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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论语》，和古人不一样。《论语》是古书，我们不是古人。现代人读古书，和古人不一样——没法一样，也不必一样。我主张，读古书，最好倒着读，先读近人的书，再读古人的书。古人的书，主要是用来查，入手，还是晚一点的书更好。 一、近人关于《论语》的论著 阅读《论语》，前人的著作很多。上一讲，我介绍的主要是古本和古注。除去这六本书，近人的著作，书店和图书馆比较容易找到，我选10本书，介绍一下，看看哪几本比较好： （1）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下简称“程书”）。 （2）杨树达《论语疏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下简称“《疏证》”）。 （3）赵纪彬《论语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下简称“赵书”）。 （4）南怀瑾《论语别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原书为台北：老古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76年版，下简称“南书”）。 （5）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和1980年版（下简称“杨书”）。 （6）钱穆《论语新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原书写于1963年，下简称“钱书”）。 （7）孙钦善《论语注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下简称“孙书”）。 （8）金良年《论语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简称“金书”）。 （9）牛泽群《论语札记》，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下简称“牛书”）。 （10）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下简称“李书”）。 这10本书，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集注类的作品，延续清代学术的作品。这种书，只有一本，即（1）。程书，是华北印书局1943年版，为1949年以前的代表作。程氏深爱孔子，以捍卫孔子和“发扬吾国固有文化”为职志，将一生心血倾注于此书，晚年患脑血栓，足不能行，口不能言，完全靠他人代查代抄，才写成此书。它征引古书680种，光是《论语》、“四书”两类，就有203种，远远超过《论语正义》，最为详备。它是《论语正义》后集大成的作品，我们要想了解古人的说法，最好参考这本书。 第二类，是（5）（6）（7）（8）（10）。这五种，都是带白话翻译和简明注释的普及本。现代读者，最需要这一种。翻译，不光是普及，也是提高。很多作者本人的理解，包括语法关系的理解，都体现在翻译中。汉学家需要翻译，我们也需要翻译。原因是古今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大，我们也是站在古代中国的外面研究它。本书没有译文，白话翻译，大家可以参考这五种。其中（5），立说多依《论语正义》。他和杨树达是叔侄关系，两人都是著名的文史专家。其初稿经杨树达审读，二稿经王力、冯友兰和童第德审读，一般认为，应有相当水准。注重文法，也是杨氏叔侄的一个优点。1980年代前，此书在中国大陆最流行，影响很大，一般人都是读它。牛泽群对此书有四点批评，“一、通俗性强，研究性弱；二、摭旧说多，采新成果少；三、明显硬伤性错误时见；四、着力不够，用功不多”。(1)这四点，除第三点，好像重了一点，我大体同意。我的印象，此书注释太少太简，寡而失要，有时该注不注，不该注反而注，于疑难问题，也缺乏考证，并无多少新见，远不如他的《春秋左传注》，但总的说起来，还比较平实可靠。（6），纯以义理为主，立说多依朱注，很多笔墨，都花在琢磨圣人心法，牛泽群讥为钱氏“最大的败笔”，一点不过分。他说，钱注“不提时人一字，则更不引一语……个别的议论，常让人怀疑与《诸子系年》的明辨（谬误是次要的），非出于一人，比如《乡党》末章，悖理不让陈氏（指陈立夫——零案），肉麻竞出古今”。(2)钱氏号称国学大师，然平生著作，唯《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为力作，涉圣，往往迂腐。此书考据少而议论多，参考价值不大。其他，名气最大是（10），但我以为，（7）可能更好。虽然这书，知道的人不太多，但优点是，注释比较精练，也比较准确。特别是，它很注意辞语互见，常用《论语》本身解《论语》，对互见关系注得细，这对理解《论语》很重要。 第三类，是（2）（3）（9），这三种是考证性的札记。（2），作者是文史界的老前辈，杨伯峻说，《疏证》的特点，是“把三国以前所有征引《论语》或者和《论语》的有关资料都依《论语》原文疏列，有时出己意，加案语”，但我的读后感是，此书虽有心得，而胜义不多。（3），作者治《论语》颇有年头，他的《论语新探》，初版于1948年（原名《古代儒家哲学批判》），本来是一家之言，后来出过三个新版（1958年、1962年、1976年），可以反映他的“思想改造”。