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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是孙中山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她赞同孙中山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所有革命力量中最为活跃”的观点，即便在孙中山逝世后，她仍坚定地“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继续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以实际行动书写了“永远和党在一起”的荣光一生。通过亲身经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宋庆龄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创造伟业，很关键的一点就在于有毛泽东这样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
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当时很多人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也极为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但毛泽东却以“弥天大勇”毅然决然作出决定：“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毛泽东认为，当前国内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存在的所有迫切问题，都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因此，重庆谈判的根本目的是为解决国内阶级矛盾，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全中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同时，对于到重庆后可能出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情况，毛泽东也有充分估计。毛泽东坦言，谈判必有一定程度的让步，但让步要有底线，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临行前，毛泽东还未雨绸缪地提出了谈判过程中我方让步的具体预案，“如果这些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毛泽东对时局的深思熟虑和对危险的凛然相视，鲜明体现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重大历史关头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应对风险挑战的责任担当。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分别于8月30日上午访晤宋庆龄，于9月6日晚出席了宋庆龄举办的宴会。关于此次会见，毛泽东在1949年6月19日给宋庆龄的信中真挚地写到：“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对贤者的尊敬之情，跃然纸上。此次会面，也给宋庆龄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后来回忆在重庆的初次会见，评价毛泽东“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言语之间，道出了毛泽东高瞻远瞩而不拘泥眼前、顾全大局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伟大领袖品质。
1949年筹建新中国期间，毛泽东多次至诚邀请宋庆龄北上，希冀她能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6月19日，全国革命胜利在即，毛泽东亲笔致信宋庆龄，并“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面对如此真诚的态度、恳切的盼望，宋庆龄最终于8月26日乘火车从上海启程前往北平。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等到北平车站欢迎宋庆龄。当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宋庆龄。随后，宋庆龄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诚然，宋庆龄前往北平，不仅是因为毛泽东的谦恭有礼、精诚所至，更是因为宋庆龄在跟随党的事业的过程中，建立了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完全信任。正如宋庆龄在1949年2月20日《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信中所言：“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这一章历史，始于1921年毛泽东等人所肩负的开创天地之伟业，其间经历了“蒋介石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遗训，背叛了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却负起了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重担”。接下来便是一段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历程，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继续发扬和学习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精神，“继续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信心百倍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对于这一章历史，宋庆龄还以亲历者的身份作出总结：“我们的成就应该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1949年7月1日，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宋庆龄满怀激情地“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并称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领导者”，实际上也表达了她对毛泽东英明领导的高度认可与坚定拥护。
毛泽东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同时还为党和人民留下了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对此，宋庆龄由衷敬佩，认为毛泽东“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毛泽东是勤奋好学的典范。毛泽东在书中学，读古今中外的圣贤智勇之著述；毛泽东还在实践中学，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做好调查研究，同时结合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大量具有持久广泛影响力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因此也可以说，毛泽东是通过创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指导我们更好做事的典范。关于这一点，在宋庆龄看来：“在探索中国当前有关政治的、生产的或其他任何事务的实质中，毛泽东主席著作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不可否认，我们不能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找到对所有具体问题的回答，“但书里有许多地方谈到在困难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以及怎样加强克服困难的决心，怎样用革命意志把头脑武装起来，并敢于显示人在任何事情上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从毛主席著作中所获得的动力”。
此外，宋庆龄之所以称赞毛泽东，还因为毛泽东言传身教于我们该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宋庆龄赞扬中国共产党30多年来给中国人民以模范的领导，其中一条就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她说：“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一向教导我们，在成功的时候必须保持谦逊态度，这样才能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这里，宋庆龄表示了她对毛泽东“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真理的认同。再将此融入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宋庆龄更深刻体悟到保持谦虚的态度，“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出自内心地尊重所有其他一切国家的人民，不论他们是我们的近邻，还是在世界的另一边”。一路走来，宋庆龄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极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实质与毛泽东统一战线政策中所体现的宽广胸怀、包容境界、团结智慧形成了强烈的实践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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