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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皇帝封功臣，最大奖赏莫过于死后配享太庙，让后世皇帝也时常祭祀怀想，功臣名爵可与整个王朝相始终。 明初的各项制度就是照着元朝有样学样，除了一些特别为人所痛恨的种族歧视政策，行政规划、朝廷礼仪，基本上全都是元朝的翻版。这其中，宰相制度也是保留元制的重要一条。正是这一条，很快就成了太祖爷的心病，也要了明初好几位宰相的性命，掀起无数的腥风血雨；也正是这一条，催生了对明朝政治生活影响至深的锦衣卫制度。 且说元朝的宰相，实际名称是"中书省丞相"，包括右、左两位正职"丞相"和几位副职的"平章政事"。中书省权力很大，"诸大小机务，必由中书"，宰相们所把持的中书省基本就是全国的政治中枢，而深居皇宫里的皇帝则只管签字画押，可以说，皇帝可有可无，诺大个朝廷，离开了他也照样运转。 自秦朝设立宰相之日起，相权与君权的斗争就基本贯穿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史。 明朝立国之初，政府最高机构有三个：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朱元璋曾说："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又说："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中书省总领政事，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负责检察监督，三个机构的领导人同时对皇帝负责。表面看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分工明确，但实际运作中，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却都是受中书省节制的。 朝廷按家乡地域划分的两大派，李善长是淮西派的首领，刘基就是浙东派的首领，一直以来朱元璋都表现得和淮西派比较亲近——朱元璋自己就是淮西人，照顾老乡也是人之常情。 检校，顾名思义，就是检查和考校的意思。检校不是正式官名，也没有办公机构和固定人数，说白了，他们就是朱元璋安插在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中的特务。检校成员很复杂，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朝廷官员，下至贩夫走卒、和尚道士，甚至路边乞丐都有可能是检校成员。 自古以来，情报工作就被视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往你那里派间谍，你往我这里派细作，其间的阴谋血腥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作为情报人员的检校，在朱元璋建立明朝过程中一定也发挥了不少的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并没有解散这些检校，反而赋予了他们新的工作内容——监察朝廷上下的一举一动，详细汇报。这朝廷上下可不光是指在职官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甚至已经退休的官员，全部都在监视范围之内。 胡惟庸，在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个不能回避的名字。在汗牛充栋的论述中国官制的论文中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胡党"谋逆大案，使得丞相这个古老的官名在历史长河中彻底消失，也使皇权统治在明朝达到了顶峰。 明承元制，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与此同时，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 古时丈夫死了，没有子女的妻妾从死，是贞洁的行为，很多帝王都会给这样的女人以表彰。 检校从一诞生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他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检校是个职务名称，不是正式机构，它有侦察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放到外廷文官系统的三法司的话，只会拘泥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正义，而无法随心所欲。朱元璋将眼光收回到内廷，放到了自己身边的侍卫亲军上。侍卫亲军是皇帝的私人卫队，将检校们放入其中，并赋予侦察之外的权力也是说得过去的。 仪鸾司，顾名思义，除了护卫皇帝外，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皇帝出行和朝会时负责仪銮掌管卤簿仪仗——说白了，就是三军仪仗队，是国家和军队的脸面所在。