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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苑大钧口述，任方明整理 我是保定市苑七里店村人，早年曾在保定第二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和直系军阀高级将领、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彭寿莘的儿子彭少庚是同窗好友。因为有这层关系，我被彭寿莘安排在第十五师第六十团三营营部任文书。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失败，部队被遣散，我便回到保定。 日本侵略军占领保定后，我被日本特务机关任命为保定特高系高级密侦，干了许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的罪恶勾当。这些往事一经回忆，便觉得羞愧万分、无地自容。解放后，人民政府以宽大为怀，使我得以安享晚年。这次应邀将这段历史回忆成文，公诸于世，一则控诉日本侵略军残暴的侵略行径，一则以表我忏悔之情。文中不妥之处，请读者予以指正。 一、参加日伪特高系的经过 1937年“七·七”事变前，我曾任保定硝磺局局长。“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华北，国民党军向南撤退，我因不愿离家而闲居下来。 1938年 4 月，侵华日军在保定成立了日本领事馆，下设警察署。领事馆本部在北京，警察署设在保定西关霍家大园（即现在的铁路中学门前东边路北)。署长林田浅市，下设四个系：总务系，系长绵贯方雄;司法及特高系，系长俞炳观（日籍朝鲜人，曾在中国东北多年，汉语讲得很好)；户系系长也是日本人，名字忘记了。由于俞身兼两系，事多忙不过来，林田浅市派日人坂下丑作为俞的助手。 1938年10月初的一天上午，我的朋友王钊铭（曾任靳云锷的副官长) 找我，说中午日人要请客，请我赴宴，我推辞谢绝，但王钊铭非拉我去不可，我只好顺从了。 请客的地点是大舞台对过的天汇轩饭庄。到席的日本人有林田浅市、绵贯方雄和俞炳观。被请的只有我和王钊铭，这显然是事先商定的。 席间，林田说:(由俞炳观翻译) 我们初到保定，人生地不熟，特别对共产党及其他反抗分子的情况全然不知，请二位帮助找几个人，搜集一下这方面的情报。你俩是当地人，又在军界干过，请多帮助。 说心里话，搞情报工作，特别是搞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我怕担风险。因此，在宴会上只说了应景的客套话。 事后，王钊铭劝我:“日本人已看中了你，想不干也不行，总得应付一下。否则得罪不起。” 第二天上午,我只好与王钊铭来到林田的办公室。 林田、绵贯和俞炳观都在场，客气几句之后，俞炳观从林田的办公桌上拿起两份卡片似的东西递到我俩手中。打开一看，才知道这是日本警察署任命我与王钊铭为特高系高级密侦的委任状。上面有日文也有汉字,除盖有领事馆及警察署的印章外，还有林田的签字。 我俩正低头看着，俞炳观讲话了。他说,林田太君亲自颁发委任证书，是大日本警察署对你们俩的提携和信任，不要辜负了林田太君。 他又说，为了加强特高系的情报工作，将张念旭 、 耿子芝(张、耿是日语学校毕业生，分配在警察署教日本人学中国话)二人划归我俩领导。就这样，特高系的特务机构就算正式成立了。总负责是俞炳观，助理是坂下丑，下面的负责人是我和王钊铭。 为了便于搜集和整理情报资料，林田指定我们在永华南路75号一所大院内办公。这院子原是一个姓刘的国民党县长(清苑县大白团村人)的家，他随国民党军南撤了。我们在二层院内设立了办公室和住室，还找了个小孩当杂役。