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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及中国战争的形态发生极大变化。作为服务于战争机器的军事后勤体系，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现代化的转变。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考察相关转变，对于面向未来的中国军事后勤体制，不无裨益。 日益重要的军事后勤从理论上讲,军事后勤是由许多矛盾构成的一个复杂矛盾体系。在后勤的诸多矛盾中，供需矛盾是基本矛盾。供需矛盾在后勤活动中虽表现为多种情形，但军事需求与客观物质条件的矛盾是供需矛盾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所谓客观物质条件，是指国家或军事后勤在一定时期内对军队的物资、运输、医疗、修理等方面的供给和保障能力。其中，物资主要指保障军队作战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纵观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中国战争，随着战争形态的改变，军事后勤体系为处理好这一供需矛盾也在不断发展。 鸦片战争时的清军，其后勤保障从编组形式、管理训练、组织指挥到方法选择处处烙下农业、手工业时代的印记。同时，后勤保障没有专门的后勤机构，即使有专职的后勤工作人员，也不编在部队序列内。这种情况晚清时发生了改变，军事后勤开始正式自成体系、建立自己的仓库、医院和工厂等实体。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汽车、轮船、铁路乃至航空运输，扩大了军队作战的空间，后勤保障资源配置也逐步发展为主要依托兵站、仓库组织后勤保障，解决部队机动作战和独立作战中的补给困难。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建立战区，每个战区设立若干个野战兵站进行保障。抗日战争结束后联勤体制建立，基地保障进入成熟阶段。不过百年时间，军事后勤体系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抗美援朝期间美国空军对志愿军后勤的绞杀战 在战争发展史上，军事需求始终是推动后勤保障活动发展的直接动力，战争规模和资源消耗、军事斗争的专业化水平，是后勤保障活动变化的重要原因。反过来，军事后勤体系对战争的成败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清廷的标准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中，其军事后勤体系均在正常运转，保障了前线部队的粮秣、武器的供应，同时也实现了在一个战略方向集结、投送兵力的任务。以浙东反攻为例，清军从苏皖赣豫鄂川陕甘8省调兵 1.2万人增援前线——从调动到集结完成用时四个多月，比英军从英伦本土调兵时间还长。由此可见，清军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战争里连战皆败主要责任是其八旗、绿营正规军的整体作战能力远逊于英军。 然而，到了一百多年后的抗美援朝战争 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在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令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亦不得不认可。尤其在夜战方面“联合国军”竟哀叹“月亮是属于中国人的”，无计可施的敌人转而极尽其空中优势，把轰炸、破坏我后方的物资补给作为重要的战略手段。尤其是1951年夏秋，敌人发动“绞杀战”昼夜轰炸我方的铁路、公路和桥梁。美军甚至扬言，要“摧毁在满洲（指中国东北）边界上的朝鲜这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和由中朝边界往南至战线上的“所有的交通工具、军事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阻断所有的公路交通、铁路交通”，一直进行到“战术态势或停火协议使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时”为止。 敌机的狂轰滥炸，使志愿军后方人员、物资等遭受严重损失，交通运输线经常中断，物资无法及时补充前线，作战行动受到了极大限制。不难想象，若是“绞杀战”的企图得逞，断绝补给的前线志愿军将士将面临多么艰难的处境。由此可见，军事后勤已经上升为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正是反“绞杀战”的胜利，保证了志愿军军事后勤体系在敌绝对优势空中兵力威胁下的正常工作，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军演习装备运输依托国内发达的交通网络 日渐复杂的保障体系随着战争形态从冷热兵器交替逐步发展到热兵器乃至机械化战争，维持前线战斗力所需的后勤物资的类型与数量都在极大增加。在清代中前期，军事后勤涵盖的范围不外乎人员(兵员)武器与钱（军饷）粮（军粮）。其中，人员来自常备军(清代的八旗兵与绿营兵)或临时招募的团勇，钱、粮由朝廷调拨，武器取自兵营武库，大炮之类的重火器甚至可以临时铸造(鸦片战争时清军即在广东、江苏铸炮）军事后勤体系相对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除兵员、钱、粮仍是军事后勤体系的核心内容外，战争中军事保障的内容已极大扩展。 以距第一次鸦片战争仅半个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至1895年）为例，当时清军的武器装备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向外商购买，二是从中国自己的兵工厂购拨，这与鸦片战争时的“全国产”有本质差别。不仅如此，清陆军所用武器包括各种规格的步枪（前膛枪与后膛枪)，各种口径的山炮、野炮，仅是日军从驻守平壤的清军处虏获的战利品，就包括克虏伯野炮、山炮等大小炮35门，步骑枪550支，单发后膛枪四百余支，以及大批炮弹、子弹。 另一方面，随着近代海军的建立，除了传统的枪炮外，武器装备的补给还涉及军舰 舰炮及其炮弹，北洋舰队所用弹药分国产和进口两类。其中，鱼雷、水雷及其部件全部依靠进口，其他弹药主要由天津机器制造局生产。