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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代同传译员蒋保忠
▲蒋保忠教授照 题记：蒋保忠（1944—），盛泽中学1957届校友，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在解放军外语学院、苏州大学任教，在上海财经大学任外语系主任。历任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维也纳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翻译、审校，联合国亚太经社会、日内瓦办事处、维也纳办事处审校，上海市政府法制办特聘翻译专家。出版过《奥地利风情录》等专著、译著10册，论文8篇，翻译《内罗毕宣言》等重要文件。——摘自《盛泽中学校庆纪念册（1943-2003）》。 1979年4月初，在吴江教师进修学院任英语老师的蒋保忠，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一则招生消息：联合国首次在中国举办译员训练班，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杭州等城市公开招生，于是他立即到上海考区报了名，并参加了4月29日的预试，全国共536人参加预试，227人通过，进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的初试。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973年中文提升为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工作语言，此时中文翻译人才的紧缺状况凸显出来。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合作开办联合国译训班达成共识。
▲蒋保忠担任联合国译员时部分证件一 经过近10年筹备，直到1978年12月，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才达成协议，并签署了《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笔译和口译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联合国向中国提供价值75000美元的电教设备，并为每名学员提供6000美元费用，学员人数每期不超过25人。1979年3月底，国务院下达了关于译员班招生的正式文件。 初试之后，留下的仅有43人，百分之八十被淘汰，考试的难度可想而知。蒋保忠顺利地进入了复试。7月，复试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 复试也是联合国译训班的入学考试。考官共14人，联合国方面，包括联合国人事司司长、翻译司司长、翻译司中文处处长、会议服务司口译处中文组组长等7人，中方考官也是7人，来自外交部和北外。考题由联合国官员带来，考生按顺序单独面试。
▲蒋保忠担任联合国组织译员时部分证件二 当年和蒋保忠同时进入复试的一位考生，曾经在《我当联合国译员的日子》一文中，描述了复试的场景：“我关上门，向房间里一看，心不禁一沉。屋里坐着11个人，围成半圈，都用打量的眼光望着我。屋子中央有一张小矮桌，桌上是扩音器，旁边一把椅子。在漫长而紧张的挑选联合国译员的过程中，这是最后一关了。三个月前，我已经参加过两次初试，现在由联合国官员来最后面试，决定是否录取我参加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这同样是蒋保忠所面临的挑战。 与中方考官略有不同的是，联合国考官关注的不仅是应试者的英语水平，还有考生的举止、谈吐、风度。有一名考生英语流利，答题也好，原以为能顺利过关，但联合国官员在评议中用了“举止让人不快”来评价他的表现，一致否决了他的入学资格。这让中方考官和考生都感到意外。 考试结束后联合国官员纷纷表示，大部分考生的英语水平是好的，超出他们原来的想象。最终录取正式学员25名。年纪最大的唐荣华39岁，年纪最小的刘结一22岁（后来曾担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来自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崔天凯（后来曾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也是第一届学员，蒋保忠与他们成为同学。
▲1981年第一期联合国译训班毕业合影。刘军（一排左一）、郎胜铄（一排右二）、何亚非（一排右三）、周育强（三排左三）、崔天凯（三排右六）、蒋保忠（三排右三）、刘结一（四排左一）、施晓菁（四排右六）与张载梁（二排右一）、董黎（四排左三）等与老师在一起。鲍安琪提供。 1979年9月10日，第一期联合国译员训练班举行了开学典礼。张载梁先生担任译训班主任。训练班学员在学习期间的生活待遇，国家正式职工由原单位照发原工资，在校生按研究生待遇。蒋保忠住的是三人间，宿舍位于一楼，他和同样来自上海考区的崔天凯和张文扬同住。蒋保忠和崔天凯基本不用熬夜，一般晚间十点左右就休息了，张文扬很用功，常常半夜还在宿舍门口“念念有词”。 训练班课程分为通识课和术语课、语言课、翻译课，张载梁先生也亲自任课。班上有时会有研讨会，就时事新闻议题进行讨论。蒋保忠记得，崔天凯看杂志、翻报纸都很快，常常准备得很充分，发言时总是自信地侃侃而谈。
▲在联合国会议上工作时的中国同传译员 1981年1月，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里奇亲自前来北京，主持了第一次联合国中文译员的录用考试。来自联合国、外交部、北外的七位考官组成考试委员会，每人一张打分表，分为忠实、完整、机智、语言等几项。及格线为70分，但绝大部分考生都取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最后，25人全部被录用。14人分到纽约联合国总部，10人分到日内瓦办事处，1人去往内罗毕。蒋保忠是分到内罗毕的唯一一人。 按照协议，第一期译训班毕业生要为联合国机构服务三年。1984年9月，崔天凯携夫人一起从纽约回国。蒋保忠则继续为联合国机构服务。他在奥地利工作期间，他用英文写作了《奥地利风情录》，全面介绍了奥地利的地理、历史、文化、艺术、经济、教育、风俗习惯，作为国情资料供涉外工作人员参考。奥地利驻华大使和该国旅游总局局长专门为此书写了序言。
▲蒋保忠著《奥地利风情录》封面，东方出版公司1994年7月出版 蒋保忠一开始只是抱着去试试看的想法，想看看自己笔译、口译水平还行不行，没想到真的成功通过考试，并最终能去联合国工作。其实，蒋保忠的英语基础非常扎实。 1960年，蒋保忠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被录取后，他很开心，原以为可以到北京读大学，结果开学时，学校因战备需要，刚刚迁到张家口，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学院。虽然没能到北京上大学，但他遇到了中国翻译界大师许渊冲教授。
▲张家口市红星院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张家口外国语文学院旧址 三年级时，许渊冲成为他的老师，教了他们班半年精读，半年翻译。后来蒋保忠毕业留校，又与许渊冲成了同事。蒋保忠回忆：即便统一着军装（周日可以着便装），许渊冲看上去也和一般工农出身的干部不同，有着一种绅士风度，腰板很直。他讲话中气十足，嗓音很大，隔壁教室都听得见，不过叫到女同学的时候声音很温柔。 八十年代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同现在，是非常平等的，可以随便敲门进去，花一两个小时坐在老师的书房里聊天，甚至在老师家吃饭。蒋保忠就说过，到许教授家可以喝到咖啡。许教授对翻译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更是很深地影响了蒋保忠。他们师生之间一直保持着友谊。
▲许渊冲先生 蒋保忠自九十年代初回到国内，先是在洛阳外国语学院短暂任教，1993年到苏州大学任教，参与筹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许渊冲来苏州出差，晚上蒋保忠去宾馆看他。许渊冲送给他一本自己新出版的《诗经》英译本，还递给他一张名片，上面赫然印着“书销中外三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蒋保忠一直保存着这张名片。
▲蒋保忠在上海财大2019年重阳节活动上（发言者） 蒋保忠退休前应邀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主任，定居上海。近年来，他年事已高，还经常参加学校退休工作处组织的活动，以自身经历分享关于将课堂英语转化为实用英语的观点。他还利用与学生接触的机会，向学生传授学习外语的经验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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