最后一版是“文革”版。是书与作者的另一本书，《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都是“批林批孔”时期的名著。“文革”版，当然有时代烙印，很多人以政治原因，弃而不读，但其研究水平实远出于时下的流行新作，很多细节考证，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牛泽群说，“此书尽管颇有迎合之义，但毕竟是考证为主，总试图以理服人，而且早出于前，与批孔期间他的另外专作不能等同而视”。(3)其实，他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撇开政治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参考书。（9），文言，笔记体，旁征博引，好用杂说，好讲逻辑，好酷评前贤，痛批时彦，好海阔天空，做题外发挥。作者熟读《论语》，对历史上的尊孔、批孔和时下的复古风潮，有独到见解，不阿俗，不跟风，他对流行读本的评价，上面提到，我也大体赞同。 第四类，是讲演录，只有一本，就是（4）。此书在台湾一再重印，在大陆也很流行，很多人以为，它是《论语》通俗化的范例，但牛泽群讥为“迂阔、陈腐、谬误、悖理，一应俱在，但却换以轻松、更通俗的形式……更像是以《论语》文强为引子的蹩脚的海聊神侃大杂烩”，我同意他的评价。(4) 这10本书，我的建议是，选（5）（7）作入门书较好，（3）（9）是有趣的参考书。前人研究《论语》，考据派和义理派，各有所长，我们要注意的是，此书和一般古书不同，前人的研究，是笼罩在“圣人”的气氛下，阅读前，有很多预设前提和心理暗示，义理派比考据派，毛病更大。现代普及本，有一个好处，就是偏见和说教比较少（但钱书是例外）。这类问题主要是心理问题、信仰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很多都是外来干预，和文本本身无关。 对我来说，上述各书，我的参考书，主要是（1）。程书不仅详备，而且眼光好，对历代注释的得失了然于胸，能摒弃“汉宋门户之见，考据训诂之争”，去取标准，比较好。程氏说，“自何晏《集解》行，而郑、王各注皆废。自朱子《集注》行，而《集解》及邢、皇二疏又废”，“刘氏所著《正义》引证精博，此书行而邢疏可废”。(5)他对旧注新说、文字考证和义理发挥，兼收并蓄，更超过了刘书。在所有参考书中，程书最基础，最重要，虽有疏漏错误，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最好的参考书。我们的提炼和简化，是以此为基础，尽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我的讲义，传统旧注，如《郑注》《集解》《皇疏》《邢疏》《集注》，凡见此书，除个别例外，一般不再注卷页；其他采自此书的说法，则只注明程书的出处。这样，可以简化本书的脚注。 二、《论语》的海外译本和海外研究 《论语》在汉学典籍中翻译最早，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利玛窦就把“四书”翻成拉丁文，以后的译本也层出不穷。但西方和中国，初次见面，彼此都摸不透。他们对孔子和《论语》的印象是时好时坏，16—18世纪，狂热崇拜（但也有不同声音），19世纪，坏话很多。西方人不是不知道，《论语》在中国地位高，影响大，但他们是局外人，不会以我们的好恶为好恶，相反，从来都是以他们自己的标准为去取。我们自己，是好是坏，当然会影响他们的看法。康熙、乾隆时，他们崇拜；康熙、乾隆后，他们不崇拜。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1966年以前、1966年以后，1978年以前、1978年以后，中国的形象不断在变，他们的印象也在变。但我们不要忘记，西方有西方的价值观。19世纪，大局已定，他们是万变不离其宗。 《论语》给西方人的印象是什么？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黑格尔讲东方哲学(6)，一是中国哲学，二是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他举三本书，《论语》、《易经》和《老子》。关于《论语》，他说：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译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辣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119—120页） 黑格尔提到西塞罗的书，是他的参照和对比。(7)人家西方也有讲伦理道德的书，讲得并不差，我们的优越性在哪里？好像很费口舌。《论语》在西方，和中国自己的书比，也有问题，在他们的印象里，此书不像《老子》《孙子》，文化背景不明显，书中几乎没人，讲的全是通用道理，而且富于哲理和机智；也不像《易经》，可以激发他们对东方神秘主义的无穷幻想。它给人的印象是，说宗教不像宗教，说哲学不像哲学，人物多（156人），头绪乱，难读。特别是，西人读《论语》，有一种难以驱散的印象，就是淡流寡水。比如，詹启华（Leonel M. Jesen）的书有幅插图：《书房里的孔子》（Gray Larson画），可以反映西人对孔子的流行印象：孔子不过是个平庸的智者。画面上，孔子拿根鹅毛笔，正伏案写字，黑板上是他的格言：路上可能有雾，开车要小心；别让床上的臭虫咬了；因为外面下雨，只好待在家里。