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十分区重建经过

战斗在文安芦苇塘

文/张洪清

校对/老憨

平南抗战史料图片

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第十军分区，地处平、津、保战略要地之间，直接威胁日军驻华北的大本营，因此，日军把它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无时无刻不在设法摧毁它。

自1938年起，日军对十分区就开始了第一次大“扫荡”。1942年5月1日又在其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中5万多日军和伪军，向我冀中军区中心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歼灭我主力，并完全占领冀中大平原。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冀中军区和分区领导在准备迎战敌人“五一”大“扫荡”的同时，对恢复十分区的工作也作了部署。当时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还在冀中腹地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一带活动，分区政委帅荣首先派我(当时任民运科长)和敌工科长钱大可带几名干部，由安平一带出发北上，探索部队打回十分区进行恢复工作的道路。

我们先到了白洋淀，而后到了文安洼，依托文安洼的大苇塘作为恢复十分区的跳板。

争取伪军，扫除我进军障碍

1942年5月间，正当日军对我冀中腹地进行“五一”大“扫荡”的时候，分区政委帅荣率领少数机关人员和警卫等也进驻文安洼，计议着如何越过大清河，进入大苇塘。

正在这关键时刻，原外围军武、安、永的支队长刘凤泉叛变当了伪军大队长，盘踞在霸县东部地区的信安镇。这是个千户人家的大镇，距大苇塘仅5公里。我们从苇塘向北伸进，首先要通过刘凤泉伪部的防区，因而信安成了我们进入苇塘的第一个障碍。

刘凤泉叛变时并未杀害我政工干部，而是去留自由，走后保证安全，留者继续任用。这是刘凤泉在八路军方面留下一条后路。原该支队政治主任吴秀升是留下来的一个，但他未在刘部伪军里任职，刘凤泉把他的一家秘密地养在钟口村，派两个人名为保护，实为监视，随他住在钟口。

我在永清县存实中学读书时，吴是我的英文老师，与我有师生情谊。因此我给他写了封信，分析了形势，讲明了前途，争取他继续为抗日做贡献。信是由敌工干事韩诗坦送去的。吴回信表示愿帮助我们做刘凤泉的工作。于是帅荣决定我首先去找吴秀升。

一天拂晓，我与韩诗坦从文安洼潜入敌据点苏桥镇下码头韩的家里。我们打扮得像两个日本特务，到钟口村找到吴秀升。他见到我很高兴，当天即去信安镇报告了我的到来，刘叫他第二天带我到信安去见他。

当时信安镇驻有日军，刘另住在一个地方，与日本人不在一起。这天刘凤泉专为我摆了一桌宴席，由吴秀升作陪，席间向我表白了他“不得已”的苦衷，愿暗中帮助抗日，我们的部队可在他的防区隐蔽活动，有了情况，他可给送信。我当即赞赏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行为，答应回去向领导汇报。

后来分区领导把原在武、安、永支队和刘凤泉一起工作过的屈绍建调来分区政治部任敌工科副科长，专做刘的工作，刘也一直与我们保持着联系。其实，刘是脚踏日、蒋、我三只船的坏家伙。大局未定，他都牵着线。1945年，日军败局已定时，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将来的中国，必是蒋家的天下，乃决心投靠国民党。在我军进攻霸县时，欺骗了我们，使我军蒙受损失；并把吴秀升一家，除了一个女儿幸免外，全部绑在树上刺死。随后组织还乡团，顽固地与我为敌，最后还乡团在葛渔城被我分区部队全部歼灭，刘当场被击毙。

