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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宋徽宗一生笃信道教。据《皇宋通鉴纪事本末》载，他是于崇宁二年（1103年）七月，应江东转运判官（注：江东转运判官是长江以东地区最大的财务官员，还负责监察当地官员的优劣）席震的申请，赐刘混康“葆真观妙先生”之号的。崇宁五年（1106年）七月，徽宗又将刘混康赠号为“葆真观妙冲和先生”。这说明他对刘混康的器重在不断增加。因为皇帝对谁赐号的字数越多，就说明对谁越敬重。 两宋之间有个文人，名叫蔡绦，他是北宋权相蔡京的第四个儿子，曾经官至大学士。蔡京于宣和六年（1124年）第四次被任命为宰相时，已经老眼昏花不能办事，就让蔡绦在暗中帮他处理各种政务，《宋史》也因此批评他“恣为奸利，窃弄权柄”。 正是此人，在其所著的《国史后补》中说：徽宗刚继帝位之初，对佛教和道教，还没有亲疏厚薄的分别，由于受到喜佛的“鲁公”引导，开始在天下兴建起“崇宁万寿寺”来，后又将之改为“天宁寺”。某个端午节，徽宗在皇宫内举行的佛事道场上礼拜佛牙时，“其舍利四散，迸出于水晶匣外”，徽宗很是高兴，还大大地称赞了一番。 蔡绦在此所说的“鲁公”，就是他自己的父亲蔡京。因为蔡京曾经被徽宗封为“鲁国公”。那徽宗后来为什么又毁佛兴道呢？据蔡绦解释，这是因为“方士刘混康有节行，为上所信听，大诋佛氏”的结果。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既然蔡绦已经承认刘混康有节操和品行了，怎么接着又指责他向徽宗“大抵佛氏”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徽宗原先其实真的没抑过佛，因为佛教中《御制建中靖国续灯录》一书的序就是他写的。不过据《宋会要辑稿》载，崇宁三年，湖南忽然有人私刻了《佛说末劫经》一书，此经借佛陀之口，宣扬“世界劫难就在眼前”。作为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徽宗自然最忌讳这样的谣言，当即便让地方官府查禁并焚毁了这一经书，从此也就与佛教结下了“梁子”。 所谓“末劫”一词，也就是佛教徒常说的“末法之劫”，以借指世道过于黑暗。据说它源自《大藏经》。依照相关的解释，佛法共分为三个时期，即：正法时期、像法时期和末法时期。宋代文人邵博在其所著的《闻见后录》一书中说： 仁宗朝庆历年间，齐州（今之济南）有个名叫如因的僧人以妖言惑众，动不动就称每过一千年人间就会有一大劫，“像法一千年一劫，末法一千年一劫”，还称“今像法已九百六十年，才（再）余四十年即是末劫，当（有）饥饉、疾疫、刀兵云云……” 由于徽宗根本不会治国理政，使得社会矛盾日愈激化，于是有人便再次将“冷饭热炒”，声称当下正值像法转往末法的三灾大劫之时。 对于如此这般的“歪理邪说”，徽宗当然不能听之任之。据元版的《茅山志》载，从大观元年初起，徽宗就在给刘混康的信中多次发泄对佛教的不滿，还把自己刚颁发的不要将道教与佛教相混淆的有关规定抄录给刘混康看，显然是想让所有的道教徒配合自己“抑佛”运动。但刘混康却在回信中，以“道教未便陈述佛教教义是非”的请求，巧妙地回绝了，这就说明刘混康根本不是“扬道抑佛”的策划人或鼓吹者。 徽宗在致刘混康第五十一封信的开头，即写下了“睽异又见，畏景”，这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你（或朝廷内的某些重臣）与朕之间又出现了观点上的分歧，这让朕感到处境的艰难。”徽宗非常希望刘混康能支持自己“抑佛”，但刘混康始终不愿掺合其中，这使得徽宗感到很是无奈。 这也间接说明，刘混康不但没有在徽宗面前“大抵佛氏”，相反，还因为自己鲜明的态度，巧妙地推迟了徽宗正式“抑佛”的时间，直到他过世之后。 更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蔡绦又在《国史后补》中记叙了这么一个故事：据说政和之初（约1111年），徽宗生了一场病，一百来天后才稍有康复。某一晚，他梦见被两名道士召至一处宫观，有位道长登上石坛后吩咐徽宗道：“从你前世的命运来看，你应该是振兴本教的人！”徽宗在接受这一命令之后就醒了，从此开始在皇宫中大兴宫观，他还来到以前所供奉天神的玉清和阳宫玉虚殿，请道士定期为自己传授斋醮的知识，并亲自创作了《步虚乐章调》的音乐，而道家也称他为“赤明和阳天帝”。 如果此说为真，那么，徽宗自觉弘道的时间，应在1111年许。可是刘混康早在1108年就过世了，这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据《皇宋通览长编纪事本末》载，宋徽宗曾于政和七年（1117年）四月亲自写道（注：已被译为白话文）： “朕乃是昊天上帝的嫡长子大霄帝君，因为在天上目睹中华大地受佛教的影响，盛行点烛焚指、燃香灼臂、牺牲肉体等极端的修行方法，甚感怜悯，于是苦苦恳求上帝，愿到凡间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天帝答应了朕的请求，还命令他的弟弟青华帝君代管朕的大霄仙府……” 宋徽宗的“毁佛”大约是在重和元年（1118年）春正式开始的，其时，道箓院（注：道箓院是朝廷所设的全国道教事务的最高管理机构）上了一道奏章，其中说道（注：已被译为白话文）：
