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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汉字 最近，阅读了董琨先生著的《中国汉字源流》和刘滴川先生著的《龟藏》，这两本书籍的内容都与汉字相关，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汉字的起源、孳乳和流变，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了汉字的特点和演进规律，两位先生知识面广，眼界开阔，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两本书引用了大量的实物图片资料，证物真实可靠，讲解的内容丰富而详细，对定义和概念理解精准，讲解得条理清晰，明白易懂，既有纵向的逻辑分析，也有横向的联系比较，采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立体地勾画出了汉字的历史和现状。通过阅读学习，使我规范了对一些汉字现象的称谓，理顺了汉字发展的逻辑关系，补齐了对汉字认识上的缺环，建立起了较完整的汉字源流知识库，收获满满。在收获之余，结合笔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补充一些个人对中国汉字的一些理解和看法。下面的分析以《中国汉字源流》的内容为主线，以《龟藏》的一些结论为辅证，以其它中国古籍的内容为佐证，从中国古人世界观的角度出发，模拟采用中国古人的方法论，来释读中国汉字的起源和进化历史。 《中国汉字源流》中指出，“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创造，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大部分。”“古老的汉字承载了古代中国文化的丰富信息，以至于有前辈学者赞叹：'每个汉字都是一部中国文化史’。”“人类则由于文字的发明，结束了漫长的野蛮、混沌的境况，开始踏上文明的道路。”中国汉字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结合体和重要载体，研究中国汉字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最直接、最简便的途径。 汉字是象形文字，“单个汉字具有独立的形、音、义。”“是形、音、义的统一体”，汉字与客观事物有着特殊的天然联系，这一特点确保了“汉字突破了古今几千年、纵横数千里的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发挥其超时空的书写和识读功能，最完整地记载与传承中华文化。”由于汉字的存在，“中华文化的主要部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风尚、文学艺术、人情习俗、衣食住行等，一直薪火相传、代代赓续。”“可以说汉字对于中华文化的稳定传承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今天学习和使用汉字，要充分认识到汉字在传承方面的重大意义，认真且谨慎地对待汉字的演进和使用问题，充分发挥汉字的独特优势，为后人了解历史创造有利的条件。 相传，汉字由仓颉创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在黄帝的要求下，他创造了文字，他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具有神话色彩，同时也体现了创造汉字的伟大意义，还具有反应当时社会状态的现实意义。但可信的说法应该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活动实践中，自发地创造了很多刻划符号，在此基础之上，仓颉对已经存在的刻划符号进行归纳整理和提炼，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完成了刻划符号的系统化和标准化，造字并不是仓颉的一人之功。就如《荀子·解蔽篇》中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专者，一也。”但“关于仓颉造字的说法，……对我们有两种暗示：其一，表明了汉字的自源性质；其二，提供了汉字起源的最早年代的信息。”与之相对应，《龟藏·文字和文明》中说：“在文字出现之前的洪荒时代，由绘画创造出来的图象是语言之外的另一种视觉表达的方式。”绘画与语言共同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实践活动，整个社会体现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祭政合一的历史存在。”人类在制作绘画的过程中，“显然，这些动物和自然景物显著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征全部被保留了下来，并且突出地符号化了，最后形成了一系列极易释读的象形字。”这些分析都指向一个结论，汉字是中华大地上，无数仁人志士经过漫长的岁月，在社会活动实践中不断改进优化，逐渐固化成形，是共同选择的结果，很多人为汉字形成和推广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为什么只有仓颉独享造字的美名呢？唯一的解释是，仓颉肯定为汉字的形成做出过超越其他人的重大贡献，这一贡献决定了汉字的定型与发展方向。笔者认为仓颉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六书”的雏形，如果仓颉提出了造字的基本法则，则仓颉就有资格独享造字的伟大功绩。这个问题在后面讨论“六书”时还会详细说明。 《中国汉字源流》认为汉字是一种自源文字：“从文字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文字分为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两大类。”“自源文字是指从文字产生开始，就独立发展的文字，在文字的形状和体系上是自己独创的。”