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探寻株洲红色金融 株洲市金融学会 夏图强 前 言 株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区，是中国新民主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最早实践地之一。 从建党初期开始，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滕代远等我党革命领袖就在株洲地区进行革命斗争，发动了安源路矿大罢工、推动和指导了农民运动、开辟了井冈山和湘赣革命根据地；同时，也使株洲红色金融经过艰辛探索、创立发展和大胆实践，展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聚合的发展历程。以毛泽民、谭余保、胡湘、罗学瓒、易足三、孙筱山、刘履谦、唐伯先、麦宗元、袁秋汉等为代表的红色金融先驱，在极其残酷险恶的环境中，以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拓荒金融坚强意志，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自力更生，卓有成效地运用金融武器开展对敌斗争，保障军需民用，发展工农生产，创建金融制度，有效控制货币发行量和物价水平，拓展了城乡金融领域，为株洲地区乃至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留下永不褪色的红色金融印记。 一、关于红色金融的产生和基本特征 金融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样的，政治上的各种变化无不影响着金融的变化发展。金融是价值的流通，政治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和政治、经济的特定条件，促使金融运营方式在特殊时期呈现出特殊征状，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金融也是如此。 （一）红色金融的概念 红色金融产生于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红色金融是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开展的一切涉及金融经济的组织建设、建立人民武装和政权、打击土豪和对敌战斗、红色根据地经济建设以及战争期间党与群众的一切经济金融行为。红色金融机构创立和红色金融各项活动的开展，都必须以党组织的相对稳定和党开展的各种活动相对成熟为依据而完成的。 也就是说，红色金融是以中国共产党产生并发展为先决条件。它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政权稳定而发展的，是无产阶级政治与经济的高度统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高度融合。 本人所研究的对象仅指新民主革命时期（1921．7--1949．10）的红色金融，它是指大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包括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涉及武装战争、政权建设、对敌斗争等方面涉及经济方面的一切活动。 （二）株洲红色金融的基本特征 红色金融除具有普通金融的流通性外，主要表现在它的阶级性、排他性、统一性和区域性等四个基本特征： ----个性鲜明的阶级性。大家都知道，红色金融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它是为党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工作基础和长期稳定的保障。伟大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法国巴黎公社仅存72天就失败的教训时指出：“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没收资产阶级命脉法兰西银行，使凡尔赛仍能得到它的财政支持。”若“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而俄国共产党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后，马上成立俄罗斯共和国人民银行，并利用独立银行支持，完成5年内战，最终于1922年成立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由于对银行的态度以及利用红色金融支持革命的作用认识不同，导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这两场无产阶级划时代的革命呈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经验告诉人们：无产阶级革命只有破坏旧的金融体制，建立新的独立的金融体制，才能使无产阶级政权长期稳定并发展壮大。 从现有的史料看，革命战争时期，株洲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红色金融工作的重要性，他们把红色金融当作是一种重要的斗争手段，也是为了支撑革命战争、发展当地经济、保障工农生活的需要。如地执委罗学瓒、孙筱山等革命先驱，根据毛泽东考察株洲、醴陵农民运动后提出“要成立筹产委员会，要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的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的精神，召开醴陵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决定成立醴陵工农银行，利用工农银行对敌斗争。 -----嫉恶如仇的排它性。湖南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金融问题决议案》中，就提出“取消元丝银”“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圆入境”。渌田战役、泗汾战斗期间，人民对国民革命军是特别热情，对北洋军阀的队伍非常痛恨。