服力呢？ 第二，“二里头夏都说”的提出是以“豫西说”为前提的，而主张“二里头夏都说”的学者基本都以徐旭生在1959年发表的《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作为依据。但有意思的是，徐旭生并不认为二里头是夏都，而认为是汤都。同时，徐旭生提出支持“豫西说”的文献共有八组，其中六组均是记录的所谓夏代早期。而就在所谓的夏代早期，豫西地区出现的最大城址王城岗只有30多万方米，而当时陕北有超过420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晋南有超过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古城、成都平原有超过276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在学术界同样存在夏族起源于石峁、晋南和四川主张的观点下，豫西地区在考古上并无优势可言。  徐旭生像 徐旭生的“豫西说”固然可以看成对文献的一种理解，但这种理解并不具有唯一性。比如，二里头青铜牌饰的图案有学者指出是狐狸形状，同时二里头还出土了二蛇相绕的陶器。蛇、狐特征很容易让我们联系到与九尾狐传说有关的涂山氏，而早期文献记录的涂山氏活动中心正是嵩山地区。这样，豫西地区有关夏人的活动记录就可以解释为涂山氏活动的证据，而不一定非要把豫西地区理解为夏族的原始聚居地。  二里头遗址出土双蛇形透底器 第三，李零和朱凤瀚是当今比较知名的两位学者。两位学者虽没有明确反对“二里头夏都说”，但都提到一点，二里头的发展水平呈现“中心突出，四周落后”，且较商代发展水平较为原始的状态。朱凤瀚先生由此提出夏代文明的发展高度被《史记》夸大了，曾经主持二里头考古的许宏也有类似说法。这种所谓的“夸大”说，实质上已经有使“二里头夏都说”陷入逻辑悖论的尴尬境地。道理很简单，如果文献对夏的发展高度是夸大的，那么，我们又凭什么认为根据这样夸大的记录找出来的二里头遗址是真实的夏都呢？如果我们相信文献记载夏都的发展高度没有被夸大，那么，自然我们就应当先行反思“豫西说”的文献基础，而不是一根筋地盯着豫西地区去寻找夏都。 第四，许多相信“二里头夏都说”的学者以徐旭生的研究为典范。其实，徐旭生讨论夏族活动区域只是为了交待其在1959年开展“夏墟”调查的文献依据，而不是为了全面讨论夏文化的区域分布。就此而言，徐旭生对夏文化的研究本身就不可能是全面和深入的。这种文献考察的不全面就决定了，真实的夏族起源地可能并不在徐旭生的讨论范围内。比如，文献审查能力非常突出的顾颉刚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就一直主张夏族起源于西部，而豫西地区只是夏族东进的结果。为此，顾颉刚举出了多条证据：  顾颉刚像 （1）根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在晋文公去世后，当时秦穆公准备东进奔袭郑国。蹇叔劝谏秦穆公时提到，崤山有二陵，其南陵为夏后皋之墓。顾颉刚由此指出，如果夏都在洛阳地区或者晋南地区，夏后皋必不会葬在崤山。比较可能的解释是，夏族起源于西部，其东征时，夏后皋死在了崤山附近。这个推测与《左传》的语境吻合，因为随后秦穆公东出，果然在崤山谷道遭到晋军和姜戎的夹击而大败，秦军大量的伤亡士卒就葬在崤山。 （2）《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季札在鲁国观周乐。其中，季札听到《秦风》时而称此为“夏声”，并明确说这在周之故地。由于季札在这次观乐中同时听到了当时居于洛邑地区的周王室的《王风》，由此可知，《左传》所说的关中平原属夏文化区必然是在西周以前。显然，这也是一条非常过硬的证据。 （3）我们知道，褒是夏代的一个重要方国。西周青铜器记这个“褒”字为“孚”，与《清华简》的写法完全一致。而根据文献记录，这个褒国就在汉中地区；考古发掘也表明，汉中在青铜时代有较高的发展水平。而据学者研究，汉中地区的青铜文化属三星堆文化分布区。 （4）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顾颉刚一直在思考夏文化的起源问题。最初，顾颉刚认为大禹是南方神话中的人物；后在三十年代初，他又倾向于认同夏族起源于山东；在三十年代末以后，顾颉刚则一直主张夏族起源于西部，甚至具体推测可能就在关中平原，并指出夏文化是以昆仑崇拜为核心。 我们知道，《史记》有“禹兴于西羌”的记载。笔者以前曾讨论这条材料，指出无论是从先秦到两汉还是到隋唐，无论是从蜀地到吴越还是到中原地区，“禹出西羌”是当时的共同看法。以禹入手来讨论夏族起源地本是最便捷的途径，但徐旭生先生却另辟蹊径，从“融降于崇山”入手，试图通过崇伯鲧的居地来确定夏族的居地。而裘锡圭先生在研究上博简时指出，鲧禹有父子关系的说法是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这样，徐旭生先生提出的“豫西说”的第一条证据就失去了根基。 还有学者试图用《史记·封禅书》的“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来为“豫西说”张目，但根据《史记·封禅书》上下文可知，司马迁说这句话是为了解释嵩山之所以得名“中岳”的原因。而《史记》明确提到，嵩山的“中岳”之名是汉武帝时期才有的，此前并无“中岳”之说。因此，司马迁的这句话自然不能作为理解先秦史料的基础，更不能以此认为夏朝都城在伊洛地区。 徐旭生有关夏族起源地区的讨论还存在不少问题，这里不一一讨论。总之，我们可以确认，徐旭生有关夏族起源的研究仍存在许多有问题的地方，需要进一步讨论，而不能直接拿来当成基础来使用，更不能认为徐氏的研究是文献研究的“典范”。 夏鼐在1977年曾提出，夏研究要靠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双轮驱动。但从许宏《“夏”遗存认知推定的学史综理》一文来看，自1977年邹衡开始系统论证“二里头夏都说”，我国的夏文化探索至今并没有实现考古学研究与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充分结合。