(8)当然，最近，孔子和《论语》有点升温，我知道，美国和法国都有一些译本和论著。还有人替我们琢磨，挖空心思，帮孔子说好话。(9) 现在，译成西文的汉学典籍，名气最大并不是《论语》。相反，倒是黑格尔说的另外两本书，以及《孙子兵法》。第一是《老子》，第二是《易经》，第三是《孙子》。它们在书店最畅销，新译本反复出现，十分走俏。 研究孔子和《论语》，主要是学者和汉学家。一般大众不知道，也不关心。国外学者有什么译本、讨论和评价，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找一点书来读。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鲁惟一（Michael Loewe）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10)他向读者推荐的英译本，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刘殿爵（D. C. Lau）教授的译本：Confucius The Analects(Lun yü),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9; reprinted, with Chinese tex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9. 除《导读》列出的参考书，还有几本书值得介绍： （1）Herrlee Gr. Creel，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49．此书有中文译本：［美］顾立雅《孔子与中国之道》，高专诚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 （2）Herber Fingarette, 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2．此书有中文译本：［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3）Roger T. Ames and Henry Rosemont, J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The Ballantine Publishing Group, 1998．此书有中文译本：［美］安乐哲、罗斯文《〈论语〉的哲学诠释》，余瑾译，收入郑家栋主编的《新传统主义丛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4）Leonel M. Jesen（詹启华）,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5）E. Bruce Brooks（白牧之）and A. Taeko Brooks（白妙子）, The Or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论语辨）,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 西方人重视孔子，但不像我们这样重视，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宣传孔子，无论是以光大中国文化的角度说，还是模仿其他普世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当类似的救世学说讲，对中国的形象都是帮倒忙，有百害而无一利。越是与其他宗教争胜，越是有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之嫌。争它干吗？ 三、简帛古书中的儒籍 197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地下出土的简帛古书数量激增，其中有不少是儒籍。有些和《论语》有关，有些和《大戴礼》和《礼记》等古书有关。孔门弟子中的很多重要人物，都被提到。这是今人的福气，前人看不到。它们，有些能补充传世古书，有些能订正传世古书。现在研究《论语》，这些佚籍是重要参考。下面是三批发现： （一）郭店楚简（用〔〕括注的篇题是补加）(12) （1）《〔缁衣〕》，今本《礼记》有此篇。 （2）《〔五行〕》，佚书，马王堆帛书也有这一种。以上两种可能是合抄。 （3）《〔鲁穆公问子思〕》，佚书。 （4）《〔穷达以时〕》，佚书。以上两种可能是合抄。 （5）《〔唐虞之道〕》，佚书。 （6）《〔忠信之道〕》，佚书。以上两种可能是合抄。 （7）《〔性自命出〕》，佚书，我改题为《〔性〕》，上博楚简也有这一种。 （8）《〔成之闻之〕》，佚书，我改题为《〔教〕》，上博楚简也有这一种。 （9）《〔六德〕》，佚书，我改题为《〔六位〕》。 （10）《〔尊德义〕》，佚书。以上四种可能是合抄。 （11）《〔语丛三〕》，佚书，我改题为《〔父无恶〕》。上一讲，我们已经提到，以下三种都是用短简抄写，形式与《论语》相似，特别是这一种，有些简文与《述而》7.6和《子罕》9.4有关。 （12）《〔语丛一〕》，佚书，我改题为《〔物由望生〕》。 （13）《〔语丛二〕》，佚书，我改题为《〔名数〕》。 （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用〔〕括注的篇题是补加）(13) （1）《〔性情论〕》，佚书，收入《上博楚简》（一），即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我改题为《〔性〕》。 （2）《〔衣〕》，佚书，收入《上博楚简》（一），即郭店楚简的《〔缁衣〕》。 （3）《〔孔子诗论〕》《子羔》《〔鲁邦大旱〕》，佚书。马承源把它误分为这三种，第一种收入《上博楚简》（一），后面两种收入《上博楚简》（二）。第一种是孔子的话，第二种是孔子和子羔的对话，第三种提到子贡。其中第二种，有篇题“子羔”，本是全书的总题。我的剪贴本原稿，是把第二种排在第一种的前面，合成一书，题为《子羔》。 （4）《〔君子为礼〕》，佚书，收入《上博楚简》（五）。此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颜渊和孔子的问对，和《颜渊》12.1有关。第二部分是子贡和孔子的问对，其中提到子羽（澹台灭明）。这个篇题不合适。张光裕说，这部分简文与下面的《〔弟子问〕》可能是合抄。其实，这部分简文，还与其他三种合抄，可惜被割裂开来，其他三种未发表。(14) （5）《〔弟子问〕》，佚书，收入《上博楚简》（五）。 （6）《〔相邦之道〕》，佚书，收入《上博楚简》（四）。此种是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我的剪贴本原稿是题为《〔子贡〕》，它的背面还有另一种简文，也被割裂，未发表。 （7）《〔从政〕》（甲篇、乙篇），佚书，收入《上博楚简》（二）。此篇每段话，开头有“闻之曰”，应是孔门弟子接闻于夫子，有些话与《论语》相近。这个篇题不合适，我的剪贴本原稿是题为《〔闻之〕》。 （8）《中（仲）弓》，佚书，收入《上博楚简》（三），其内容与《子路》13.2有关。 （9）《〔民之父母〕》，佚书，收入《上博楚简》（二），其内容与今本《大戴礼·孔子闲居》有关。这个篇题不合适。它也是与另外三种合抄。一种与今本《大戴礼·武王践阼》有关，另外两种与颜渊、子路有关，都未发表，也被割裂。 （10）《〔昔者君老〕》《内礼》，佚书，收入《上博楚简》（二）（四）。后者，内容与今本《大戴礼·曾子立孝》有关。这两种，原来恐怕是同一卷。另外还有一种，与言游有关，可能也在这一卷，还没发表。 （11）《〔季庚（康）子问于孔子〕》，佚书，收入《上博楚简》（五）。(15) （三）八角廊汉简 （1）《〔论语〕》，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2）《〔儒家者言〕》，见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8期，13—19页。《论语》古本，除竹简本，还有敦煌本，上一讲，我们已经介绍，这里不再谈。 四、对孔子世系、生平和弟子的考证 今天读《论语》，可以有多种读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原书，一章一章往下读，按顺序读。另外，还有两种读法，是把它打散了读，一种是以孔子的生平为纲目，把他的学生和其他人物也串连起来，为《论语》的章节尽可能编年，把《论语》当孔子的传记读；一种是以《论语》涉及的思想概念为纲目，按概念条列有关文字，进行归纳和总结。《论语》编年，司马迁已尝试，清代有好几种，我对《论语》中的人物做了全面考察，对各章的年代也进行了探讨。后一种读法，学者多有尝试，如上举的几种白话注译本，后面就往往附有主题索引。我在这本讲义里，把它彻底清理了一遍，思想的脉络更清楚。 研究孔子的生平、世系和弟子，除《史记》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有两本书是重要参考。一本是《孔子家语》，一本是《孔丛子》，过去都斥为伪书，现在的认识已有所不同，疑古本身也可疑。 《孔子家语》，过去被定为伪书，不妥。学者指出，出土发现，如双古堆汉简和八角廊汉简，有些内容就与《孔子家语》相合。(16)此书，传出孔安国，今本有安国后序，说此书是编《论语》剩下来的文字，吕氏后，散在民间，好事者或以意增损其言，同是一事，传闻异辞；王肃序则称其本得之孔子二十二世孙孔猛。《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著录此书，作二十七卷，今本为十卷四十四篇，篇卷划分不一样，文字也不一样（如以今本《七十二弟子解》与《史记》三家注引用的《家语》比较）。唐颜师古注说，“非今所有《家语》也”。古书不断被改编，是常有的事，不足怪。清代学者，携王肃破郑（郑玄）之说，一口咬定，王注此书，即伪此书，与古书同，即抄古书，查不出，就是伪造。这种方法，使用很普遍，《古文尚书》是这么辨伪，《今本竹书纪年》也是这么辨伪。(17)为了证伪，他们遍查古书，很有用（《古史辨》继承了这种方法）。但它能证明什么呢？一是古书不断被改编，二是这些改编的材料，往往很有来历。比如清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就是很好的例子。郑珍《汗简笺正》也是同样的例子。郑氏有先入之见，他以《说文》古文为标准，竭力证明《汗简》是伪书。但他的大量查证，证明的恰好是：《汗简》不伪，它引用的古文资料都很有来历。出土战国文字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孔丛子》，情况复杂一点，我想多说几句。传统上，它是附《论语》而传，研究《论语》，不可不读，但辨伪学家把它搞臭，世称伪书，谁都不敢用。宋以来，盛行辨伪学，很多古书受怀疑，怀疑可以，但方法有问题。比如朱熹，他定真伪，是看词气古不古，一会儿说此书像东汉人讲话，一会儿又说连东汉也不像，更晚，甚至说，是作注的宋咸伪造。