南兵（指南方来的国民革命军）的纪律是非常好的，不准进民房，不准拿东西，借东西要拿抵押；北兵（指北方来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部队）到了地方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躲都躲不赢，不可能还去欢迎他们。 ----上下连贯的统一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统一系统、严格纪律的组织；其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一以贯之坚守着统一性这一特性，株洲红色金融活动情况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也是如此。 -----条件局限的区域性。这是由红色金融服宗旨和服务对象而决定的经济现象，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根据各个时期工作任务、经济发展情况不得已而形成的一个鲜明特征；大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的工作任务是支持北伐、扶持农工和促进经济发展，所以，这时期的红色金融只限于已经有党组织活动的地区和北伐军经过或即将开展战争的地区。 二、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客观上开启了株洲红色金融序幕 安源路矿是地处湘赣边界的湖南株洲至江西萍乡铁路和江西安源煤矿的简称。铁路沿线穿越株洲城区、株洲渌口区、醴陵市和萍乡的上栗、湘东区；安源煤矿邻近湖南株洲地区的醴陵、攸县，它创办于1898年，是清末邮传大臣、官商盛宣怀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之需，特意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采矿技术开凿出的，是我国最早采用机械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也是当时中国十大厂矿企业之一。 （一）安源工人运动为株洲地区红色金融开启提供可能 1、地域优势意味着安源工运影响株洲红色文化的发展。地域的便利，使安源路矿与铁路沿线地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人民思想观念相互影响着：一方面，铁路沿线地区发生的大事件，安源路矿工人必定参与，如1906年12月刘道一、蔡绍南、龚春台领导的萍浏醴起义军中，就有安源矿工6000多人，占起义总人数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安源路矿所有规模较大的活动都会直接影响铁路沿线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化；安源工运期间，路矿有工人17000多人，其中有70％的工人和各个管理岗位的人，属于湖南人和株洲地区户籍；同时，安源路矿的物质供应和职工个人亲属都与株洲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安源工运在地域上来说，它不仅含有安源地区煤矿工人运动，而应该包括着铁路沿线的株洲地区整个工农运动。 2、聚集和培养的干部客观上为开启株洲红色金融准备了人才。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期间，安源路矿聚集着一批著名活动家和重要干部，其中有不少是株洲地区人士或后来在株洲工作过，他们指挥或直接参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并影响着株洲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时，又客观上为株洲红色金融的开启作了领导和人才准备。在我党从外地派到安源从事工运的62个干部中，有罗学瓒、等40人属株洲人或后来在株洲工作过，占总人数的64.5％，其中株洲籍的8位占15％。 3、成立的安源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客观上为株洲红色金融的开启提供组织领导模式。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中共党员李立三根据毛泽东指示，于1922年2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的自治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明确中共安源支部所辖不仅仅是安源路矿内，而且包括萍乡地区的上栗、湘东和株洲地区的渌口、醴陵、攸县在内的城乡等地，均属其发展组织范围；也就是中共安源支部是当时在安源路矿地区和株洲地区唯一的党组织，它随着党内组织的壮大和活动的开展，将为红色金融的产生提供可能，也将为红色金融的运营提供方向指引和组织保证。 4、安源工人运动本来就包涵着株洲地区工人运动。安源路矿工运不仅是中共安源党组织领导的安源煤矿工人运动，而且包括安源党组织领导的株洲至萍乡铁路沿线的工人运动。安源路矿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委派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只身组建株洲运煤工会与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分部；株洲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安源第七支部成功组织株洲煤运工人罢工圆满胜利；黄静源组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办事处；株洲地区的党组织和株萍路矿工人俱乐部株洲办事处把株洲泥木、摇牌、码头、漆业、五金、店员等十多个行业的也工人组织起来工会会员发展到2300余人。 5、安源工人运动影响和推动着株洲农民运动的发展。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湖南尤其是株洲地区是全国农民运动开展得最好的省份和地区，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用历史的眼光分析，湖南全省、株洲地区特别是醴陵县的农民运动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成效，其根本原因在于安源路矿工人是湖南、株洲地区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推动者。