当时霸县伪军有5部，除刘风泉、黄锡标外，还有李宝伦、杨茂青和王德裕。

李宝伦的大队部在紧邻霸县城西南角的贾庄，下属4个中队。其中一个中队长叫崔郁文，驻霸县城西北的高庄。崔是胜芳镇西北崔庄子人，七七事变前后在崔家洼当过地主的“管事”，崔与我大哥是盟兄弟，同我家常有来往。七七事变后他和一些土匪打起了抗日招牌，不久随李宝伦当了伪军。1939年分区司令部经常活动在新城一带时，我曾将他介绍给分区敌工科长钱大可，与我方建立了工作联系。这次我只身回到大清河北，首先到高庄找到了他。由于同他是这样一种关系，见面后又知道是他掩护了我的家属，所以我与他的交谈就很直截了当，不必转弯抹角。从谈话中，知道了在霸县西部地区已有我们的地方干部张伞在活动，我要求他不要为难张伞，说掩护地方干部的活动，同样是对抗日的贡献。此外，在我的要求下，他也答应做李宝伦的工作，并准备介绍我与李见面。

在约定的一天，崔郁文带我到贾庄与李宝伦见了面。李是下王庄村西十间房村人，说起来与我大哥也认识，他表示愿暗中帮助八路军抗日，还送给了我一枝左轮手枪。他的另一个中队长叫王凤英，驻南孟据点，也是下王庄人，是我们的警卫员王加民的哥哥。利用他们弟兄关系，我也与他见了面。原来霸县西部地区的地方工作基础就好，张伞已在这一带活动，又有了李宝伦、崔郁文、王凤英等这些伪军上层关系，所以这个地区的恢复工作比较顺利，对李宝伦做了一段工作之后，我就到霸县最东部地区做争取杨茂青的工作。

我在永清县存实中学读书时，有个同学叫孟昭文，后改名孟子桢，是霸县何家堡人，七七事变后曾随魏大光抗日，（魏大光（1911—1939），学名魏纪青，曾用名魏占瀛。河北霸县人。七七事变前夕，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捕入狱。七七事变后，返回原籍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多次打击日伪军。1938年3月，魏部及当地其他抗日武装改编为冀中军区抗日联军第27支队(后又改编为冀中军区第5支队)，魏大光任司令员，辖5000余人。）后与吴秀升同在武、安、永支队里工作。刘凤泉叛变后，他留下来在刘部伪军当参谋。这次我到霸县东部开展工作，首先找到他，他向我推荐了小城伪大乡长翟庆煌，因翟有些亲属在抗日部队，故对我们的工作表示尽力帮助。

当时杨茂青的大队部驻堂二里镇，也是津霸公路上一个重要据点。杨有两个中队，分驻辛章、策城。这两个据点南面临胜芳以东的大苇塘，我部队过大清河北来，常在苇塘里宿营。

一天，辛章伪军队长向杨茂青告急求救，说是辛章南面的苇塘里来了许多八路军，夜里要打辛章(其实并无此事)。杨茂青也着了慌，就找翟庆煌想办法。正好我在这个地区，翟就找到了我，想带我去堂二里与杨茂青会面，给他定定神。这正中我的意，于是我俩就到堂二里，会见了杨茂青。

杨向我表白决不与八路军为仇作对，希望八路军体谅他的苦衷。我趁机向他宣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形势，指明他的出路和前途，要他们本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精神，为抗日救国事业做出贡献，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他们不放心，要求我到他的辛章据点去，为他的部下安神定魂，解除恐惧。

我心里颇好笑，一个伪军大队长竟然求助于一个八路军干部为他的部下做保护人，这说明他们虚弱惶恐到什么程度!不过这也好，正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机会，于是我答应了。他派人把我送到辛章，辛章伪中队长，热情的招待了我。我住了一夜，趁机对他进行了宣传教育。从此，杨茂青部的防区，我部也可进驻活动了。这样，霸县城外刘、李、黄、杨四部伪军的头头都与我们建立了联系。

我们最后争取的对象是霸县伪警备队联队长王德裕，王是永清县李家口人，小商出身。日军成立伪自卫团时赏识了他，逐步晋升联队长。他的情报班长叫陈渭，是夹河村人。1938年曾在分区政治部总务科当通讯员。那时我任总务科科长，与我熟识。1938年冬，日军第一次大“扫荡”，分区司令部撤往大清河南，途中他装病请假回家，后当了伪军。

