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多少遍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不是三段论论证！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谬误推理”中批评了笛卡尔关于“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他指责笛卡尔凭借一个无效的三段论从“我思”推出“我在”。康德的论述如下：

“我思”正如已经说过的，是一个经验性的命题，并且自身包含有“我实存”这一命题。但我不能够说：一切思维着的东西都是实存着的；因为这样一来思维这一属性就会使得一切具有这一属性的存在者都成为必然的存在者了。因此我的实存也不可能像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被看作是从“我思”这个命题中推论出来的(因为否则就必须预设这个大前提：一切思维着的东西都是实存着的)，而是与“我思”命题同一的。

在这段引文中，康德赋予了笛卡尔一个直言三段论，其论证可重构为：

P1：一切思维着的东西都是实存着的。

P2：我是思维着的东西。

C：我是实存着的。

康德认为以上推理是无效的，因为P1不必然为真。首先，显而易见的是，P1作为一个全称命题不能来自于经验归纳，因为经验不能提供绝对的普遍必然性，有限的经验无法证实一切思维着的东西的实存。其次，康德在上述引文中断言，P1之所以不必然为真，是因为纯粹思维活动并不分析地蕴含着思维者在时空中的实存。康德在此运用了反事实的说法来进行论述：假如P1为真，那么思维属性就会使得思维者必然在时空中存在，以至于单凭思维活动，我们就会可以确认思维者是一个在思维之外的、在直观中的存在者。这显然与康德的直观和概念二元划分的理论相冲突。在康德看来，知性凭借概念所进行的思维活动是推论性的，思维本身并不蕴含所思对象在时空中的实存。假如我们要认识所思对象的实存，那么它们就必须同时在感性直观中被给予。同样，虽然一切思维都在逻辑上预设思维者，但该思维者的实存只有凭借思维之外的直观才能被确认。更进一步说，从康德哲学的视角看，“任何一个实存性命题都是综合的”，作为谓词的实存概念并不能分析地包含在主词概念中，即任何实存判断都不是分析判断。相反，在一个实存判断中，实存谓词必须凭借直观而综合地添加到主词概念上。也即是说，为了认识某物是否实存，单纯的思维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确定该物是否能在直观中被给予。所以，康德有权认为P1不必然为真，因为一个思维着的东西是否实存还有待通过直观来确定。

然而，康德将上述三段论赋予了笛卡尔，这实则是对笛卡尔的一种误解。笛卡尔自己明确否认将“我思故我在”理解为三段论推理。而且，正如康德认为P1不必然为真一样，笛卡尔事实上没有预设、也不会承认这一大前提，因为它仍然不能经受住普遍怀疑的检验。对此，笛卡尔指出：“基于我们对特称命题的知识来构造全称命题，这是我们心灵的本性”，但为了获得最初、最具有确定性的知识，我们无权将这一传统的观念当作前提。

由此可见，康德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三段论式批评确实只是无的放矢。

在笛卡尔那里，“我思故我在”是一种意识的直观显现，“我在”绝对不是从“我思”中通过逻辑的三段论演绎而推论出来的，而是自身直接显明的同时性结构。笛卡尔认为“我在”和“我思”是等量的同样的直观(但在笔者看来，“我在”更恰切地说应该是某种意义上的“亚直观”)。笛卡尔坚决反对“我在”是从“我思”中通过逻辑推论而得出来的结论，他认为“我在”也是通过自身而被认知的，“我在”是心智的简洁明快的审视对象。而康德对笛卡尔“我在”的批评主要是基于认为笛卡尔的“我在”是从其“我思”中逻辑推导出来的，这种观点可能的确存在一定的误解。康德认为自我完全是一个直观意识之外的非直观对象——apperception，认为自我不是直观对象。康德否定范畴直观，认为直观只能运用于经验对象，也就是时间空间中的个体化对象，而笛卡尔承认理性直观和范畴直观，因此非对象个体化的自我也能成为意识直观对象。这也许是症结所在。整个西方哲学的知识之路也就是超越的先验之路，因此知识本质上是先验的。而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唯有康德在先验和超验这两个概念之间作了区别：先验即是渗透在经验之中而使经验提升为普遍必然性的主体原则，超验则是绝对超越知识和经验的不可言说的纯粹理念幻想；而在笛卡尔哲学中，并没有这种绝对超越而不可言说和意指的超越(transcendent)的说法。

那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底是用一种什么论证呢？胡塞尔给出了答案。

胡塞尔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将其与现象学理论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他的著作《笛卡尔的沉思》中。在这本书里，胡塞尔尝试重新诠释笛卡尔的怀疑法，并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自我意识和直观认识的问题。

胡塞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不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推论，而是一种直观的、不可怀疑的自我经验。在现象学研究中，这种自我经验成为了“直观给予”的核心，即意识中直接呈现的事实。胡塞尔指出，笛卡尔的怀疑法实际上揭示了一个基本原理：在所有的知识构建之前，存在着一个直接给予的、纯粹的自我意识领域。这个领域是一切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基础。

胡塞尔将笛卡尔的怀疑法视为现象学转向的起点。他认为，通过怀疑，我们能够返回到意识的直接体验之中，这些体验构成了所有客观知识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成为了现象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命题，即通过反思性地回归到自我体验中，揭示出现给予自我意识的那些不可怀疑的事实。

胡塞尔强调，现象学并不是简单地接受笛卡尔的怀疑法，而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归纳”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怀疑方法，它要求我们悬置（或括弧化）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的假设和预设，从而回到纯粹意识的直接体验中。这一方法使得现象学能够揭示意识结构本身，以及意识如何构建对世界的经验。

胡塞尔进一步探讨了“我思故我在”中的“我”的本质。在现象学视角下，这个“我”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经验着世界的主体。这个主体在其直接体验中揭示了自我和世界的基本关系。因此，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在现象学中被理解为意识活动的基本证据，显示了意识是如何在每一刻体验中成为自己和世界的基础。

通过这样的解读，胡塞尔不仅展示了“我思故我在”与现象学研究的紧密联系，也强调了现象学对于理解人类经验和意识本质的重要性。胡塞尔的工作为深入探讨意识、经验以及它们如何构成我们对世界理解的基础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