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文4200字） 萨特与海德格尔的一个区别：海德格尔认为萨特用自由行为的术语所表达的公式，是返回形而上学的行为，因为该行为主语意识，而海德格尔不愿意讨论意识，因为只要说到意识，就等同于已经将意识与被意识到的东西区分开了，就难免陷入笛卡尔主客体二分的二元论。因此，在《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中，海德格尔严格将自己的哲学与萨特、与存在主义区分开来，因为“存在主义”这个说法本身是概念式的哲学态度，涉嫌定性的意识。不同于避开意识，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house of Being’，语言的在场先于语言的工具性，先于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他使人让语言说话，以便敞开回归being之路。但是对于萨特来说，说话是一种行为。在一种集聚的行为中，萨特试图唤醒意识的being、自由，它们先于行为的工具性，也先于将行为还原为纯粹工具性（例如实用主义）的自欺。”（第44页） 超出以上萨特和海德格尔对待语言的态度，“德里达的'延异’亮相为符号，他宣称它既非一个词，也不是概念，因为作为符号的'延异’指向不可表达性。延异在空间的差异和时间的延迟之间穿越了其内在的、不可通约的缺漏与空隙。”（第46页）换句话说，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对峙并没有两人想象的那样重要，因为他们都试图“说清楚”思想，而德里达追溯语言发生的时刻，即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可说”的时刻，在这个地带有太多思想与语言的痕迹，它们被永久地遗忘了，它们显示但不可说，而当语言试图揭示它们时，语言在效果上就是晦涩的，难以辨识，这就是德里达的著述之所以如此难懂的原因之一。 “延异”填补了萨特与海德格尔所谓“虚无”，是与萨特的“具体的虚无”（例如萨特对于彼埃尔不在咖啡馆的描述）有别的另一种“具体的虚无”，但德里达更加咬文嚼字，是另一种不可说性——“在场的缺失”已经包含在萨特与海德格尔的著述之中，但他俩表述为“being”与“虚无”的对峙，并且在此基础上展开思想。由于有了“虚无”这个第三者，已经不再像传统逻辑那样只是将“是”与“不是”、“真”与“假”、“对”与“错”对应起来，这表现为告别传统哲学的倾向，但德里达认为他俩在消解形而上学结构的道路上，走得还不够远。 萨特和德里达在“本体论”与“差异”上的看法不同：“对于萨特而言，差异是以本体论的方式被意识自由所理解的某事物，通过某一方案，差异总可以被辨认出来，并且具有意义。对于德里达而言，只有通过差异系统，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话语）才可能被理解，不可以无视无处不在的文本差异性结构。在共同关注海德格尔所谓本体论差异的背景下，萨特强调本体，而不是差异；德里达强调差异，而不是本体。”（第50页）海德格尔强调being与在场（presence）的两重性，而德里达强调符号与书写。 二战前后，海德格尔分别强调being和语言的being，侧重点有所不同。影响萨特的主要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所涉及的存在与虚无主题，而德里达更关注从语言入手批评传统哲学，而不像萨特那样从人的实际存在与意识入手。 从学理上连接萨特与德里达，所跨越的一道深渊，得填补两人之间所遗漏的词语。也就是说，萨特的“虚无化”被德里达的“延异”改写。从意识到语言，再到既非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萨特萦绕着当代批判景观，因为他过于天真地以悖谬的逻辑方式，设想靠近某种可以明确表述的不能描述的事物。”（第51页）德里达却是另一种笔法，可以称其为“在写作中写作”，我更愿意叫做“笔触”，但要揭示笔触的思想就是“意谓-意谓-意谓”的连接——所指向的意义本身已经是一个意谓，即话里有话、词里有词——永远推迟意义的实现，这就使得“笔触”成为思想的艺术，它在效果上是浮想联翩的。符号的意谓具有同时的多样性、多值性。“意义指称单义的界定能力与离题且不着边际的东拉西扯相妥协，因此招致了某种模糊性……如果指称的结构招致意义的延期，那么指称也延期，指称就不在场（萨特说是“匮乏”）”（第51页） 延异，就是符号中超出意义的x，难以统一的多样性、偏离准确性的符号结构自行消解为“不着边际的东拉西扯”。与其说这种解构效果，发生在结构之后，不如说发生在结构之前，就像自由想象活动发生在理性的界定之前。“在《多重立场》（positions）一书中，德里达明确'延异’不是无结构的，'延异导致系统的、规范了的变形’，为结构本身的空间奠定基础。”（第53页）质言之，所谓解构，就是偏离的“结构”，这里有某种拓扑变形。 萨特的“虚无化”活动，也具有和德里达的“延异”异曲同工的“偏离”结构，区别在于萨特用人的自为摆脱事物的现成在场状态，摆脱对象性，使其成为可能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对象被虚无化了，成为一种实用的、分离行为。 萨特思想的偏离结构，通过与他人的具体关系体现出来，与他人目光的对视，不是“主客体”关系问题。我看他人，我的目光“回避（对方）已经是的，朝向还不是的（not-yet）。”（第56页）这时我无法直观到对方的内心活动，于是我感到紧张与焦虑。