陈渭得到我经常到夹河一带活动的消息，怕我们干掉他，于是他就托夹河村专门与我们打交道的办事人王山说情，要求与我见面。我答应了他，并约定时间在王山家会见了他。他一再表示那次病假未归是找不到部队，受敌人要挟，不得已当了伪军，请求谅解，并说当伪军后从未做过坏事等等。自称可以帮我给王德裕送信，向我叙述了王德裕的一些情况。于是我给王德裕写了封信，由他带走。

过了些日子，又在王山处见到我，说信已送到，王说不便回信，叫他带回口信，表示他决不做铁杆汉奸，愿为自己留条后路。

王德裕的弟弟王德元在王德裕部下当队长，驻程岗。王德元也在存实中学上过学，与我及分区参谋长李大卫、专署的陈作舟等都曾同学。后来我们3人在程岗与王德元见面，通过他也做了争取王德裕的工作。

李大卫夫妇

和霸县5个伪军的上层都有了联系后，我部以连为单位在大清河两岸的大苇塘、坝东一些村庄就站住脚了。

分区领导机关进驻大苇塘

开始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部队虽在大苇塘宿营，但在思想上尚未确立在大苇塘里建立长期基础的观念。1942年秋，整个分区的恢复工作均有进展，分区领导机关要回到十分区来，就地指挥，加强领导。由于领导机关终非战斗部队，需要有个比较安全稳定的驻地，于是大苇塘成了理想的场所。

刘秉彦

在农历八月中秋之夜，刘秉彦司令员率领分区机关与警卫连，从文安洼渡过了大清河，乘事先筹集的几十只捕鱼、打野鸭的小船，来到大苇塘里的惟一岛村—南北楼村。

东义和战斗之后，胜芳的敌人非常恐慌，竟突然把南北楼两个村庄完全烧毁，以防我们去住。（关于此战，参考《恢复冀中十分区的第一仗》一文，本文末附链接）

我们到达该村后，只见断壁残垣，一片凄凉，再加上这两个村庄四周皆水，出入不便，刘司令员乃放弃在这里建立基础的设想，叫我当晚去靳家铺头，筹备在苇塘深处韩家铺头建立营地的工作。

韩家铺头在靳家铺头以东约2.5公里，有旱路相通，不过无人行走，已找不到路的踪迹。在苇塘里扎根，必须对吃住问题有个长期打算，于是我就抓了靳家铺头的伪大乡长邱书元。

邱书元在此当大乡长，主要是受黄锡标的器重，因为这是黄锡标的防区。黄锡标需要有人帮他搜刮民财，邱书元也需要找个靠山，于是与黄锡标互相利用，就当了伪大乡长。邱书元是这里的一霸，我们武装部队一来，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所以在我们教育争取之下，成为两面乡长。分区机关进驻大苇塘，后勤供应方面的事，就依靠他去办理了。

除邱书元外，还有个黄部伪军驻靳家铺头的中队长邱勤增，也和我们有密切关系。黄锡标知道后，慑于形势，就派他的参谋长王君时到靳家铺头邱勤增家里，与刘秉彦司令员、李孔亮副主任、李大卫副参谋长、屈绍建敌工科长和我见面，以后进一步和我们拉关系。但邱勤增对黄很警惕，担心黄对他有所举动，问那时该怎么办。我们说：“在目前情况下，环境还较困难，你尽可能维持住现在的局面，以现在的身份守着靳家铺头这个苇塘的大门，起的作用也不小。万一黄锡标对你有个什么风吹草动，你就把队伍拉过来，我们支持你，把黄锡标干掉。”他说：“能不能把我们的关系固定下来，我心里也有个着落。”