入选的校尉都是功勋贵戚家的子弟，功臣子弟们这时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在日渐衰老的皇帝身边执行守卫工作，既是对功臣家族的肯定，也是接近皇帝的好机会，因此，仪鸾司的校尉虽然品级不高，但却是十分显贵的职务。 自然，这么冠冕堂皇的仪鸾司，职责和我们所知道的锦衣卫相差太多了。锦衣卫，在往后大多数人心目中，是黑暗的代名词，残忍、狡诈、无限的侦查手段、无端的诬陷罪名才是锦衣卫的真实表现。但事实往往如此，表面的光鲜是真，私底下的凶残也是真。于是，仪鸾司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就被锦衣卫继承下来。 洪武十五年四月，锦衣卫成立。在史书中记载，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表面上，锦衣卫的成员多为恩荫寄禄，没有固定的人数，就是给功臣子弟一个做官拿俸的出路而已。 朱棣争皇位的野心和道衍做能臣的野心碰撞在一起，诞生了这对政治上的黄金组合。 朱棣固然雄才大略，但起兵争位这种事情，放到哪朝哪代都是大逆不道，别说不一定能成功，就是成功了也会有无数人唾骂。因此，"天意"成了朱棣的一根心理支柱，在道衍的安排下，占卜求签都是上签，连风吹落瓦也成了天意要燕王做皇帝换屋顶的祥瑞之兆。这种事情多了，本来心里就有鬼的朱棣也就越来越坚定了起兵的信念。 道衍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行动策划了，没有他，朱棣未必敢举事。 朱棣在明朝皇帝中得到的评价很高，文治武功都有建树，为他的儿子孙子后来开创"仁宣之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很为后人所称道。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在于皇位得来不正，如同唐太宗李世民杀兄戮弟的玄武门之变一样，无论皇帝做得多好，非法定继承人得到皇位，这就是他们所背负的原罪。李世民一代英主，仍免不了心虚，开了帝王干涉修改史书的恶劣先例，朱棣之时，"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观念更为深入人心，他所面临的责难比李世民更多，自然心理负担也更重，这也是他面对不肯投降的建文旧臣时表现得异常残忍好杀的根本原因。 自古以来，杀人连坐最严厉的刑罚莫过于诛九族，但方孝孺的案子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刑罚——诛十族。 九族收押起来还算好办，按着亲戚关系抓人就是，这第十族该怎么算呢？经过锦衣卫和三法司紧急磋商，决定将"朋友门生"列为第十族，而抓捕工作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在深得朱棣信任的锦衣卫的身上。 这"朋友门生"如何界定，什么人算朋友，什么人算门生？朋友是经常串门聊天的算呢，还是偶尔喝酒小聚的算？门生是跟随左右学习的算呢，还是曾经请教过问题也算？这中间既无先例可循，也没有量化标准，是与不是，全在锦衣卫的一句话。 前前后后，方孝孺一案共计杀了八百七十多人，至于谪贬流放更是不计其数。 按照大明朝的礼仪制度，低品级的官员在街上遇到高品级的官员需要让路回避以示尊重，而同品级的官儿在大街上碰上了则是"分路而行"，不需要回避。 从来密室会谈都会隔墙有耳，我们在无数血的案例面前深切体会到了这一点。 锦衣卫和东厂（也包括以后的西厂和内厂）相比，终究不如每天围着皇帝打转的太监来得亲近，而东厂从诞生之日就由皇帝最亲近的太监打理。也因此，在明朝历史和后人的记述中，提到大明朝的特务机关，锦衣卫逐渐排到了厂的后边。锦衣卫监察百官，而东厂则监察天下！厂公的气焰逐渐盖过了锦衣卫的指挥使，除了个别几个皇帝在位时期以外，锦衣卫都成了东西厂的打手和走狗。举凡诬陷捕杀，不再出于卫使，而是出自厂公。 锦衣卫属于军籍，允许父子世袭。 所谓三公，是指太师、太傅和太保，正一品，三孤，则是少师、少傅与少保，从一品。这是相当古老的官衔，古老得几乎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周天子时代，它们原本尊贵不凡，肩荷辅佐帝王治理天下苍生的重任，只不过随着朝代更迭，体制变迁，到了大明朝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种虚衔，更多时候被用来表彰那些皇帝心目中的功臣。 东林党，是指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曾任吏部侍郎的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而朝中诸多正直之士与之互通声气，由此形成的一个旨在以舆论力量对抗奸党的清流团体。所谓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大抵便可视作东林首倡者们在结社伊始最为原始与崇高的政治纲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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