易春庭在株洲八叠乡成立了安源路矿第八党支部，创办了农民协会，成为农民运动模范第一乡；醴陵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其中很多领导人都是来自安源路矿的中共党员；农民运动坚决贯彻农运政纲，打倒土豪劣绅威风，推翻族权神权等封建势力，声除社会恶习和镇压反革命，成为湖南以至全国农民运动一面红旗，被毛泽东称“做得对，好得很”。 （二）工人消费合作社客观上成为株洲红色金融起源标志 1、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一直尝试建立新型货币制度和红色金融体系。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筹备之初的目的是在经济上帮助工人解决困难，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而在其筹措资金过程和经营规模扩充后，就一直尝试着建立以会员为基本参与者，以股票、铜元券、纸币为主、购物证辅助的金融工具，以消费合作社兑换股、储蓄股和醴陵、株洲等分部的8个兑换处为经营场所，以免费兑换银铜元、铜元票“不得过股本之半”、红利3/10为积累基金以及《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办事公约》等制度规章为基本金融制度的红色金融体系。第一张红色股票诞生，宣告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安源和株洲地区红色金融开始；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铜元券，尝试纸币代替金属币的红色金融途径；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发行纸币，直接挑战旧货币发行制度；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发放购物证，方便工农群众；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设立银钱兑换机构，方便工农群众购买生活物资。 2、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为株洲地区红色金融提供了经验借鉴。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之所以得到工人的广泛信赖和普遍欢迎，给中国共产党人兴办红色金融的启示和经验：一是经营定位必须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安源合作社成立之初宣传的口号就是“可买便宜货”，李立三说“组织合作社的目的，是使工人不受商人的剥削”（《李立三回忆安源工人学校、消费合作社和大罢工》1963年6月）；毛泽民说“俱乐部设立消费合作社之初心”是“使我工友应得之利益日益加多”（毛泽民《消费合作社报告》载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1991年版）；二是采用持证购物和兑换银钱的经营方式，既平抑银钱补水率，又减少工人被资本家的剥削。合作社最初采取低价让利自己进货自己运输自己销售直接免除商人中间盘剥的经营之道，后改进实行持证购物和兑換办法，仍然是为了保持工人利益，堵塞奸商套购倒卖渔利机会；当时，每个合作社入股社员持证才可到门市购买廉价商品，持证才可来合作社兑换银钱。当时尤其还规定：兑换业务每人每天只能兑换一次，每次只能兑换一元，每人每月只兑换10次。合作社银钱兑换股被称为“工人的银行”；三是按照合作办社、民主管理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和完善经营管理。由于合作社实行的是一种所谓“用大家的钱为大家办事”的合作机制，因而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兴享的利益共同体，员工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有利发挥员工工作积极性；同时对没购买股金但成为了会员的，还是能间接享受除不能分红之外的经营好处，有利于通过多吸纳会员，扩大合作社的影响力和经营面。同时，在经营决策方面，实施总经理负责制，避免了初期“各股单独进行，弄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形成了“由总经理担任全责，主任团严加督促”（刘少奇《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与将来的计划》1923年8月20日，载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1991年版）的组织管理体制。四是经济实体都必须建立审查制度，都必须建立财经纪律、用工制度等方面的内部管理规范制度。 3、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客观上为株洲地区红色金融培养了金融人才。安源工运涌现出来了一大批我党地方领导人和工人领袖，按照1924年8月工人俱乐部工作报告所载，大致在1500至1700人之间，约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一至十三，其中也有不少是为株洲红色金融作出贡献的金融人才，他们中有三类人：一是有曾领导和指导株洲地区红色金融创建工作的工人领袖，如曾担任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路局主任、党的第三大中央执委朱少连、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醴陵地执委书记罗学瓒，醴陵县代理县长、湘东赣西工农义勇军总司令潘疆爪，直接参与创建醴陵工农银行的醴陵农协委员长孙筱山和总工会委员长易足三；二是回家乡直接参加株洲地区红色金融活动的工人俱乐部干部，如曾在俱乐部担任过股长职务的有易菊庄（文书股长，株洲石峰区人）、陈伟铎（会计股长，攸县人）、朱锦棠（前庶务股长、裁判委员会委员长，醴陵人）、刘义（第二补习学校教务主任，醴陵人）；三是参加过株洲地区红色金融活动的基层工人代表，如曾担任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代表和百代表的刘绍基、袁品高、谢怀德、周怀德、袁德生、宁迪卿、刘步卿、胡德臣等人。 4、以安源路矿工人为主发动的岳北农运，创办的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直接为株洲红色金融提供了经营模式。