清代学者，考订字句细密，但辨别真伪主观，什么都往刘歆身上推，王肃身上推。他们把此书和《书》孔安国传和《孔子家语》拉扯到一起，统统指为王肃伪造，甚至王肃引了一下这本书（《圣证论》），都成了作伪的证据。(18)其实，此书的叙事年代，最晚是汉延光三年（124年），很清楚。不但王肃引过，郦道元也引过，即使按最保守的意见定年，也是汉魏之际就有。汉魏之际有这么一本书，怎么就一定是假的？就一定是王肃伪造？因而就不能读也不能用了呢？这类方法应全面反省。 考著录，《隋志》已有《孔丛》七卷，题“陈胜博士孔鲋撰”，说是“《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意思是，它们的来源都是老孔家。新旧《唐志》和《宋志》也作七卷，和今本一样。我们不能说，《隋志》始见著录，以前肯定就没有（以著录定真伪不是定律）。 今本《孔丛子》是汉代的古书，应该没问题。我们从书本身看，它可能和孔氏子孙的一支，即西汉武帝时的孔臧和孔臧的后代关系最大。证据是，它的书题本身，就是以孔臧父亲的字命名。此书初称《孔丛》，后加子字，尊称为《孔丛子》，就是他们这一支的口吻。《汉志》虽未直接出现《孔丛》或《孔丛子》这样的书名，但目中所列，有三本书，还是与此有关，一是《六艺略》孝经类的《小尔雅》一篇，二是《诸子略》儒家类的《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班固注：“父（聚）〔丛〕，高祖时以功封，臧嗣爵。”），三是《诗赋略》的《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 此书是家谱类的书。家谱类的书，本身就是由不同时期的材料构成，年代和作者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它的七卷二十三篇是由四部分组成： （1）卷一的《嘉言》《论书》《记义》和卷二的《刑论》是记孔子。 （2）卷二的《记问》《杂训》《居卫》和卷三的《巡守》《公仪》《抗志》是记子思。 （3）卷三的《小尔雅》是讲训诂。 （4）卷四的《公孙龙》《儒服》《对魏王》是记子高。 （5）卷五的《陈士义》《论势》《执节》是记子顺（孔谦）。 （6）卷六的《诘墨》《独治》《问军礼》《答问》是记子鱼（孔鲋）。 （7）卷七的《连丛子》，上篇的主体是记孔臧，《叙书》是介绍孔臧的家世和孔臧的作品，《谏格虎赋》《杨柳赋》《鹗赋》《蓼虫赋》是孔臧的赋，《与从弟书》《与子琳书》是孔臧的书信，这是一部分。上篇的《叙世》和《叙世》以后的一章，还有下篇，是讲孔臧的后代，从西汉的孔琳、孔黄，讲到东汉的长彦、季彦，最后是以季彦的死结尾，时在“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即公元124年。《叙书》说，孔臧“著书十篇而卒，先时尝为赋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似其幼时之作也，又为书与从弟及戒子”，“著书十篇”是《汉志》的《孔臧》十篇，“为赋二十四篇”是《汉志》的《孔臧赋》二十篇和本书收入的四篇赋，“为书与从弟及戒子”，是本书收入的两通书信。 本书的主体，前六卷，止于子鱼（孔鲋），是记孔子、子思（孔伋）和子高（孔穿）、子顺（孔谦）、子鱼（孔鲋）六代，没讲子思之前的孔鲤和子思之后的孔白、孔求、孔箕，内容的下限是秦，不涉及汉代，旧题“陈胜博士孔鲋撰”（《隋志》），就是有鉴于此。但这一部分，恐怕是孔臧和孔臧的后人辑录旧文和追述往事，不是孔鲋自撰。我想，它可能取材于《汉志》的《孔臧》十篇和《小尔雅》，是真正的《孔丛子》。 第七卷，叫《连丛子》，书名很怪，可能是续写《孔丛子》的意思。(19)这最后一卷，只有一篇，一篇又分上下篇，原来似乎是别为一书，有如序录。它是续写孔子的后裔。孔子的后裔，子顺以下分三支：一支是孔鲋，即第六卷最后四篇的主角，他的后代，不清楚，《叙书》说是“承殷统，为宋公”，是在家继承香火的；一支是孔腾，即《答问》结尾孔鲋“戒其弟襄”的子襄（孔腾字子襄），他的后代，有《叙书》提到的褒成侯（即孔霸）和孔安国；一支是孔彦，即孔丛子，他的后代是孔臧这一支。孔臧有子琳，琳有子黄、茂，茂的后代有子国—子卬—仲—子立—子元，还有子丰、子和，子和有二子，是谓长彦、季彦。季彦是最后一位。这一部分，上篇，孔臧的作品，是西汉时期的东西，但整个叙述结构，肯定是东汉时期的。 总之，此书编写的年代，大约是西汉武帝到东汉章帝这一段，早不可能太早，晚也不可能太晚。 另外，研究孔子和他的弟子，还有几本书可以参考： （1）李启谦、骆承烈、王式伦编《孔子资料汇编》，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 （2）清孙星衍等辑、郭沂校补《孔子集语校补》，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 （3）李启谦、王式伦编《孔子弟子资料汇编》，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 （4）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 孔子和孔子的弟子都讲过什么话，我们要查《论语》以外还有什么材料，可以利用这四本书。 最后，我想说，我读《论语》，时间短了点，这只是毛坯，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修改。 注释 (1) 牛书序，12页。 (2) 牛书序，13页。书中对钱书的批评很多。 (3) 牛书序，12页。 (4) 牛书序，13—14页。 (5) 程书，第一册，自序，1—2页；凡例，1页；正文，129页。 (6)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 (7) ［古罗马］西塞罗《西塞罗三论（老年·友谊·责任）》，徐弈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8) Leonel M. Je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Chinese Traditions and Universal Civilization, p.6,fig.1.案：现代中国人，也有这类印象，如王朔说：“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子'有朋友从外地来，能乐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三个人里准有一个人能教我。’'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那没准还有人以为你都知道呢。’——这不是傻子么？搁今天哪个宝贝说这么一顿大实话，谁会给他出书？还当祖宗敬着，招来一大堆更傻子的人认真学习？” (9) 如［美］郝大维（David L. Hall）、安乐哲（Roger T. Ames）《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作者认为，过去，西方人读《论语》，老是读不出名堂，主要在于，他们太从他们自认为的普遍原则出发，误以为此书是讲“道德的”，其实这书的奥妙在于，它是“审美的”。当然，他对孔子的哲学也有批评，比如他把“唐人街现象”归咎于孔子哲学，还说长城是“唐人街现象”的象征，就是根据西人的流俗之见。 (10) Michael Loewe ed.,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Berkelry: The Society for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p.313—323．中文版：［英］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李学勤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有关介绍在333—343页中。该书提到James Legge的早期英译本（1865年），现有中国大陆出版的中英文对照本：《汉英四书》，［英］理雅各译，刘重德、罗志野校注，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这个译本太老，出版说明讲，此书是为了文化输出。 (11) 关于1990年代以来的英文译本，可参看：David Schaberg,'Sell it! Sell it!’：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3(2001), pp. 115—139．蔡亮《重构与解构——对美国汉学界早期儒学研究的一些回顾和思考》（作者所赠手稿，待刊）也对美国汉学界的有关研究动态做过很好的介绍。 (12)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3)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下简称“上博楚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此书，每年出一册：第一册，2001年；第二册，2002年；第三册，2003年；第四册，2004年；第五册，2005年；第六册，2007年，现在还没出全。我是上博楚简的最初整理者，我所整理的原始剪贴本和释文，是后来分头注释的基础。现在发表的各书，毫无秩序，下面的顺序，大体是按简长排列，长简在前，短简在后。 (14) 这是抄在竹简的正面，正面还有一种简文，未发表；背面还有两种简文，分上下栏，上为《〔日书〕》，下为《〔齐师子家见曾子〕》。后者也是儒籍。1996年3月，离开上海博物馆前，我曾特别提醒马承源和陈佩芬，这是个遗留问题，他们录过音，但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对简文做统一处理。 (15) 除上面提到的几种被割裂的简文有些是儒籍外，还有几种未发表的简文也是儒籍，如两种和季桓子有关的简文，一种和曾子有关的简文，以及一种自题为《殷言》的简文。 (16) 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8期，11—13页；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2期，21—23页。 (17) 参看：张心澂《伪书通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609—618页。 (18) 参看：张心澂《伪书通考》，622—628页。 (19) 《孔丛子·连丛子下》有“皇甫威明问仲渊”章，皇甫威明提到，“孔氏，自三父之后能传祖之业者，常在于叔祖。今观《连丛》所记，信如所闻。然则伯、季之后弗克负荷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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