俞炳观仍在警察署办公，他每天派坂下丑到我们亦公室取情报或布置工作。 二、特高系的活动 刚开始活动时，大家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每天应该干什么。我就叫大家四处搜集国民党的旧报纸或八路军出版的宣传品及地下刊物，从中摘录一些消息上报。林田看了几次， 很不满意，加上保定郊区时有八路军便衣队在活动，气得他当众将我和王钊铭痛斥一顿，并粗野的喊道，“我现在想知道八路军的地下组织在干什么!” 上面林田施加压力，俞炳观盯的更紧，下面我和王钊铭急得团团转。我俩商量后，决定扩大特务组织，王钊铭介绍了刘子玉、史义清、赵彬三人入伙。张念旭介绍了黄振武、李得奎、崔树华、雷献珍四人入伙。不久雷献珍又介绍了韩兆琪(又名韩志彬)加入。这样，我们的特务组织已达十二人，仍由我和王钊铭领导。 头一个月发给我和王钊铭薪金各四十元，第二个月各二十元，另外发了三十元办公费。以后逐渐不发薪金，而只发办公费。这十二人当中，除我和王钊铭、张念旭、耿子芝四人专职干特务工作外，其余都是兼职，在市内各有工作，有教书的、开铺子作买卖的、当职员的，他们不靠特高系的薪金生活。自从干了 这一行后，大家已不在乎发不发薪金，我们几乎天天不在自家吃饭，在饭馆包饭记帐，由办公费中支付。那些买卖商号怕我们找麻烦，都争先忍后的巴结我们，主动赠钱赠物，让我们白吃白喝。（想起小兵张嘎里面的胖翻译，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从来不问价。有人抬杠，说这个不问价，不是不给钱的意思，是有钱不考虑价。通过这里，可以明确告诉他们，就是不给钱。魏江涛注） 我们的日常活动是：每天早晨到办公室报到碰头，有情报当场报告，由张念旭和耿子芝写成日文，交坂下丑带回系办公室。有任务时，就分成小组出去活动。平常，我们不定期的仨一群，俩一伙的到各主要城门口、桥头、路卡检查行人，特别注意从城外进城的人，目的是搜查八路军的便衣人员。对带出城的货物，只要认为可能被八路军所用的，就连人带物一齐扣住。有时没事儿，碰完头就各自回家。系里给我们配备了自行车和手枪，有人怕平常身佩手枪惹麻烦，就存放在办公室的柜子里，有行动时领出，用完交回。 我们的主要活动范围和情报来源是市内各派出所及设立在近郊乡镇的情报点。这些点一般由乡镇长亲自掌握，他们将搜集的情报转送市内就近派出所，我们定期到派出所取回。有时，为了急于了解某方面的情况，也直接到乡镇长处索取。 当时，在保定搜集八路军情报的特务机构不止我们一个，如日军部队特务队：他们负责随日军出城扫荡时搜集情报，如桑木特务机关就经常随军出动。日宪兵队也有专门的特务机构，他们负责市内社会治安，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另外还有清苑县特务大队，皇协军特务队等。 各特务机关之间一般不互通情报，而且要互相保密,唯恐情报泄露对已不利或领不到奖赏。但是,因人员互相认识，也有偷着传递的。如我认识的日军随军特务队班长牛范五，一次他下乡扫荡回来在饭馆碰到我，就向我谈过八路军在高阳县农村的活动情报。 1938年12月初的一天凌晨，我们得到情报，八路军一采购人员进入市内买药品，现正住南关西土城他的亲戚家。我和王钊铭及张念旭等人乘天不亮包围了那家院落。我们刚跳进院墙，狗即开始狂叫。那八路军采购员没带武器，正要掀后窗往下跳的时候，我们几支枪口同时逼住了他。我们将他押到永华南路办公室后就对他进行简单审讯（日本人规定凡抓住的八路军必须及时送交系里审讯，不允许我们在办公室单独用刑或详细审讯。) 他三十来岁，一身乡下农民打扮，我反复问他来市里干什么，他只说家里有病人，来市内买药，回去时天晚已关了城门，只好在亲戚家住一夜，其余概不承认。我们觉得再问也不会有新东西，就叫雷献珍等人将他押送警察署。几天以后，我向坂下丑提起这件案子，他说那买药的人不像是八路军，用了几次刑什么也不承认，查了半天也没证据，只好把他放了。