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这种逐利天性极易演变成贪婪成性，50%的利润便可使其铤而走险，而300%的利润则使其敢犯任何罪行，需要准则加以规范和引导而不可任其发展，亟需建立健全本土化的资本规范准则。这个本土化准则可从儒家的义利观导出。义、利是儒家（价值观）的一对重要范畴，孔子割裂看待义与利，在《论语·季氏》中提出了著名的“见得思义”主张，这个见得思义，或见利思义，北宋邢员疏:“言若有所得,当思义然后取,不可苟也”，即不可取不义之财，便是约束资本发展的一个准则。见得思义或见利思义准则强调了义的优先性，“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 晋商演绎综合《易经》“利者，义之和也”和《礼记·中庸》“义者，宜也”，提出“利以义制”的经商准则，这里，义指诚实、公正、公平、仁人利物等道义，或笼统讲遵循经商的客观规律，利指利己之利益或好处。利以义制，或以义制利，要求个人追求私利时应该遵循道义优先准则，较之见利思义准则，突出了义的强制性。
见利思义和利以义制都是二元看待义和利，这种二元义利观加上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观点，让世人忌言利而空谈义。为修正此误区，孔子之后的儒者提出了义利统一观。亚圣孟子以“仁义”代替义利：“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这引出《礼记·大学》“以义为利”的观点，直接把遵道秉义当做利益；其实，义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安其相，顺其变，即行道如归，本就包括利物如己之仁，故可以义为利，但此利已是利物利己之大利而非仅仅利己之私利。以义为利是约束资本发展的自然准则，是对见利思义和利以义制的发展和完善。“仁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以财发身，不仁者则以身发财，菑害并至矣。”（《清史稿·祁俊藻传》）见利思义、利以义制和以义为利对义的重要性和强制性逐级加重，对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宜采用以义为利准则，集体资本（集体企业）宜采用利以义制准则，私人资本（私有企业）宜采用见利思义准则，既对资本发展加以约束又区别对待，既搞活经济又形成和谐有序的经济秩序。实际应用这些准则时，尚有2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如何保证资本行为合义问题，一是如何让义生利的问题。“义”本身是检验行为对道的关联性和符合性的准则，义者行道如归，无所不宜，但怎样检验行为合义与否呢？目前没有理想的事先检验方法，只能靠实践，但用实践来检验，往往晚矣，甚至已经导致了激烈矛盾。再者，大凡做事皆为生利，历世皆然矣，无利不起早，只是存在利己之私利和利人利物之大利之分罢了，如何从合义之举中分出虚实利害、深浅难易和轻重缓急以促进利益最佳化呢？目前也没有理想的方法，只能盲目寄望于掌舵者的英明，而这具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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