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学者王仲孚教授就曾提到夏文化探索存在文献探讨不足的问题，有学者拿这个问题去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李学勤先生。李先生也承认这是事实，并认为夏文化探索中的文献就那么多，“没有太多好探讨的”，“除非有什么新的材料发现”（见《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实际上，自1977年邹衡提出“二里头夏都说”以来，对夏文化研究可以造成影响的材料一直在不断出现。比如，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两个祭祀坑、1995年以来发现的成都平原龙山时代古代城市群、2000—2002年发现的晋南陶寺遗址、2001年发现的成都金沙遗址、2006—2007年确认的良渚古城、2009—2010年确认的宝墩古城、2012年确认的石峁古城、2019年以后新发现的三星堆六个祭祀坑，以及自1994年起入藏上海博物馆的战国楚简、2008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楚简，2015年入藏安徽大学的战国楚简，以上材料都在不断刷新人们的历史认知。只要不先入为主，而是以材料带动研究，就完全有可能扭转当前夏文化探索陷入“僵局”的局面。  三星堆文化 在“二里头夏都说”出现以来，我国原本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如晋南说、齐家说、江汉说、晋南说、四川说等。如果我们对这些不同观点做出更多的比较研究，也同样有机会促进夏文化探索的深度。但遗憾的是，这些不同观点并没有引起考古学界的足够重视。这当然是有原因的：由于二里头遗址发掘在先，且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集中了中国考古学界的顶尖力量，而这当中的考古学家对文献方面的理解大多深受徐旭生研究的影响，兼之考古学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其他的夏族起源学说的学术价值自然不易被一般的考古学家所认识和理解。 朱凤瀚先生认为，夏文化探索的突破要靠考古学的规范研究，也要靠历史文献学的规范研究，且应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但是，在当今的分科制度之下，要实现这样的跨学科沟通并不容易。罗泰教授在谈到考古学家在夏文化研究中的角色时曾说：“文献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研究科学，真的要对此做出贡献的话，必须对文献学有很深的了解。但 99% 的考古学家其实对这个领域并不了解，而且考古学家有时在运用这些文献的时候显得别扭，还不如不用，把这类的工作交给真正以文献为本的历史学家。” 罗泰先生建议的可取之处在于，他提醒了我们考古学和文献学是有边界的，越界则可能陷入歧途。从有关参与夏文化探索的考古学家的研究来看，确实多存在对文献理解不深的问题。以邹衡先生的研究为例，他就常常把不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放在一起讨论，而不注意文献形成的复杂性，也不注意不同文献的形成需要考虑其来源地域的问题，而往往以其所认为的“二里头夏都说”为前提来进行文献材料的取舍。这种将文献“按需取用”来展开的夏文化研究也不可能做出高水平的文献处理。， 所以，您问“二里头是夏朝都城”吗？我只能说，为时尚早。 当前，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夏文化探索迫切需要解决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问题。这当然是不错的。而在笔者看来，所谓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其实只是夏文化探索陷入困境的表面现象，其深层原因乃是因为在知识体系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分科制度造成了研究视野的狭隘。研究视野狭隘导致的结果是，许多问题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现，更不要谈解决之道。比如，笔者曾多次在自媒体帐号中提到的《史记》记载的夏与《尚书》、《左传》、《墨子》、《竹书纪年》记载的夏并不一致的问题。因此，夏文化研究，首先应该处理的是先秦三代的年代学结构。没有这个问题的解决，所谓考古学意义的夏文化探索就无异于在沙滩起高楼。曾经有考古学家自信地说，夏文化探索应该以考古学家为主。如今看来，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因为对文献研究的复杂性缺乏足够了解。 任何科学的探索都是曲折的，走点弯路并不可怕。中国人关心夏文化的来源，如果从司马迁算起，已经有两千多年。而用考古学工具来探索夏文化，至今不过短短的几十年。面对每一个考古文化和每一条历史文献，我们都应抱有敬畏之心。夏文化的证实，也许最终要靠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够完成；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首先是要保证交出我们自己的答卷，并尽可能让这个答卷得个好分数。谁是打这个分数的人？我们自己可以打，专家可以打，社会公众也可以打，但最终的结果如何，只能等待历史来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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