第二天，刘司令员告诉我，他与政委商量了一下，决定以分区司令部名义委任邱勤增为十分区大清河大队大队长，叫我写个委任状给他。他接到后非常高兴，表示今后他就是八路军的人，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他一定坚决执行命令，从此我们的人从靳家铺头出入大苇塘更为方便安全。

有时夜间部队从外边回来，找不到路，走到岗楼底下，他的岗哨还给带路到大苇塘的路口。有了邱书元帮我们解决了供应问题，又有邱勤增作掩护，给我们扎根于大苇塘提供了有利条件。

出击大苇塘痛歼敌伪军

1942年7月，冀中区党委决定将文新县(即文安杨新镇联合县)由八分区划属十分区，叫十分区“四联县”。这个县与十分区的霸县只有一河之隔，文安洼是当时这个县的活动中心。大苇塘与文安洼唇齿相依，四联县的同志们必要时过河到大苇塘来，也多个回旋余地。

1942年秋，文安洼的稻谷长得很好，还未到收割之时，日军竟然下令不许文安洼的老百姓自留一颗谷粒，必须将收获的稻谷全部送交日军，说是要以玉米等杂粮交换。实际上完全是赤裸裸的掠夺。他们扬言，若从谁家搜出稻谷来，就地枪决。

根据地委指示，四联县县委动员了所有的力量，进行了非法合法两种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护稻斗争。敌人武装来抢，我们就以武装坚决痛击；敌伪组织来征收，我们就动员伪大乡、保甲以合法形式软磨硬抗，争取时间，掩护群众快收、快打、快藏。

由于这场斗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甚至和一些伪军、伪组织也有直接利害关系，所以都得到他们的支持，大家共同对付日军。通过这场斗争更加密切的军民关系，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粉碎了日军的抢稻阴谋，使我们的供应更有了保障。

储国恩

文新大队是一支英勇机智、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大队长叫储国恩。“五一”反“扫荡”前他们曾化装成民工进入敌姜庄子据点，以斧头砍杀日军20余名。划为四联县后，有文安洼、大苇塘在大清河两岸作依托，县大队更为活跃。刘司令员还亲自率队到大清河指挥了一些战斗，对大苇塘起了积极的防御作用。

安次县调河头的日军，组织了一支自行车化的“快速部队”，由日军与一部分伪军混合编成，每人一辆自行车。当时，在二三十公里范围内，他们只要探听到我们的地方干部或小部队的踪迹，即骑自行车进行奔袭，往往使我们吃亏。所以对我们，特别是对三联县与便衣队在永定河以东的活动威胁很大。分区领导决定对这部分敌人狠狠打击一下。

1942年7月间，刘司令员带着警卫连及四十三地区队的一部分，进驻在安次县瑚琏店。调河头的敌“快速部队”得悉后又前来奔袭，被我军一个闪电式的突击，击毙日军小队长以下十余名，伪军纷纷溃逃，我军除缴获一批武器外，还有几十辆自行车。这次战斗的胜利，大长了我军的士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各便衣队也无不兴高采烈。这一战斗，对于继续坚持和开辟霸、安(次)、永(清)地区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胜芳之敌常到胜芳以北地区骚扰，如不给以打击，对霸县东部地区与我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几部分伪军将产生不利影响，会使他们误认为我们欺软怕硬，于是分区领导决定，痛击这部分敌收人。

约在8月，胜芳的敌人到胜芳北的兽头房村骚扰，刘司令员率领部队突然将敌包围，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撇下死伤人员，狼狈逃回胜芳，从此再不敢出来骚扰，这次战斗对刘、李、黄、杨等部伪军也起了威慑作用。

南独乐村在易县的南部，当然也在狼牙山的南部，是一个类似于南管头那样的大村子。正像管头村分为南北两个村子，独乐村分为南北两个村子。这里1938年是七路军孟阁臣（原万福林部下一个连长，在易县、满城、徐水一带神星镇石板山以抗日名义，招兵买马，摊捐征税，抢劫绑票，干起了绿林勾当。不久，孟阁臣将队伍开到了北赵庄，把部众扩充到7000多人，占据易县、满城、徐水3县，继而成立了“河北省游击军第七路军”，简称“七路军”。后被杨成武处决）的核心地区，1939年1月被杨成武占领后，成为一分区的后院和通向满城县的交通要道。

