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篆刻，总要知道我们的篆刻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源的吧，本文我们来说说篆刻的起源，上篇文章我们提到过“商玺说”一词，本文，就来说说商玺的事儿：文字记录印章创制起源于“三代”（指夏、商、周）之说，在先秦典籍之中记载较多：《尚书·大传》有记：“汤以玺与伊尹”，而《逸周书·殷祝篇》里也记载：“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坐（座）左，复而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宜处之。’汤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唐代虞世南《北堂书钞》和明代甘旸《印章集说》都有：“《周书》曰：'汤放桀，大会诸侯，取玺置天子之坐。’”这样的文字。这些记录，都可以证明，在夏末、商初时期已经有玺印存在了。汤是商代的第一位天子，既然他要以天子之玺传位，那这个“天子之玺”当是商以前之物，或者，这个“天子之玺”只是信物而不是玺印，但当时的确以“玺”称之，如此，公元前1600年时，已经有“玺”存在，并且这个“玺”是权力的象征。
但这只是文字记载，真正有实物证明商代有玺印存在，是上世纪中期的河南安阳（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都，商定都河南安阳）实物玺印出土。实物证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古董商黄濬（浚）编辑的《邺中片羽》初集和二集中，记录了安阳殷墟的三方铜玺。1940年，于省吾的《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将三方玺印标为“商代”，但是没有释文。至五十年代，胡厚宜《殷墟发掘》图版80也将三方玺印收入。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引录了其中两方，即下面的“亚禽氏”和“子亘囗囗”两方，这两方玺印实物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具体可见1987年版《故宫历代铜印特展图录》）。
这一方，印面文字（包括“亚”形边框）为：“亚禽氏”。
这一方，印面文字是“子亘囗囗”，右面两字无法辨认，暂以“囗”替代。第三方商玺，实物已佚，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印蜕了。如图：
注意，这里三方玺印的印面释文，我们暂以徐畅先生释文为准。如果对释文具体研究经过有兴趣，可以参看徐畅先生《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一书。徐畅先生对三方商玺有个小结：（一）三方商玺与卜辞、金文相对照，皆有资料可证，应系安阳出土的商代武丁时期或稍后时商王朝大臣（或曰氏族、方国首领）的用印。（二）三颗商玺已具备了后世玺印的基本特征：印文（印面）、印体、印钮。亚形边框的“亚禽氏”印与“以日为名”的瞿甲印都具有商代社会和文化的特点。这种印文格式和内容在周秦古玺中还没有类似的作品可征。（三）“印钮自定时代”，商代的平板印体和粗陋鼻钮实开东周鼻钮权舆，为战国时期佩印之雏形。其印钮与陶拍的形制相差甚远，由此可断，此三方商玺绝非“印模”。 但是，也有问题，这三方商玺来源于古董商人，而不是来源于有明确地层资料的考古发现，这是这三方商玺不够权威的缺憾！但这个缺憾很快就被弥补了——1988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市西郊安阳市水利局院内出土了一方铜玺，定名为“安阳殷墟一号铜印”，如图：
（注意：上一篇中“三方商玺”配图中，第三方商玺我误用了这方铜印的图片，请注意修正）这方铜印是真正的考古出土物，印面为兽面图案，徐畅先生释为饕餮纹铜玺，图案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商末周初的双钩饕餮纹铜玺形象简省而相似，看一下故宫博物院的这方铜玺： (商末周初的饕餮纹玺）
比较一下，是不是很像？一为单线勾勒，一为双钩描边，而且二者钮式极为相似，均为算钮。这方“安阳殷墟一号铜印”经科学发掘而得，有明确的地层资料，完全可以证明殷商时期已铸造并使用玺印，这是玺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以上安阳发现的四方玺印，都有粗简的鼻钮，都是铜铸，而且都具有印文（印面文字）、印体（印台）、印钮三要素，已是成熟而定型的玺印。综上，有文字记录，有实物证明，我们可以断定：中国的实用印章起始于夏、商时代，而夏、商、西周是我国印章的起始期。
学篆刻，需要大量的临印（我建议至少要有500方以上的临印量，如同书法练字一样，用正确的方法完成量的积累，以求达成质的转变），可以从这四方玺印开始，这是我做过的尝试，因为这样可以保持兴趣，从源头开始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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