“借源文字是借用或参照其它文字形体或系统而建立的文字。”现今学术界承认的自源文字发源地有三个，它们是古埃及周围、中国和南美地区。但现今还在使用着的自源文字就只有汉字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汉字的不凡。 在中国，现代考古发现，陶器上最早的刻划符号距今有5000——7000年，现代学者认为，刻划符号是汉字的最早的表现形式，它们出现在多个文化类型之中，据此，《中国汉字源流》中有“……汉字的产生应该是多元的”。同时，董琨先生根据《尚书·多士》中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来推测，得出“汉字形成于前此的夏代中期，即大约距今4000年，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吧。”的结论。 “如果仓颉提出了造字的基本法则”这一假设成立，那汉字的定义就明确了，仓颉之前的刻划符号就不是汉字，它们分别有别的名字，应该叫做“文”，或干脆就叫“混沌字”，或者叫“混沌文”，只有按仓颉提出的造字法则创造的文字才算汉字，虽然仓颉之前的“文”也有很多与仓颉之后的字是一样的，但它只是偶然的作品，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具有随意性和“混沌”属性，缺乏通用性，不能算成熟的汉字，但在仓颉之后，同样的“文”就有了理论依据，具有了通用性，就是合法的汉字了，所以，汉字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成体系的成熟文字。这样，一切疑问全都能得到解释，汉字的进化史也就十分明朗了，只要考证出黄帝所处的年代，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根据《中国汉字源流》的介绍，“现今，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是人们进行思维和交流的工具，文字则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这种说法是大致不错的。但在我们看来，文字是人们用以贮存宇宙与大自然给予的信息的一种载体。”我们要知道，“语言是靠语音来体现的。文字作为语音的书面符号，可以说也只是记录语音而已。”除此之外，理论上二者并无必然联系，所以，董琨先生对“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的说法是存疑的。但他又说“我们无法断定人类是否存在共同的祖先，具有共同的原始语言，但文字形式适应各自语言的特点，却是世界文字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也就是说，大多数民族的现实状况是语言与文字实现了绑定。董琨先生对这种现象无法解释。其实，现实是复杂的，事物只要存在就会产生联系，相互产生影响，语言和文字也不例外，况且视觉与听觉是人类最依赖，互补性最强的感觉系统，它们之间实现绑定，具有相互印证，相互肯定的作用，具有在交流过程中纠错的作用，它们之间的绑定也在情理之中。但汉语与汉字是一个例外，二者的绑定关系是有限的和不对等的，在二者的关系中，汉字起到了“锚的”作用，从而使汉字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董琨先生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因于汉语的单音节，即“每一个字都是一个音节，代表一个词。汉字适应于汉语的这种特点。”笔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龟藏·文字和文明》中说：“在文字出现之前的洪荒时代，由绘画创造出来的图象是语言之外的另一种视觉表达的方式。”绘画与语言共同服务于当时的社会实践活动，整个社会体现为“……，诗、乐、舞三位一体，祭政合一的历史存在。”可见，在远古时代，诗、乐、舞、绘画是独立发展的，它们各有所侧重，它们共同服务于“祭政合一”的社会体系，它们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另外，《龟藏·文字和文明》中说：“文字”二字中的文和字是有区别的，《说文解字·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为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文’是汉字的基础，是'独体’。而'字’则是汉字的高级形式，是图像与声音、文与语言的结合，是'合体’。因此，这既是'文字’在古汉语中不常连用的原因，也是许慎将字书取名《说文解字》的原因。”所以，“文”与语言基本没有关系，“字”中才包含了语言的因素，但也只是包含了而已，这种包含是语言为文字服务，而不是文字为语言服务。《龟藏·文字和文明》中还说：“在语言学中，任何语言符号都将由'能指’与'所指’同构，'能指’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是语言的被表达物概念。”“某一事物最初通过绘画被记录，而后实现了绘画中视觉形象的符号化，进而成为了汉字。”很显然，在造字过程中，“能指”才是“字”所要表达的内容，“所指”要服从于“能指”。所以，最初的汉字并不依附于语言，而是语言服务于汉字。从人体的感官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也能说明文字与语言没有必然的联系。文字脱胎于绘画，主要感受器官是眼睛，而语言的主要感受器官是耳朵，绘画能够表达语言的大多数功能，但语言却不能表达绘画的大多数功能，绘画有实体，而声音很难形成实体，所以，现实中存在绘画性质的“盲文”和“哑语”，而少有语音性质的绘画。因为绘画具有实体，所以汉字的主要功能是贮存信息，而交流信息为其辅助功能，而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交流信息，而贮存信息为其辅助功能，正因为二者有功能的交叉，才能实现二者功用的互补和相互配合，从而能避免相互替代。