1942年全年，一分区司令部驻扎在周庄，政治部驻扎在岭东村，战线剧社驻扎在南北两个独乐村里。

1942年的年初，由于在日军集中兵力对冀中搞“五一大扫荡”，冀西山区的晋察冀各军分区有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时期。所以一分区做出计划，以一分区政治部干部为主，在五月份全面开工，在狼牙山上修建一座“三烈士纪念碑”。此碑修建了两个来月，在1942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那一天准时完工。1942年7月7日完工，历时两个月零几天

1942年4月底，为配合在冀中进行的“五一大扫荡”，日军对狼牙山一分区八路军展开了南北夹击的“佯攻”阵势。北面是张家口日军从平西涞水县向一分区南城司一带活动；南面是满城县的日军向刘家台一带活动。

其实这个进攻阵势刚一摆开，就被晋察冀军区领导和一分区杨成武识破：日军真正要对付的目标不是冀西山区的晋察冀这块，而是在东边的冀中地区。

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日军选择夹在平津之间——今天雄安地区的十分区最先动手。短短几天时间，十分区管辖的全境几个县全部沦陷，被日伪军占领。

为了不被日军一网打尽，十分区分为两个部分，司令员周彪和政委帅荣各带一部分，分别向白洋淀、文安洼一带的芦苇荡转移。十分区的主力部队有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二这三个团，大部分转移到外线，只留下了二十九团的四个连、分区警卫营的五个连、地区五总队的四个连坚持下来。

我查了一下，日军对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的半个多月之后的1942年的5月20日，晋察冀军区终于觉悟过来，对所属的四个军分区发布袭扰日军后方物资和交通线的作战命令。

一分区史记载：接到晋察冀军区的命令，一分区派出部分部队，在平汉线铁路活动了一阵，又收兵回来。袭扰作战的动作不疼不痒，如果在战前日军防范松散的时候，将日军屯积在保定火车站的军用物资炸毁并烧掉一部分，战果就大不一样。

我查同样毗邻平汉线铁路的晋察冀三分区、四分区均无如此明显的军事动作，也就是说，一分区还是动作最大的。不过这也难怪，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四个军分区还未能从半年多前，日军1941年的大扫荡带来的损失中恢复过来，要这四个千疮百孔的八路军再拿出军力与日军硬碰，的确有其为难之处。

事情很明显，十分区核心地区所在的雄县、安新县、文安县、霸县一带都沦陷了，八路军肯定是站不住脚了。占领了十分区的日军，进一步向冀中的九分区、八分区推进。已经转移到献县、饶阳、安平一带的的周彪、帅荣在转移中通过晋察冀军区紧急向八路军总部汇报，询问他们的下一步去向如何？

经八路军总部批准，既然十分区已经在冀中地区无立脚之地了，冀中十分区的八路军分南北两路突围过平汉线铁路，到平汉线铁路以西的冀西山区。突围方向：北路周彪带领的司令部系统和部分主力团走高碑店进入晋察冀平西地区；南路帅荣带领的政治部系统和黎光任团长的主力二十九团走徐水县进入晋察冀一分区。

有关帅荣带领的这路十分区八路军进入一分区，我以前有专门文章详细讲过，这一次化繁为简。十分区在过平汉线铁路之前，有一次短暂休整，帅荣再一次分兵两路：帅荣带政治部机关、警卫营走定兴县过平汉线铁路；另一路随十分区教导大队，走色垡、南庄（这一路被日伪军拦截，损失很大，十几天后才越过铁路）。

