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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志微澜02:两汉时期 晋、隋、唐

 唐继舜 2024-01-27 发布于四川
上回开篇说到战国铁桥,本期一览两汉,再聊晋、隋、唐,阅读需要7分钟左右,不过有一气呵成的畅快。汉,是我最喜欢的时期之一,其后的晋、隋、唐,可谓是波澜壮阔,且听细说。
另:做为“序言”,所以站在全国的视角按朝代顺序对浩瀚的中国古代桥梁给读者一个宏观的论述,所以会涉及到长江以外的桥梁,特做说明。

二、两汉时期

汉朝立国便与栈桥有缘,汉高祖自汉王从汉中回兵,《志》曾有记,令樊哙修道。造成了后世以其姓命名的樊河铁锁桥,若事属实,则西汉之初便开创了第一项以新材料造桥的记录。且命萧何留守汉中,通巴蜀,萧何修缮金牛道以运巴蜀的兵和粮。可以说,栈道为汉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统一中国,两汉时期修建了不少桥梁。长安渭水上的木梁柱桥,原只秦代留下的一座,西汉景帝五年(公元前152)在东面下游加建了一座。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在西边上游又加建了一座。这样就使京城渭水上有了三座桥梁。这样的木梁木柱式桥,在山东、河南、四川、内蒙的汉代墓葬画像砖、画像石、壁画中都刻有体现,说明上述各地都有类似的桥梁。或者因墓主人多半是在朝为官,归葬为荣,于是在墓中摹刻京师的渭桥。汉时宫门都有阙,因此,汉桥两头有阙。木桥或为平桥,两端带坡,或为骆驰虹桥,即桥面弯曲如虹的木梁柱桥。这是汉桥的特色。1986年咸阳附近发掘出的沙河桥木柱桩,桩顶焦枯,是火烧后残迹,测定年代在西汉初期,甚可怀疑是项羽所焚。2020年发掘出土的湖北荆州市古“郢城”遗址(公元前706),就有木桥三座(仅存大量木桩),均是中国较古桥梁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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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发现秦汉“渭桥” 为迄今最早最大的木梁柱桥(https://news.sina.com.cn/o/2012-05-25/200224480485.shtml)

汉武帝好大喜功,令唐蒙入南中(云南)“凿石开阁”通焚道;令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开零关道;令张汤之子开褒斜水道以通糟,不成,却使褒斜栈道成为康庄之道,绾毂不绝。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缮乡亭,浚沟渠。治湟医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
世界各国都有人探讨拱桥的起源。拱桥结构的起源有多种假说,中国的圬工拱,起自西汉通过判断年代的墓葬中最早的砖拱年代是西汉中期。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21)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间的汉墓画像石裸拱桥,可能展示泗水上一座石拱桥。历史记载中东汉末邺城(今安阳东北)和满城的“石窦桥”以及《水经注·卷十六·谷水》中“下圆以通水”、“桥首建两石柱。桥之右柱,铭曰'阳嘉四年(135)⋯⋯监作石桥梁柱”。洛阳建春门石桥即是最早的石拱桥记录。
汉代继承了战国空心砖墓拱发展为圆拱,中国的拱桥是从圆弧拱(不是半圆拱)开始的,这也是汉代桥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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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发现的汉代双墓道拱制石墓葬 https://sd.ifeng.com/a/20190808/7604152_0.shtml)