文字要实现交流功能，必须要进行语音破译，经过破译才能实现文字的完整交流功能，而语音要实现贮存功能，就要解决实体化的问题，这也是在中文学习的过程当中，要进行朗读的原因，朗读的过程就是汉字进行语音破译的过程，是建立字与音对应关系的过程，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语音破译过程，在全国方言那么多的情况下，才能保证采用统一文字而不出现混乱。统一的文字，在不同的地域采用了不同的语音破译器，就是其中的诀窍，也是朗读在中文教学中十分重要的原因。如果一种文字丢失了语音破译器，那么这种文字就死亡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也是大多数自源文字消亡的原因。可以想象得到，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类才发明了自带语音破译器字母文字，但按下葫芦起了瓢，字母文字又失去了与客观事物的直接关联性，同时也就失去了文字给客观事物进行视觉定义的功能。 《中国汉字源流》认为：“汉字是一种直接表词的文字，即表词文字。”“也可称为意音文字。”“汉语还有一个特点给表词文字提供了方便，就是：它的词是没有内部形态变化的，同时也极少有词缀一类的构形成分。”“这也注定了汉字直接表词的性质和汉字的独特面目。”同时，董琨先生也承认“古代的埃及、苏美尔、克里特等文字，也都是表词文字，但它们都早已死去了。”所以，“表词文字”的性质不是使汉字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的原因。 另外，文字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其中凝结着人类的智慧，“大多数民族的文字都来源于图画——自然界中的种种形象。”这是自源文字所具有的共同特性，“这只能说明它们共同的来源是同一的宇宙和自然界。”并不能证明它们之间具有亲缘关系。同样是自源文字，由于它们的创造者不同，虽然它们可能都采用了共同的自然素材，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因造字理念不同，其组合方式和功能就会有很大差异的，其发展道路更是千差万别，自源文字的现状本身就能证明这一点。从世界上自源文字大多数都已经消亡的事实来分析，汉字必定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这可能还要归功于造字的仓颉。仓颉先进的造字理念，在造字之初为汉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立意高远，紧紧抓住了文字的贮存本质，使汉字从创造的那一天起，就具有独立而稳定造字原则，使汉字的字形有了稳定的锚，而字义又与客观事物紧密联系，这样字义也有了稳定的锚，这种具有两个稳定锚的特性，为汉字的长期使用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汉字的学习和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在造字的过程中，弱化了千奇百怪，而又复杂多变的字音对汉字字形和字义的影响，从而造成了汉字中同音字较多的现状。所以，汉字保留了文字的原始贮存功能，才是汉字走上了独特发展道路的真正原因。《易传》中说：“其亡，其亡，系于包桑。”其实，不管什么事物，它能在世界上存留多久，其先天禀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先天禀赋优秀的事物，大多能存留更长的时间，汉字的发展史，很好地证明了“万物有定数”这一论断。这些超出了本文的探讨范围，就此打住。 对于汉字的发展历史，当今学术界已经形成的共识是：汉字经历过甲骨文、金文、简牍文、战国文字直至小篆的古文字发展阶段，又经过隶书、行书、草书和简化字等现代文字发展阶段，历经约五千年，定型于2013年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可以肯定的是，以后汉字还会有所发展，但从甲骨文算起，汉字发展演化的整个历程是清晰的，在这一历程中，实证实物样本很多，字体载体多样化，字体结构变化的诱因明确，前后继承关系清晰明确，传承有序。 从汉字的演化历程可以发现，汉字经历过字体结构简化，字数滋生增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立意、目标和动机明确，造字指导原则简洁规范，具体实施方法简单、高效、易操作，具体表述为“六书”的形式，其中的“象形”简单直接，所见即所得，是造字方法中最容易学习和理解的方法，甲骨文的牛、羊、猪、狗、车等字都是象形字；“指事”也相当直观，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对“指事”的事件进行标注，简单易行，甲骨文的上、下、左、右、本、末等就是指事字；“会意”要复杂一些，需要有一定的生活体验和阅历，将生活体验和阅历通过“会意”的方式表达出来，甲骨文的休、林、森、众、步、涉等字就是会意字，“会意”是造字最实用的造字方法，“所以早期的汉字中，有相当多的会意字”。“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象形、指事、会意三种造字法，一般都能体现出造字的本意”，“象形、指事、会意，都是让人通过字形就能知道字义，也就是它所记录的词的意义。所以，这是汉字的三种造字法，也是三种记录汉语的词的方法。”；假借：“这种不造新字、只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记录汉语的方法，叫做'假借’。”所以，“假借”是与语言相关联的造字方法，而前面的三种造字方法与语言无关，甲骨文的东、西、难、我、何等字就是“假借”字，“假借”是有条件的，假借字的含义与被借的字不仅要发音相同，含义方面也需要有一定的会意关系，比如西就隐含有栖息的意思，何就隐含有好奇和探究“你负荷的是什么”的意思。“假借不直接造字，只是同音汉字的借用。”“由于假借方法的运用，促进了后来占汉字绝大多数的形声字的产生，从而决定了汉字体系的性质，因此，假借法在汉字发展史上起了很大作用，值得大书一笔。”；形声：“于是古人又想出一种造字的方法，就是添加部件而把同音的汉字加以字形和字义上的区分。”这样形成的新字就是“形声”字，“形声成为汉字孳乳演变历史中最受欢迎、最富生命力的一种造字法。”