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海光：对毛泽东领导权威形成的历史考察 长征行动和毛、洛、王的联手 1、红军长征行动的是与非 红军长征是谋定而后动的战略转移行动。1934 年春，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队 6 路进攻，进入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分兵 6 路全线防御，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中共中央书记处开始谋划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在向共产国际请示并得到批准后，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组织实施。最高“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最高“三人团” 在撤离前只开过两次会。 1934 年 7 月，中央先后派出第七军团和第六军团两支部队执行探路任务。同时，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准备撤离苏区的各项工作，如调集粮草、收拢部队、布置留守工作等等。据李德翻译伍修权回忆，撤离工作在半年前就进行了。当时，中央公开宣传的是要求红军将士不放弃一寸土地，秘密进行的是全部撤离苏区的各种准备。 长征最初是西征，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在得知国民党军要提前实行合围的情报后，最高“三人团”将撤离苏区的出发时间提前到了 1934 年 10 月 10 日。应该说，撤离苏区的组织工作还是非常有效率的。红军一个多月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整个转移行动似乎是比较顺利的。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一役，红军遭到惨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首脑机关行动极其迟缓，作战部队成了 “抬轿子”的“轿夫”，丧失了机动能力。可见，把撤离中央苏区行动说为“逃跑主义”很不准确，确切地说，应是 “搬家主义”。 关于“搬家主义”的责任，现有三种说法。遵义会议决议说:这是博古、李德的错误。李德回忆录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周恩来，说周起草的撤离计划使红军负担过重，迟缓了前进的速度。最近一本根据博古侄子秦福铨口述整理的新书，则说是毛泽东、张闻天不同意分散机关人员，才给大转移留下“两顶轿子”，拖住了红军的后腿。该书还说，毛泽东原来是坚持要留在中央苏区的，后被周恩来说服了。这些新材料和我们过去的历史认识大不相同，需要进一步考证。 “逃跑主义”的说法虽不确，但也不是空穴来风。撤离中央苏区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由“三人团”秘密进行的，甚至政治局都没有开过会。连张闻天也“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包括李维汉、彭德怀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不知道干什么去。这种做法，有违于红军在重大行动前必须进行充分政治动员的军事传统。从“不放弃一寸土地”，到放弃整个苏区的大转移，这个弯子转的太大，不能不影响到将士们的信心和情绪。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给人印象不能不是“仓猝的出动”。特别是在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 2、大转移途中新老反对派的联合 在西征途中，毛泽东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动，经常议论中央和红军的重大问题。在其他政治局成员分散各军团的情况下，他们成了除最高“三人团”之外，政治局委员最多的另一个中心。 毛泽东对“国际派”领导人可能构成的权力威胁，博古、李德等人不是毫无察觉。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到，在撤离苏区的最后一天，项英与他进行了一夜长谈，告诫他 “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李德随后转告给了博古。但博古对他们的疑虑并不以为然。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 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博古还说: “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11 月 4 日，红军攻克城口。在城口休整时，随中央纵队行动的博古夫人刘群先也向博古反映了“小三人团”的情况，要博古小心他们结成宗派小团体。博古也没有放在心上。诚然，大敌当前岂容二想，红军的生存危机解决了，中央自然也就没有了领导危机。 在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其电台被国民党破获，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中断了联系。直到红军到达陕北，与莫斯科才重新恢复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事事须听命于莫斯科的代理人领导体制失效了，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一切问题。在解决党和红军的生存危机中，李德、博古等人进退失措，领导权威不断流失，毛泽东以此说服许多高级干部，挑战和撤换错误的领导权威，以便撤换他们。这就是“担架上的'阴谋’”的意义。 进入湘南以后，毛泽东曾向中央提出建议，可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的时机，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其一部，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德怀也提出过相同的建议。张闻天、王稼祥赞成，但李德、博古反对，建议未被采纳。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博古的这一做法被批评是 “避战主义”和“逃跑主义”。但平心而论，红军的整体战力本来明显弱于敌方，转移携带的坛坛罐罐又多，限制了机动能力。同时部队逃亡很多，过了三道封锁线，减员已达四分之一。