即将过平汉线铁路，将面临一场恶战，大队临出发前，帅荣将队伍中的妇孺，即女同志和年纪小的半大孩子留了下来，交当地老百姓家隐蔽等待，他带领精悍队伍先过铁路。分手前帅荣许诺，一旦在冀西山区站住了脚，会立即派人来接他们。

我太太的母亲和小她几岁的李力兢，就是那一次被留在冀中的一户老乡家中，这段故事我讲过了。

当年帅荣带领的大队过被日伪军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经历了一场艰难的战斗。过铁路时还好，大队一打，一个急冲锋就都过去了，但过铁路后立即遭到铁路西边日伪军的围追堵截。危机之处，杨成武派来接应他们的三团高粮（原名高良玉，为缅怀战友侦察连长王九成，改名高粱，）那个连及时赶到，解救了十分区部队。

这在《高粮回忆录》的“难忘的红五月那些天”中有文字记载：“这些平原游击英雄们打得十分艰苦，他们一直从高里、田村铺、张家庄、辛庄突出来。两支兄弟部队见面，又是在敌火之下，非常激动，几乎流下眼泪。我们组织十数挺机枪先给堵截与追击之敌一个火力急袭，然后令两个排分在左右两路挺着刺刀冲出去，敌人傻眼了，狂喊起来：'杨成武的老八路出山了，快逃呀！’”

从高粮的回忆中我们得知，十分区部队在帅荣带领下来到一分区的时间，是在1942年的5月初，日军对冀中“五一大扫荡”最初的日子。接来的十分区的同志安顿在了哪里？高粮的文中有清楚记录，经过潦水、塘湖、山北、岭西，安顿在了当时被认为是最安全的高士庄。从高士庄再往西，满城县的尽头，与完县的结合部地区，是一分区的腹地。大批晋察冀、冀中军区的后方机关和医院就隐蔽在这里。

高粮的回忆录，我全部都做过详细分析，在高粮回忆录的这段记述中，有两个不准：一是时间不准，二是到达一分区后的驻扎地点不准。

我根据田汀执笔的十分区干部的集体回忆，十分区八路军越过平汉线铁路到达一分区的时间，是在1942年的7月1日当天；在东韩村和大牛、小牛村之间，遭到了日伪军的围追堵截。被一分区部队解救后，直接进驻易县的南独乐村。

高粮提到的此次战斗在《一分区大事记》中也有记载，但放在了8月6日那一栏，文中没有具体的时间标定。

还有一个过硬的证据，证明1942年的5月初十分区不可能到达满城县的高士庄驻扎，因为当时满城县正在经历严酷的反扫荡战斗。这场战斗从5月4日已经开始，满城县和保定的日伪军开始在石井村抗日根据地的大门口同一分区部队展开战斗。但最初的几天一直都磨磨蹭蹭的没有进展。日军在12日下午开始有大动作，日军的目的，是把进攻矛头对准了隐藏在一分区、三分区结合部地区的那些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后方机构。

这一次日军的行动很快，12日下午三点开始进攻，傍晚时分打下八路军重点阻击阵地的土门村之后，日伪军连夜推进，毫不停留。

土门村阻击战，带领一个排担任阻击任务的侦察连连长王九成牺牲。王九成是东北人，外号“大豆”，曾任三团十二连（改制后的三团五连）、连长，是连指导员高良玉最好的朋友。闻讯王九成牺牲后，高良玉闯进三团团部，要求改名为“高粮”，以纪念他最好的朋友“大豆”。

13日黎明日军到达刘家台，仍旧脚步不停，继续向西推进，于是，“意外”抓住了正在吃饭，准备饭后再转移的冀中军区教导队。躲闪不及的冀中军区教导队被飞快到来的日军合围，遭受灭顶之灾。

在1942年日军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以前，日军从来的重点打击对象都是冀西山区的老根据地，对在平津大城市不远的冀中平原，采取了一种打击、收买、拉拢并存的“怀柔”政策。所以来自冀中平原的按常理思维：你日军也是人，夜间总要休息睡觉，早上到了饭点，你也会埋锅造饭，饭后开战。