早在1923年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派交际股长谢怀德到湖南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效仿安源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形式，于1923年9月16日成立了岳北农工会，领导广大农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向地主阶级发动了猛烈冲击，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岳北农运热火朝天，它是在醴陵农运兴起之前的湖南农运一面旗帜；岳北农会蓬勃发展，孕育着红色金融的产生，1926年3月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的创办，就是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并为株洲地区红色金融提供了经营模式的借鉴经验：即直接提供了银行基金筹备渠道的经验；直接提供了红色货币发行方面的经验；直接提供了红色金融创办模式和操作规程。 5、毛泽东考察衡山农民运动，考察并欣赏柴山洲银行。1927年1月24日，毛泽东从衡山湘江渡口登船顺江而下，沿途上岸，先后到衡山辖内湘江下游地区的召湾、霞流冲、柴山洲等地考察。在柴山洲，毛泽东看到了柴山洲银行对农民运动的巨大促进作用，也启发了其红色金融思想的产生。他认为：农民运动就是要冲破封建牢笼的桎梏，不仅要革除封建思想，打破封建统治，而且要打破封建势力的经济、金融封锁，不仅要掌握“印把子”，而且要建立自己的“钱袋子”，柴山洲银行的做法证明，农协不仅有能力做经济金融工作，而且能做好这项工作，值得全省农协推广效法。 三、株洲地区是早期毛泽东红色金融构想的最早实践地之一 大革命时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而醴陵是当年株洲农民运动发展最快、最好的县，全县参加农会的农民最多时达到30万余人。 （一）湖南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召开，催生株洲红色金融机构亮相 1926年12月1日至27日，中共湖南区委在长沙领导召开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减租减息、建立农民政权等40个决议案。醴陵、攸县、茶陵、酃县都派出工人农民代表参加会议，其中仅醴陵就有4位工人代表、4位农民代表（其中就有后来任醴陵工农银行行长唐伯先）。 1926年12月17日，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农运主任受邀回湘指导工作，解答代表们提的很多问题，还参与起草和审议了各种决议案。大会上，作出的维护劳苦大众权益的《金融问题决议案》《农民银行问题决议案》由毛泽东亲自起草，而《农村合作社决议案》《取缔高利贷决议案》则是毛泽东亲自审查，并提出了个人审查意见。这四个开天辟地的决议案，阐述了毛泽东早期红色金融思想，也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红色金融的构想。 （二）株洲境内最早红色银行金融机构的产生 1926年，国共合作推动下的北伐战争推进到湖南，北伐军大举入湘，醴陵成立农会。1926年12月25日，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召集醴陵县各公法团体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党部执监委14人，有共党11人，共党张幄筹任党部常务委员），商议组建醴陵地方银行事宜。联席会议决定由县财务局、教育局和育婴堂等筹集银元3万元作为醴陵地方银行的资本金。1927年2月，醴陵地方银行成立营业，负责人刘履谦；同时印发并发行醴陵地方银行纸币。1928年，醴陵地方银行停办。 醴陵地方银行作为国共合作并由中共党员为主导的重要产物，开启了株洲境内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要代表的红色金融先河。 （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时，在醴陵第二次提出红色金融构想 作为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反击反动势力对农民运动的诬蔑、攻击和党内部分同志尤其是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开展32天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于1927年1月27日至2月4日在醴陵县，由戴述人、罗学瓒、孙筱山、唐伯先等人陪同考察了县城、东富、渌口等地，1月30日在县城万多人大会上，作的“北伐战争后的形势和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方法”的长篇演讲，阐述了他的红色金融思想和观点，并明确提出：“要成立筹产委员会，要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的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l月31日在先农坛地执委和部门负责人会议上，就发展党组织、巩固农会、成立武装、法庭镇反、筹建银行等工作做了指示。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红色金融构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红色金融产生的原因；红色金融的目的作用；红色金融机构基金的组成设想；红色金融业务开展的方式方法；红色金融的安全保护和排他性措施。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明确了农民的金融需求，直接为株洲党组织创办自己银行指明了根本遵循；醴陵农民协会也是湖南省农民协会较早开办农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并印刷、发行银元兑换券的12个县农会之一。 （四）醴陵工农银行是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最直接产物和最早实践之一 醴陵地执委和农会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农民运动考察中提出的红色金融思想，于1927年3月8日醴陵县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决议组建醴陵工农银行。