甲骨文的盤、趾、悬、溢等就是形声字；最后是“转注”，“一般认为是指音近义同的不同汉字之间的相互训释，只是用字的问题，与直接的造字方法无关。” 《中国汉字源流》认为“汉字具有字形、字音、字义三个要素。但只有字形基本上属于它自己，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规律，而字音、字义都是它所记录的汉语的词的声音（语音）和意义（词义）。”其实，由于字形锚定于造字法则，而在造字法则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字形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字义是锚定于客观事物，客观事物是变化较慢的因素，其发展规律也比较容易被归纳总结出来，所以，字义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字音是最不稳定的因素，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变化很大，只能通过朗读来加强字音与字形的相互联系，以适应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差别。《中国汉字源流》认为“关于'六书’，我们还要知道的是：它不仅表示汉字的造字方法和规则，根据它，我们还可以分析汉字的构造，从而得知汉字的造字本义，这对我们学习和运用汉字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董琨先生已经注意到了汉字的独特优势，也洞悉了汉字贮存自然信息的本质，但还是没有悟透汉字的独立性。我们只要严格执行“六书”的造字法则，由于汉字具有表词功能，它可以脱离汉语而独立存在，只要稍微进行改造和训练，它就能适应任何一种语言环境。 其实，董琨先生对汉字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他在书中指出：“有一点似乎值得提出来讨论，就是：我们认为汉字与汉语具有最大程度上的适应性，汉字是汉语最好的记录工具；但是不能说过头话，认为汉字与汉语完全一体，达到彼此成为纯粹内在关系的地步。”可惜的是，他得出了一个“可以设想，最初应该有过一个汉字只记录一个词、只具有一个音的时期。随着汉语的发展和汉字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而发生的变化，这种单纯的一对一时期很快就结束了。”“由于汉语的发展，促使汉字记录汉语的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的结论，“只具有一个音”的先决条件是多余的，而汉字与汉语之间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不存在汉字单方面适应汉语的问题，因为直到今天，汉字的独立性也保持的很好，虽然现在造字的机会很少，但“六书”在今天依然起作用。 《龟藏·文字和文明》中有一段话：“然而今天，如果我们将这些甲骨文中的象形字还原成其最初所描绘的图像，发现被描绘物的突出特征，往往就能从另一个侧面发现商人这一事物的特殊认识，并借此剖析殷商文明进程中，为人所掌握的科学经验和商代社会精英的人文素养。”这段话能充分体现汉字超越语言而贮存自然信息的强大功能，不需要专门组织语言，汉字自身就带有比语言更强大的交流功能，也是汉字具有独立性最好的证明。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汉字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最后来说一说仓颉造字。笔者认为，仓颉造字就是以仓颉提出原始的“六书”雏形作为标志。《中国汉字源流》中提到，“应该指出，更多的甲骨文形体具有与后世汉字不大相同的特点，否则就不会有将近三分之二的甲骨文还不能辨释出来。”具体来说，其一，“甲骨文的形体往往不固定”，表现为“部件位置比较自由”，“同一个字可以用不同的部件”，“同一个部件可以有笔画繁简的不同”，“部件的刻写方向也可以有正反的不同”。其二，“甲骨文中有较多的'合文’，就是把两三个字挤着刻在一个字的位置”。总之，甲骨文的现实情况就是部件和字义比较稳定，而字体字形比较随意，但不影响释读，这说明甲骨文及其以前的汉字，对字体字形没有硬性的约束规定，而在字体中体现造字法则比字体字形本身重要得多，体现造字法则才是汉字的关键，所以，每一次刻写甲骨文的过程，都是想方设法体现造字法则的过程，可以说是一次独立的造字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六书”才叫造字法，而不叫它“造字法则”，但它的本质却是“造字法则”。另外，按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不管是阴阳、八卦、五行，还是河图洛书等，所有与甲骨文同时代文化现象，那个时代遗留下来所有知识和创造，都是以归纳之后的概念形式来呈现，以规则和规律的性质来体现和传承。以此推之，汉字以法则的形式加以规范，也合情合理，更何况《荀子·解蔽篇》中又有明言，“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专者，一也。”好“书”的人很多，而惟独归功于仓颉，是因为他统一了“书”的法则。以此推测，仓颉造字应该就是指统一了“造字法则”。 《中国汉字源流》认为汉字的发展方向和前途是实现“四定”。即：“字有定量”，就是确定现代汉语用字的数量。“字有定型”，就是统一汉字的形体，使汉字字形规范化，这主要包括废除异体字，使用统一规定的简化字等。“字有定音”，就是规定每个汉字的规范化的标准读音。“字有定序”，就是确定现代汉字的排列顺序，规定标准的检字法。 笔者通过对两本书的学习，增长了见识，开阔了思路，由于心有所感，所以才下笔写这篇《漫谈汉字》，但因见识有限，知识浅薄，才疏学浅，以上所说也只能是一己拙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王可祝 2024年1月25日于青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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