据记载，该制造局“每年可制枪炮火药一百万磅……大小炮子数万颗”。 此外，与传统的风帆战舰不同，甲午战争时的近代军舰若要开动，作为船只动力来源的蒸汽机需要以煤炭为主要燃料。保证煤炭的供应，成为军事后勤工作一项前所未有的内容。后来，随着石油取代煤炭成为“战争的血液”，油料供应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其时，专门提出准备3个月的汽油，在部队完成集结前先运1个月的汽油。 时至今日，军事后勤补给物资内容愈加庞杂，主要分为五大类，即军需物资类、药品器材物资类、油料物资类、工业品生产资料物资类及营房物资类。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了数量庞大的无人机。从对无人机的大规模应用看，现代战争消耗已不再限于传统的枪、炮和弹药等，还包括新型高精尖武器（如无人装备）。军事需求的拓展，必然推动并促进客观物质条件的发展，保障物资由普通的“粮、油、弹”转变为“数据存储、供电设备、电子芯片”等产品，保障战争所需的物资所占比重正在发生改变。  无人机成为重要的 军需装备除了后勤补给物资种类日趋庞杂外，随着战争烈度的提高，所需的物资与弹药的数量也激增。在历时43天的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供应前线各种物资1.6万多吨，实际消耗1.1万吨，仅弹药就达5500吨，平均日消耗量近130吨之多。而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不到三年的战争中，实际消耗弹药超过1140万吨，这是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不可想象的。 随着武器装备量的大幅增加，战争物资消耗量越来越大。二战时，一个坦克师作战的日消耗为 500 吨弹药和300吨油、水及食品，而在海湾战争（1991年）中，一个坦克师的日消耗为5000吨弹药、55.5万加仑（注：1加仑约等于3.8升）油料、30万加仑淡水和8000吨食品饮料。在波斯湾地区部署的50万美军，每天消耗的物资竟达万吨以上。 在俄乌冲突中，双方对炮弹的需求达到惊人的地步。乌克兰方面曾宣称，自己的军队在前线平均每月要发射11万枚155毫米口径炮弹。2022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00万发155毫米榴弹炮弹，但美国保守党专栏作家布拉德利·德夫林指出，美国每年只生产16.8万发155毫米榴弹炮弹，2022年向乌克兰供应的155毫米炮弹，已用去美国库存的1/5。由此可见，科技的进步并未降低战争中的武器消耗量。 重要的动员投送能力由于战争消耗的急剧增加。战争对经济依赖程度前所未有地提高，单靠军队自身的力量难以完成保障任务。因此，二战后逐渐出现一种趋势，即军队后勤力量与民间力量融合，依靠民间获取军队作战所需的大量保障资源，即军事后勤保障的“社会化”。以美军为例，海湾战争中，美国政府动员80多个经济和技术部门为军队筹集作战经费和物资；38家航空公司、几十家海运公司、7个州的铁路部门和数百家汽车运输公司，为美军提供运输服务；73家公司供应食品、服装和药品，1/3的民用企业紧急生产沙漠地区作战所急需的装备和物资。到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和伊拉克战争（2003年）时，美军后勤保障中的民营成分进一步增加，其军队物资采购、运输、储存和分发，主要由民营企业承担。进入21世纪后，美国防部50%以上的空运和85%以上的海运都由民间力量承担，大量的日常生活服务、物资供应、技术维修、基地和设施维持都由民营企业负责。 当然，外军的经验不必也不能照搬复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拥有动员人民、依靠群众的光荣传统。1927至1949年间的革命战争，当时的军队没有国家经济支撑，缺乏稳定补给来源，物质条件极其薄弱，还要经常面临敌人的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为此，我军创立了新型的人民战争后勤保障方式。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就把做群众工作作为三大任务之一，通过分田分地分浮财，给人民群众以切实的物质利益，争取了人民群众对革命战争真心实意的支持。在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中，共有500多万民工组织10万副担架，上百万辆大车、小车和一百多万匹骡马，承担前线部队的物资供应和伤员后送任务，为我军胜利进行大决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略空运力量成为重要的投送组成部分 与后勤保障相关的，还有战争所需人员、物资的投送能力。这个道理容易理解，因为动员各种手段生产、筹集的物资，无法及时满足前线所需，也是枉然。抗美援朝战争前期，之所以敌方将志愿军的进攻称为“礼拜攻势”，就是因为志愿军的粮弹补给只能支撑7至10天。而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在短短三个月，美军先后动用军用民用运输机1100多架、大型船舶70多艘，向战区投送兵力28万多人，装备物资约300万吨，直升机700架，坦克1500辆，形成压倒性的战场优势，为快速实施决战创造了条件。可见，只有拥有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才能掌握军事行动主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军事行动的进程和结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建成规模壮观的高铁网，利用铁路投送能保障我军向内陆大部分地区实施战略投送，但受到线路走向及地形地貌等因素制约，快速机动和部署仍受到一定限制。在充分挖掘陆路运输潜力的基础上，加强海、空领域的战略投送能力，显然是面向未来战争的军事后勤准备的题中之义。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在鸦片战争以来的180多年里，作战方式和作战环境不断发生改变，如何与时俱进适应战争的需求，始终是军事后勤体系的首要任务。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论断仍不会过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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