后来王钊铭告诉我,那人是八路军的干部，是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关系保释出去的。 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四时左右，我和张念旭、赵彬、韩兆琪、史义清、耿子芝等人准备到南关大桥进行道卡检查。当走到南大街菊胡同以南时，见对面过来两个推着新自行车的年青人，每辆车后还绑着一辆新车，一看便知新买的车子。 我们迎上前去拦住盘问，“车是哪里来的?干什么用?”其中一人回答。“车（日产僧帽牌) 是从恒达车行买的，自己骑的。” 张念旭和耿子芝见那个不言语的人表情有些慌乱，立即抽出手枪威胁道:“我看你俩像是八路军的便衣，这四辆车说不定是给八路军买的，先捆起来再说!” 随着一声吆喝，几个人拿出绳子就要扑去，突然，那答话的青年人奋力将自行车向我和张念旭身上猛撞过来，我俩没防备，差点被撞倒,他转身向大南门外跑去，另一人也转身向右侧的几间破旧小房方向狂跑。 我们几个人同时举枪边射击、边追赶。枪一响，街上的行人就乱了。由于我们人多地形熟，先将后跑的人堵在一个小院内抓住，半小时后，又在大南门外的土坡边将那先跑的人也抓住了。 我赶到跟前时，他已被捆住，腿部受了枪伤，血从裤角处淌了下来。我看天色渐黑，叫人找了一辆小拉车拉着他往回走。本想先带到办公室审问一下再说，没想到刚走几步远，迎面赶来了俞炳观和坂下丑，俞对我说:“此案十分重要，必须立即带回系里审讯。”说完他和坂下丑就将那两人押走了。 回到办公室，我叫韩兆琪把恒达车行的经理找来，车行经理一进门，我就翻了脸，冲他劈头盖脸的咆哮起来;“你狗胆包天，竟敢把自行车卖给八路军，是不是活腻了!” 那经理颤抖着身子说道：“好大哥哩，有话慢慢说呀，小弟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呀。” 我因被自行车撞得胸口生疼,坐在椅子上把脸一扭不言语了。张念旭将抓住买车人的经过说了几句，那经理满脸堆笑道，“苑大哥和众弟兄是我的老熟人，我开车行也不是一天半天了。近来，每天来买车的人很多，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实在闹不准哪位是八路。再说，我的车行林田太君也经常过问，这批刚到货的僧帽就是通过警察署从北京的洋行批发来的，我绝对不敢卖给八路军。” 张念旭把烟头往地上狠狠的一摔道:“你说你不认识这两个买车人，保定车行好几个，为什么单上你的车行去买?” 那经理赶紧说:“我敢用脑袋担保不认识那两个买车人，我愿意当面对质。”说完，又换了另一副口气道:“这样吧，如果苑大哥同意，可派一两个弟兄常驻我们车行，吃穿住我全包了。” 听了这番问话和答话，我料这经理不认识那两个人。但因心中憋气，也不想痛快的放他走，一直把他扣到夜里十一点才放。 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在碰头。那车行经理就打发一个学徒送来五十元。我和王钊铭把钱分给了大家。 日本人对那两个买车人进行了审讯，这两人是高阳人，那受伤者是八路军的便衣，另一位是民兵，帮着来市内买东西的。审讯结束后，案子移交宪兵队，那民兵被判了刑(几年记不清了)，那位受了伤的八路军便衣被杀害了。听坂下丑说，他在临刑前拖着受伤的腿，指着宪兵队长的鼻子还大骂不止。 1939年的春节刚过没几天，我们从派出所得到情报，有两名八路军的武工队员正在刘守庙桥东边苇地旁的一座小院内。这小院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孤零零的几间土房，非常偏僻。 晚上十一时，我们悄悄包围了它。俞炳观和坂下丑也来了，他俩躲在暗处指挥。我们刚一接近院墙，有个武工队员就用手枪向我们扫了一梭子，随着枪声，他翻墙向苇地跑去。