宋徽宗对佛教的摧残十分少有，连佛祖释迦牟尼的塑像也得改穿道袍，只许被称为为“大觉金仙”；所有的寺院都得改称为“某某宫”或“某某观”；和尚得改称“德士”，尼姑得改称“女德”，就连佛门的合掌之礼，也得改成擎拳稽首。另外，佛教的最高管理机构还被降格为只能由道教的“道德院”管辖，想想都挺滑稽的。 “本院详细看了六千余卷佛经，现已将其中诋谤道、儒二教的'恶谈毁词’分为九卷，乞求陛下批准将它们烧掉……另外通真达灵先生林灵素奉上他所写的《释经诋诬道教议》一卷，乞求颁降圣旨，以在全国施行。” 这奏章其实是依照徽宗的旨意泡制出来的，微宗自然很快就加以批准。此后，他又陆续发布多份“毁佛”诏书，主要内容包括： 一、命令全国所有的寺院，都得依其规模之大小，改称为“宫”，或“某某观”；释迦牟尼佛得改称为“大觉金仙”，菩萨和禅宗六祖等得改称为“大士”，和尚得改称为“德士”，尼姑得改称为“女德”。 二、将佛祖、菩萨、罗汉的塑像改为穿道服戴冠簪，在“德士”们的经文中，佛得称“金仙”，菩萨得称“仙人”，罗汉得称“无漏”，金刚得称“力士”，僧伽得称“修善”。 三、将国家级的佛教管理机构改名为“德士司”，隶属于道教的“道德院”管辖；“德士”们的服饰、名称、礼仪、言行等，一并得改为顺从中国的习俗。如僧人的袈裟得换成道服，他们所施的合掌之礼，得改为擎拳稽首等。 四、收缴各寺院的铙、钹和铜像等，因为铙和钹“乃黄帝战蚩尤之兵器，胡人之凶具，中国自不合用”。 ………… 徽宗还给自己洗地说： “朕并不是要废掉佛教，只是不想让传统的礼节与习俗受到损害而已……” 徽宗如此武断地对待佛教，难怪所有的佛教徒都对他恨之入骨。但这与刘混康毫无关系，因为刘混康已经过世整整10年了。 不必讳言，自从刘混康仙逝后，茅山就逐渐淡出了徽宗的视线。刘混康的徒弟笪净之和徒孙徐希和虽然也受到过徽宗的关注，但他们都无法与刘混康生前所受到的尊崇相提并论。 究其原因，这应与上清派所一贯秉持的救世济民的大道有关。刘混康生前多次提醒徽宗要警惕“灾变”，徽宗虽然口头表示赞同，心里却不以为然。但刘混康过世后，笪净之与徐希和居然坚持这样做，就会让徽宗的心中甚感不快了。 据张天雨在其所著的《玄品录》中记载，笪净之在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三日临终前，曾经给徽宗上过最后一道表，他在里面是这么说的（注：已译成白话文）： “……帝王信奉道教与我们普通人是不同的，您的一举一动都得上合天心，才能让万方受到恩泽。太上老君在《道德经》中要求圣人做事不能过份，得以慈俭为先，这部经书可是陛下的师宝、入道的渡口和桥梁啊。期望陛下能清心寡欲以保护身体；能节财俭用以固邦本，能听纳忠良以广言路，这样天下就很幸运了！ “请恕我愚昧与固执，不该冒死陈词，但是先师生前就是这样嘱咐我，命令我要以尽忠报国为头等大事的。如果我什么话也不说，则既对不起您，也违天负师，必会抱恨于九泉……” 如果刘混康真的曾向徽宗献过“广嗣之法”和筑“万岁山”以让其“多男”之计，试想，他的弟子笪净之还会代表茅山向徽宗“冒死陈词”吗？还敢劝其“清心寡欲”、还敢劝其“节财俭用”、还敢劝其“听纳忠良”吗？ 据说徽宗读了这道表之后，虽然当时有所震动，还让人将这道表“刻石山中”，但忠言逆耳，很快也就不当回事了。 刘混康的仙逝，使徽宗既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导师，也失去了一位忘年交的朋友，他很需要在精神上填补这一空白。而笪净之与徐希和在这两个方面都无法替代刘混康，于是徽宗心有旁骛，逐渐痴迷起其他道派的道士来。 据清代乾隆朝大学士傅恒为总裁所编纂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载，其实向徽宗大进毁佛谗言的，是另一个道士林灵素，正是他“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 据说林灵素早年当和尚时, 经常受到师父的惩罚, 后来改行当道士, 去寺庙混吃混喝, 又常受到僧人的嘲笑。后来他竟变成了道教“神霄派”的代表人物，还受到徽宗的召见。林灵素不但向徽宗谎称自己是天上“神霄府”的“府仙卿”，还胡说徽宗是“上帝之长子”“长生大帝君”下的凡，他将徽宗身边的权贵全说成是“仙臣”，连刘贵妃也成了“九华玉真安妃”投的胎。 由于徽宗对林灵素非常宠信，言听计从，这才干出了前面提到的种种“毁佛”的错事，他还为林灵素作法之需，特地在京城建了“上清宝箓宫”。 另据《宋史》载：“政和七年，（徽宗）始于上清宝箓宫之东作万岁山”，这再一次从侧面证明，徽宗兴建的“万岁山”，与刘混康根本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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