东汉期间,屡修栈阁,留下了珍贵的栈道石刻。东汉末与三国期间,战争使栈道在短时期里经历了不少沧桑兴废。诸葛亮辅刘邦后裔刘禅,效法乃祖,从汉中出兵中原,不成。这真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啊!想不到,蜀汉之亡竟亦与栈道有关。
三、晋、隋、唐时期
汉亡后,纷争不断,鲜有桥记,直至西晋盛时和东晋相对稳定的阶段,渐显桥梁建设的记载。洛阳便有几座名桥。《晋书·武帝纪》〖5〗载:“泰始十年(274)九月,……孙遵、李承帅众寇,江夏太守嵇喜击破之,立河桥于富平津。冬十一月,立城东七里涧石桥。”前一座是有名的杜预(字元凯)建富平津黄河浮桥。当年大概上游诸桥早废,富平津桥成了黄河上唯一的一座浮桥。桥成,司马炎亲临行礼,君臣之间还有一段互颂的对白。第二座桥,即《水经注》误以为太康三年(282)的旅人桥。旅人桥也不是石拱桥的最早记录。这两座桥,虽然都早已没有了,但后世记浮桥落成,往往引杜元凯事为喻。
西晋永嘉之乱,鲜卑族一支,自今东北西迁至今甘肃。吐谷浑(族名)造长江、黄河上游的河厉,即木伸臂梁桥。从简支木梁到木伸臂梁,桥跨一跃而增长近四倍之多,使深山峡谷亦可通行,造桥不用树柱,是木桥的一大进步。
东晋时,北方16国前后纷争,浮桥的建设较多。如东晋穆帝永和六年(350)。苻坚造洛阳盟津浮桥,“即济,焚其桥” 。后赵石虎在建武二年(318)想在安阳南的黄河灵昌津抛石造桥,不成,等。
东晋偏安江南近百年。《晋书·帝纪第七·成帝传》〖5〗记成帝咸康二年(336),在丹阳(今南京)建朱雀大桁(浮桥)。《资治通鉴·晋记八》〖6〗记怀帝永嘉元年(307),注引“朱雀桥在建业宫城之南,跨秦淮水,世传晋孝武建朱雀门,上有两铜雀,故桥亦以此得名。余谓朱雀桥自吴以来有之,盖取前朱雀之义,非晋孝武之时始有此名也。朱雀桥,亦曰大桁。”
秦淮河并不宽广,三国时曾造木桥而东晋却造浮桥,即使重楼飞雀,仍含有临时性的含义在内。之后到南北朝时,南朝六朝在秦淮河上的“二十四渡,皆浮航往来” 。不造固定式的木桥,为兵来便于撤桥。
在浙江绍兴,东晋时建有一些石桥,如王熙之题扇的题扇桥、光相寺前的光相桥石拱桥等。
隋炀帝好大喜功,加上其宠臣宇文恺、何稠都是建筑能手,所以在长安造灞陵桥。大业元年(605)造洛阳天津桥,开创用“铁锁维舟”的铁链浮桥。炀帝东征朝鲜,西讨西羌,随路造桥。后期政治荒废,因未在位时曾封于广陵(今扬州),故对扬州特别留恋,通运河,经汴泗下扬州。扬州在隋时便以二十四桥著名。二十四桥一说是二十四座桥梁。另一说是月夜炀帝与后妃游赏于桥上,共二十四人,故名二十四桥。应以前者的说法为是。《夢溪筆談·補筆談卷·雜誌》〖7〗“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可纪者有二十四桥。最西浊河茶园桥,次东大明桥〔今大明寺前〕,入西水门有九曲桥〔今建隆寺前〕,次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西南有洗马桥,次南桥〔见在今州城北门外〕,又南阿师桥、周家桥〔今此处为城北门〕、小市桥〔今存〕、广济桥〔今存〕、新桥、开明桥〔今存〕、顾家桥、通泗桥〔今存〕、太平桥〔今存〕、利圆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今存〕、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今开元寺前〕,此东水门〔今有新桥,非古迹也。〕。东出有山光桥〔现在今山光寺前〕。又自衙门下马桥直南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号'九桥’,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桥之数,皆在今州城西门之外。”
隋代尚书省设起部“掌诸兴造工匠军事”,修治道路包括其中;设水部“掌舟船津梁公私水事”,水部设“都水台管诸津桥使者二人,参事十人,又领都尉合昌坊城等三局尉,皆分司诸津桥。《旧唐书》〖8〗云:唐代尚书省“工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工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经营兴造之众务,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善茸,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凡京师、东都有营缮,则下少府将作以供其事”,包括道路和桥梁的修治。“虞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之事”,包括东都及其四郊三百里的道路植树和绿化管理。