可实际上日军恰恰没有按常理出牌，他们夜间不睡、早上不吃，非要抓住了你再休息。于是，麻痹的冀中军区教导队就吃了大亏。

细分析一下，1942年5月日军对一分区满城县腹地扫荡的终极目标，是杨家台后面隐藏的众多晋察冀军区后方机构。占领了刘家台的这一千五百多鬼子兵，当时兵分三路，主攻一路，从刘家台直插杨家台；辅攻一路，从慈家台斜插杨家台；助攻一路，从北清醒村进攻杨家台。最终目标都是杨家台。

偷袭冀中军区教导队成功的，是走北清醒村的这一路鬼子，从人数上推算应该是人数最少的一路，大约在一个中队三百人左右。

此时，距冀中军区教导队最近的一分区部队，只有高粮带领的三团的一个排四五十人。这些人从战斗力上难以抵挡数百名日军的火力，只能边打边撤，否则也会把自己葬送进去。问题是死倒不怕，怕的是高粮连在当时承担的主要战斗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们还要赶赴杨家台他们连构置的主阵地，掩护杨家台后面的一分区领导机关、冀中军区兵工厂、修械所、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等多个部门迅速转移隐蔽起来。

高粮所在的连队，当时以连长的姓名为名称作“杨连”。杨家台主阵地由连长杨才鑫带领两个战斗排把守，指导员高粮带一个排仍在北清醒村的东西山活动，骚扰日军的后方。

5月14日杨家台主阵地的防御战打响，从刘家台、慈家台、沙峪、北清醒村跋涉的鬼子兵向杨才鑫连展开进攻，杨连防守慈家台的一个班十几个人壮烈殉国，无一生还。但主阵地始终岿然不动。日军多次进攻无效，而深入到一分区腹地深处的鬼子兵吃住都成为大问题，不得已，鬼子兵只能在15日原路撤回。

这一次日军深入刘家台、杨家台的扫荡历时六天，从12日开始，18日结束。一分区此次反扫荡中，三团先后担任阻击任务的两个连——杨连和侦察连（王连），两位连长杨才鑫和王九成牺牲。杨才鑫是长征过来的老独立团干部，王九成是从东北军过来的抗战干部，扫荡结束后一分区做战后总结，为三团这两位干部的牺牲惋惜不已。

许多年前，我曾在满城县、顺平县寻找过王九成、杨才鑫的墓地，但未能找到。

满城县反扫荡的一个多月后，1942年7月1日，高粮带全连去易县与定兴县的结合部地区，接回了突围到一分区的十分区同志。几天之后，冀中地区的党委、政府从冀中突围出来，也来到冀西山区，就被晋察冀领导安顿在满城县与完县结合部的这个地方，当时仍然被任为这个一分区腹地是整个晋察冀最安全的地方。

几个月后的1942年10月，冀中的形势有所缓和，扫荡冀中地区的日军基本上退走。帅荣履行诺言，派人（杨友义）秘密潜回冀中，接回了突围平汉线铁路时隐蔽在冀中的那些妇孺同志，这些人也来到了一分区。都驻扎在易县的南独乐村。

1943年旧历年春节（查时间是2月5日），在一分区的十分区烽火剧社做了最后一次演出《年关》，然后根据八路军总部的统一安排，由十分区周彪司令员、帅荣政委带领的军分区机关奉命撤销。宣传科长路扬也一起调走，另有任用，一分区宣传科干部彭澎被杨成武任命为十分区宣传科长，接替路扬，坐镇在南独乐村。

1943年3月，十分区烽火剧社正式撤销，部分由李光启带领，加入一分区战线剧社；部分由田汀带领，到平西十一军分区挺进剧社；部分由卢翼飞（以后改名鲁威，解放后在总政话剧团任编导）带领，参加冀中军区留下的火线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