这时，我们一齐开火并向小院冲了进去。先逃出小院的那名武工队员尽管负了伤还向我们猛烈射击，终因我们人多、火力猛，另一队员还是被圈在土房内被我们抓住了。他身强力壮，三个特务费了很大劲，才 缴下他的枪，有个特务在捆绑他时，被他狠狠地踢了小腹一脚，疼得躺在地上直打滚。由于天黑，几个特务只一个劲的朝苇地内打枪，谁也不敢进去搜。俞炳观用手电照了照说:“算了吧!这么大的苇地藏多少人也搜不出来”。于是，我们就押着那个被抓住的武工队员返回市内。以后，再没听说这个武工队员的下落，八成是死在宪兵队了。 保定西大街有个福源金店。一天，有人报告金店掌柜的倒卖黄金、替八路军兑换现金，购买军用物资。我和王钊铭商量后，派韩兆琪将掌柜的叫到办公室。 王钊铭向他问话:“皇军早有明令，不准倒卖金银，违者以通八路定罪。你要如实交待倒卖金银和私通八路的问题!” 那掌柜一口咬定既未倒卖金银，又未替八路作过事情。由于他说话口气硬，两眼总看着天花板，韩兆琪和张念旭上去就打了他两个嘴巴子。他身子歪了歪，又站直了，牙被打得流了血，顺嘴角滴落在地上。 王再发问，掌柜仍拒不承认。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门外忽然进来几个其他店铺的掌柜，他们径直走到我面前替金店掌柜说情，异口同声担保他是好人。有个布店掌柜与我较熟，他见我犹豫不决，就把我拉到一边悄声说:“苑大哥，你还不认识他吧? 他是西大街一带有名的老好人了。”我和王钊铭商量后，叫几个店铺掌柜联名把他保出去了。 除以上这些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外，我还听说了一些事情，回忆如下： 1939年初，保定西关有个“永义”电料行，掌柜叫邓相环。不知从何时起，邓掌柜与满城抗日武装建立了联系。他组织了三个人亲自为抗日武装秘密制做电池，做好一批，就派一伪警察暗送满城。 4 月，此事被日宪兵队破获，他们制造电池的地点被捣毁，剩余物资被查抄，邓掌柜和那名送货的伪警察被抓到宪兵队，受尽酷刑，最后二人被枪杀。 1939年5月以后，我在定县日本警察分署任职。在此期间，冀中地区的八路军和武工队向驻定县的日军及伪县长高砚然的伪军频频发动攻击，我在街上经常看见牛车上载着鬼子和伪军的尸体从城外进来。伪县长高砚然一见拉尸体的车就耷拉脑袋。后来鬼子从石家庄和保定增兵定县，并与伪军联合出城“清乡”，鬼子找不到八路军主力就拿老百姓出气。 记得大约是7月份，日军同伪军一齐出动，残酷地扫荡了离定县不远的沟里和西岗村。据扫荡回县的伪军官说，一个二百多户的小村庄被杀死老百姓一百五十余人，烧毁房屋二百多间。有个百户的小村庄，日伪扫荡过后，仅活下来四、五个幼童。我们警察分署没有下乡的任务，但我亲眼看见县政府的监狱里押满了抓捕来的老百姓，白天黑夜进行拷打，打死的人往县城外大坑中一扔就不管了。 我有个表妹夫叫王树（现住保定市内)，他是张培植的徒弟，在化真照相馆作事。日军侵占保定后，他曾多次替冉庄抗日武装购买文具纸张及火柴、煤油等，由于他办事机敏，又肯花钱，守南关的伪军总对他开绿灯。1944年旧历七月十五那天，冉庄抗日武装急需煤油，派刘X X前来取，王树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凑齐了两瓶油，在刘X X 带出南关时，被日伪查获，刘XX经不住日特务队酷刑，将王树招了出来，王即被抓往桑木特务队审讯。一个月后他以“通匪”罪被押往石家庄，又从青岛转乘日船到日本北海道岩手县釜石铁矿当了劳工。日本投降后，回到保定时，他已被折磨的骨瘦如柴、浑身是病了。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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