隋代留下最著名的是建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的河南临颍小商桥。为单孔敞肩圆弧石拱桥。而始建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完成于炀帝大业二年(606)的河北赵州安济桥,是一座更大的单孔敞肩圆弧石拱桥。其桥跨桥式,称雄世界达1400余年之久。自西汉末出现石拱桥到赵州桥建成约700年,石拱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隋一代是个飞跃。这一技术的成熟亦是积渐而成,碰巧正好到隋代瓜熟蒂落。安济桥建造成就了大家李春。
唐朝在桥梁建设方面亦多建树。《唐六典·尚书工部》〖9〗记唐时桥梁:“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则蒲津、太阳、河阳,雒则孝义。石柱之梁四,雒则天津、永济、中桥、灞则霸桥。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此举京师之要冲也。其余,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设渡)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差事。”所谓“国工修之”即由国家拨款督造的国家级桥梁,这是桥梁的分级管理。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便记载了很多地方上的桥。
“造舟之梁四”中的蒲津浮桥在今山西永济和陕西朝邑之间,秦时已有此桥,一直维持到隋末。唐李渊起兵太原,便与隋将争此桥。桥遭到破坏。唐高祖得手后即予以修复。唐太宗李世民过此桥,甚为得意地赋诗歌颂。唐玄宗李隆基对蒲津浮桥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于开元十二年(724),改竹索浮桥为铁锁浮桥。虽是步天津桥的后尘,但踵事增华,用铸造精良的铁牛、铁人、铁山、铁柱以维铁链。“开元文物”,“鍜锁河中”。宋真宗还专程瞻仰。直到1989年,遗物发掘出世。
太阳浮桥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遣邱行恭所造。河阳浮桥在洛阳,始自西晋杜预,继造于北魏董爵。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因战争桥断,后续。洛阳的浮桥,不提隋天津和永济桥,因为都已由浮桥改为石柱木梁桥,可见造桥技术已有了进步。然而洛阳的孝义桥估计是在洛水较深广之处,所以仍造浮桥。黄河上还有非国家级的物质遗产今甘肃兰州广武梁。
“石柱之梁四”,洛阳城中有三座。灞水上一座,然而历史记载和实物发掘,唐时灞水上有南北两座桥梁。北桥是秦汉遗物,自经唐代改修。南桥为灞陵桥。石柱之梁指的是灞陵桥。“木柱之梁三,皆渭桥。”唐代对长安的三渭桥都整理重建。1989年出土的东渭桥遗址,规模宏大,碑刻精良。唐时西渭桥称咸阳桥,又称平桥,是丝绸之路东到长安的最后一站。
除以上十一座知名桥梁之外,栈阁在古代不归作桥梁,故未列入。栈阁既是路又是桥。唐代对栈阁交通亦十分重视。自关中到汉中,四道俱通,用得最多的却是形势最险的骆谷道。栈道名声,在唐时大著,王维、元稹、李白、杜甫等著名大诗人都有歌咏,亦替栈道的规模、构造、情境留下了生动的记载。传世的唐人绘《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上还留有蜀道金牛的一段,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栈阁形象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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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明皇幸蜀图