如果我无视对方是一个活人，而当成一样类似家具的东西，那么对方就是一个客体，我就像是在观察一棵树，我的紧张感就消失了。无论我自己还是他人，萨特认为人不是其所是的，人是其所不是的——这是某种“双重否定”，可以对应德里达的“延异”既不是词，也不是概念。在此，萨特和德里达都朝向某种无法言说的状态——我们永远都处于说话的路上，永远在说永远都无法说中的事物。符号永远都处于匮乏或者缺失的状态。人活着就像是书写自己的状态，就是推迟死亡的到来，死亡意味着盖棺论定，界定已经完成。人活着就是出于未完成状态，就像萨特说的：“我和我的未来有一个约会，但我不知道将来赴约的是谁？” 我的未来在现在的我的范围之外，就像他人在我之外，这些“之外”就是越界、超越。“自我的超越性”——萨特如是说。超越朝向某个无法看见的他者。虽然你站在我的面前，但我无法直观你的内心活动。 总之，目光永远都瞄不准所指，不仅是人的目光，符号的意谓亦然。所指本身异变为另一个意谓，以致无穷，就像一本永远都写不完的书，却也可以随时中止，这里的问题是可能性而非必然性。重新启动的意谓在别处，我们活出各种各样的意味儿。就像萨特说过的，我们看见一棵树，但我们知道自己在以某种方式在看这棵树。那么树就消失了，只留下了空洞的观看方式。一个指向月亮的手指既是一种指向，但也是一只手指，但这两种倾向是在同一个动作过程中实现的，是作为观察者的我们的敏感细致，将它们分别开来。在德里达那里则被描述为不知不觉之中改变事物原来的结构，因为以同一或统一作为初衷的辨认活动，亦然是重复，而重复就是“再一次”，其间经历了时空的改变，所观察的对象不再是我们此前说认为的那样了，这时如果仍旧固守同一性的态度，就会犯错误。 在以上问题上，德里达远比萨特更为自觉地意识到“解构”的必要性，而萨特却不曾自觉从解构出发思考问题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萨特不知道自己已经触及到可以大大扩展开来的思想空间。比如“身份”（identity）问题，它和“同一性”是同一个词，却很像是同一性的使用价值。如果萨特自觉知道自己以上的创见，就不会在二战之后坚持顽固的左倾立场，也就是身份，所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身份的对立。阶级对立的概念，已经成为我们的历史遗产，它不再是好使的思想工具了。（第58页第2段） 重复地说，德里达与萨特之不同，在于德里达的解构是自觉的，而萨特式的“解构”是不自觉的，就如他用“准黑格尔式的”否定字眼超越黑格尔式的“否定”。在这个意义上，萨特并不知道他说出了具有解构意味的丰富思想，这来自他字里行间的才华与想象力。反观德里达，他自觉使用了解构的方法，也就是“双重阅读”（the double reading）方法。也就是说，作者的书写形式与内容不一致，旧瓶可以装新酒。或者说，作者的初衷是一回事，而文字效果是另外一回事。初衷使用了陈旧的规范形式，但文字内容却展现了作者控制不住的才华。一个有效的阅读，是透过陈旧的形式读出与形式不一致的丰富内容：“符号放弃从前的意义，放弃从前的意指关系，而朝向有待发生的新意谓，这就是推迟的效果，重复使从前的身份（同一性）失去作用。”（第58页）。德里达这样写道：“阅读应该朝向某种作者不曾觉察的关系，这种关系处于作者所使用的想要的和不想要的语言模式之间。”（转引自第58页）德里达写出原书作者不曾觉察到的、却在原书中所蕴含的思想，发现多出语言的“语言”，写出多出陈述的“陈述”，这就是德里达的基本写作方式。作为例子，读者可以阅读他的《哲学的边缘》中关于形而上学是“白色的神话”的比喻，他指出将隐喻“理论化”是不可能的，就像将硬币上的头像抹掉是不可能的，因此所谓哲学语言都隐含“头像”的痕迹。传统哲学家自以为自己是在处理纯粹概念，却不知只是在隐蔽地做类比，将相似性还原为同一性。就像柏拉图不得不借助于“洞穴之喻”证明他的理念论。但“洞穴之喻”是一个现场的景象。图像式的思维发生在概念思维之前，而抹去情景直接从概念出发的哲学，是失真的哲学。“在效果上，将隐喻理论化，就必须转移到意指关系背后的自我指涉的形式平面上。” 上述所谓“双重阅读”，也就是重写、一种涂抹的效果。萨特的说法是匮乏与自为——“被追”的“追”亦然是另一个层次上的“追”。在这个意义上，他俩又具有同源性。 我认为萨特《存在与虚无》一书的书眼，是这样一句话：“一切意识都是瞄不准目标的意识。”他这里的关键，在于“瞄不准”，《萨特与德里达之间的哲学之桥》的英文版作者也反复提到了skew一词，以为着“偏离”，这也巧遇德里达对于“延异”的解释：“延异并非简单的主动性，延异表示中间的声音，它发生在消极与积极之间的对立之前。”（第64页） 于是，另一个关键词出现了：“中间的声音”，它破坏在场的形而上学，超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书写发生在对立统一之前的思想，使语言变形，扭曲文本的逻辑，使其膨胀，换一种写法，如此等等，都可以与上述“双重阅读”结合起来，加以理解。“思想的流动在已经读过的空间之前发生。”（第69页）制造某种交织一起的效果，使新的文本形式得以生成，就像德里达所言，延异是“原始文字”。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后结构主义”又是“先结构主义”，即使在时间上，它发生在结构主义之后。那么，文本形式是“瞄不准”的，这就是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所提到的“替补性的逻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