而此时国民党“围剿”军气焰正盛，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所以，这一回马枪是否有效也是大可存疑的。因此对李德、博古拒绝建议一事也未可深究。 据文献版毛泽东传谱所述，毛说服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路线图是: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一路同行，进入湘南以后，就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先是王稼祥支持毛泽东意见，提出要改变中央领导。张闻天也很快接受了毛泽东主张，并且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反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错误方面的斗争。尔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得到他们的支持。过了湘江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这可能是在延安整风以后，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历史叙述。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得多，应是在大转移初期的 3 个月里逐渐酝酿成熟的。 1945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选举的讲话中，曾特别强调了张闻天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的作用，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之后再讲这番话，对张、王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力度来说，确实作用重大。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现场来看，毛泽东此时已经被半边缘化达二三年之久，在中央高层没有足够的说话份量，理论上也不为“国际派”认可，还被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他说张、王“作用很大”，绝非泛泛而言，确实是要通过他们来实现最高权力的转移。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组织，这个权力的转移，首先是，也只能是，在“国际派”内部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把能否争取张闻天的支持看的很重。他在延安时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师哲说:“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本身的因素。因此，在长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还说，这是因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这个方针果然灵验。从某种程度上说，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就是因为这一方针所取得的实效。 张闻天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张闻天是负责政府工作的最高领导，撤离中央苏区后，已是“空头领导”。当时，权力集中于最高“三人团”，张闻天没有军职，虽然在党内陆位还是二把手，但客观上已成了“二线”干 部。过去在反“围 剿”中 形成的“博洛矛盾”，在长征中延续下来了。在每天都在行军打仗的战争环境中，军事是第一位的政治，政治上的发言权首先要取决于军事上的发言权。张闻天在毛泽东那里恶补了一下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课。张闻天后来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张闻天不懂军事，只了解一些军事理论，写写文章，是纸上谈兵。毛泽东则是在游击战争的恶劣环境中历练出来的，实践经验丰富，深谙带兵打仗之道，对红军过去的各次战役、战斗如数家珍，是掌上谈兵。在对付博古、李德的问题上，他们有着理论与实践的互补性。张闻天学养深厚、待人平和、思维慎密，与毛泽东恣肆汪洋、旁征博引、风趣尖刻的交谈，肯定会让双方受益多多。而毛泽东在成为谈话主导者的过程中，也肯定会遇到张闻天较真认理的知识分子性格。毛泽东上述的“以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的情况，可能来源于此。但最终毛泽东与张闻天取得了在军事问题的观点一致。他们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张闻天为会议作的总结决议，就是反映了他们共同讨论形成的意见。 王稼祥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 “围剿”作战中就与李德多有冲突。黎川作战失利后，李德要惩处守将肖劲光，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共同把他保了下来。在广昌会战等军事方针上王也与李德相左，而与毛泽东接近。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取得一致，应是比较容易的。另外，王稼祥虽然有伤在身，但在军事上有发言权，有着做军队将领工作的方便。 毛泽东做通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工作，能够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国际派”的鼎立三足就折了两足，就能够改变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孤掌难鸣的局面，可以形成三票对四票的强悍少数了。 在长征初期，尽管中央层一路上都有争论，但毛泽东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张闻天、王稼祥又都是党性很强、不会搞阴谋活动的书生型领导。如果说，在湘南时他们就私下议论要把博古、李德“轰下来”，恐怕还为时过早。李德、博古虽然感觉到执行命令的阻力越来越大，知道毛泽东常到军队将领那里去，但肯定没有遇到对他们领导权威的公开挑战，没有真的感到有夺权的威胁。这个由反“围剿”失败以来积累下的领导危机，是在湘江惨败之后全面爆发的，其发生有着客观上的必然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