《唐六典》的记载遗漏了唐代的石拱桥和索桥,也许这些都不是国家拨款的,属地方桥梁。现存唐代建筑完整的桥梁及唐桥遗迹都不多,然而于唐代历史、文学艺术作品之中传神地留下了很多桥梁的描述。有关的重要诗、文、画将散见于各章。
自从汉代有了石拱桥之后,文字中往往不称梁而只称石桥者,指的是石拱桥。所幸唐代传下,现仍保留完好的国宝名画,尚有数轴。画不以桥名,却留有唐代石拱桥的形象。
史记唐宗室的画家李昭道(小李将军)所绘《洛阳楼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画的便是洛阳大夏门,画下方有五孔尖墩实腹厚墩石拱桥。到底此桥便是李昭德要所建的中桥还是另外一座长夏门桥,尚难判断。不过,尖墩破水,是唐代创始是较为明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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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洛阳楼图

李昭道还有两幅传世名画《曲江图》和《湖亭游骑图》,现亦存于台北。前者绘长安曲江池馆,后者似绘江都隋离宫。一北一南。图中主题之一亦各有一座三孔薄墩薄拱驼峰式石拱桥。可见江南所习见的玲珑联拱,在唐已经入画。亦足证唐元和十一至十五年(816—820)王仲舒在苏州捐带所建的宝带桥,虽屡经破坏和修缮,仍保存了唐朝原样,并根据清代碑记“属元和者十三”。桥多达53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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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曲江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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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湖亭游骑图(局部)

    唐代石拱已变出多种轴线形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杨昇《雪山朝霁图》画的是一座弯板三折边拱。浙江天台山国清寺藏,唐时日本僧人最澄至国清寺《朝圣图》(最澄回国后创日本天台宗)其寺门口是一座椭圆形拱。不远的六朝梁张僧繇绘《雪山红树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亦有一座三孔椭圆形石拱桥。证之今日,在浙江都有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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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雪山朝霁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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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雪山红树图(局部)

    隋、唐墓葬已有攒尖拱顶方形(直边或曲边)墓室,以西安唐永泰公主墓和广东韶关唐贤相张九龄墓最为精致。于是,后世有尖或蛋圆形拱。唐代于石拱桥的贡献不为小矣。

    隋、唐之际,西南地区索桥不衰,或为藤、竹缆索,或为铁锁。其较著者是隋、唐时云南丽江和维西间的“铁桥”至今地仍以桥名。唐时藏族有娑夷水藤桥,漾溟水铁锁桥。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携有百工,造布达拉宫金桥(铁索桥)。龙朔元年(661)有四川窦圌山铁索桥。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盛记西南笮桥,亦有唐代僧人智猛著名的《笮桥赞》“冰崖浩然,百千余仞。飞组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魂栗。”。煌煌大唐,果不会偏治而无为。

    路政管理的律令据《唐会要·道路(或街巷)》〖10〗记载:唐玄宗时曾下令“京洛两都不得于街巷挖坑取土”,“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唐代宗时敕令:“如闻诸军及诸府,皆于道路开凿营种,衢路隘窄,行旅有妨,……宜令诸道诸使及州府长史,即差官巡检,各依旧路,不得辄有耕种,并所在桥路,亦令随要修茸”;

    “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簷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宜委李勉常加勾当,如有犯者,科违敕罪,兼须重罚,其种树栽植,如闻并以滋茂,亦委李勉勾当处置,不得使有所伐。”“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欲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唐文宗时敕令:“诸街添补树,并委左右街使栽种”。这是针对路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而专门下达的官方文件。据《续资治通鉴·长编》〖11〗载:宋真宗曾颁行天下广植道林,多由马递铺卒夫栽植,既为解决所缺材木,亦为舒适行旅。《唐律疏议》〖12〗云: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马车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其因惊骇不可禁止,而杀伤人者,减过失二等,”这就形成了正式的法规。

至唐,便不忍掩卷,且听下回说两宋。

上集开篇作者介绍,遗漏一位重要作者,深表歉意本期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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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兆祥(1986~),男,河北衡水人,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铁路桥梁设计与古桥研究,曾获全国青年科技创新奖1项,“海河杯”天津市优秀勘察设计奖4项,获权专利19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5篇,参与编写《中国铁路桥梁》,于《中国古桥学》发表古桥研究文章3篇,所撰《巨龙卧波国脉兴》收录于《当惊世界殊》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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