1927年4月11日，醴陵工农银行成立，由农协筹产委员会筹集发行基金6万元，唐伯先任行长，银行设在醴陵县城隍庙对面新贤堂屋后背保管处。 醴陵工农银行发行面额有一角、贰角、伍角和壹元四种“醴陵工农银行”钞票银元兑换券；银行开展了小额信贷业务，设立了粜谷处，旨在“维护无产阶级，维持生活，扶植生产”。“马日事变”后，1927年8月醴陵工农银行被迫停业。 醴陵工农银行尽管存续时间只4个月，但它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红色金融思想的最早直接产物和最早实践之一，属毛泽东早期金融思想标志性产物，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北伐战场和农民自卫军提供后勤保障；直接支持工农运动，打击土豪劣绅剥削和压迫；直接支持工农大众的生产、生活。 四、土地革命时期的湘赣省工农银行酃县分行始末 1931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在江西永新成立。省苏维埃政府为活泼苏区经济，决定由时任财政部长、株洲茶陵县舲舫洮水人谭余保牵头立即筹建银行，并确定银行名称和办行宗旨；湘赣省工农银行于1932年1月15日在江西永新县城东门朱砂楼茶馆正式挂牌开业；第一任行长由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副部长胡湘兼任。株洲地区的茶陵、攸县、醴陵、酃县为苏维埃湘赣省所辖县。1932年10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决定在酃县、莲花、分宜（北路）设立3个分行 （一）酃县分行实际是湘赣省工农银行唯一的分支机构 湘赣省工农银行酃县分行（后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酃县支行，以下简称“酃县支行”）1933年1月成立后，地址设在酃县大院西坑尾拐湖坳叶甲生家，与酃县工农兵政府财政部合署办公；支行内部设行长室、会计核算科、汇兑借贷科、金库保管科等部门，第一任行长由酃县财政部长麦宗元兼任，会计叶光藻，最后一任行长袁汉秋；支行由湘赣省军区一个警卫排负责保卫，酃县支行负责酃县、茶陵、宁冈、遂川四县苏区，以及湘南八县红军游击区的金融和组建信用合作社工作。 酃县支行是土地革命时期株洲唯一红色银行机构。它有固定营业场所，内设机构、制度完备，工作范围明确；积极开展储汇工作，方便人民群众生活；实行低利借贷，促进根据地生产发展；酃县霞阳镇、茶陵秩堂墨庄陈家祠等地设有湘赣省工农银行金银票子兑换处。 （二）酃县支行是株洲地区最早的红色央行分支机构稚型 1、酃县支行代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发行货币，统一货币制度，履行中央银行的政府银行职能； 2、酃县支行代理国家金库，直接支持财政和革命战争，履行中央银行的政府银行职能； 3、酃县支行加强金融经济监管，打击不法，维护金融经济稳定，履行中央银行对所辖金融经济活动的管理职能； 4、酃县支行加强现金出口管理，解决现金不足，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履行中央银行的现金管理职能。 （三）株洲地区为苏区发行革命战争公债贡献较大 为了发展革命战争、充裕战费和加速发展苏区经济建设，湘赣省从1932年11月至1933年三次共发行革命战争公债43万元。 茶陵不愧为湘赣根据地“模范县”，每期公债发行都超额完成。第一次分配茶陵公债任务8000元，实际认购18000元，上交16810元。第二次发行革命战争公债，茶陵县委号召党员带头认购。严塘区苏维埃一个晚上就认购630元，受到湘赣省政府财政部、经济部和苏维埃银行湘赣省分行通报表彰。11月，发行经济建设公债，茶陵任务20000元，认购21035元。 1933年9月攸县县委开展为期1个月革命竞赛，共推销公债2366元，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表扬。 酃县黄挪潭、黄草一直就是先进区，仅黄挪潭区就推销公债500元。 （四）酃县支行能存续近二年的原因分析 酃县支行自1933年1月成立，到1934年10月停业为止，共存续时间达一年十个月，这在株洲红色金融史，甚至在湖南以及全国来说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主要原因：一是条件优越的自然环境：离中心城市较远，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狭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二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东可通宁冈过古城、三湾到永新、莲花；东南过大陇到井冈山茨坪；往南过江西坳，到遂川，再往南可往瑞金；西水口桂东，进入广东；往北过茶陵、醴陵，达长沙。三是稳定发展的革命形势：当时，酃县革命政权相对稳定；党领导下的地方武装战斗力相当强大；由于地处深山老林，高山僻壤，离当时省苏维埃政权核心－－永新县城较远，受左倾路线干扰不大。四是蓬勃向荣的经济建设：当时酃县苏维埃政府一方面积极解放生产力，激发了农业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注重实际需要，发展工业生产；还兴办多种所有制商业，冲破敌人经济封锁，活跃苏区经济。 （五）酃县支行停办后，株洲地区红色金融活动仍然活跃 红六军团1934年10月长征后，酃县支行最后一任行长袁汉秋（株洲县鸿仙泉圹村宏夏桥人）带领金库保管和省军区警卫排秘密地将四、五担银元深埋在凉桥芒花垄紫山里，从此酃县支行工作结束。 酃县支行停办后，株洲地区红色金融活动仍然活跃：攸县组织红色苏区运输采购队，为苏区兵工厂和根据地采购物资几百担，有力支持苏区建设和游击队生存及发展；酃县苏区邮政坚持到1934年12月才终止；完善的湘赣省委领导的地下交通线从湘赣根据地省府所在地永新至株洲清水圹，设立了总站、大站、小站、终点站共20多个，为支援根据地建设及红军三年游击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各县建立的地下红色物资交通站和武装交通队，为湘赣根据地先后输送了上10万元的物资，为湘赣根据地后期的革命战争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五、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株洲红色金融主要是广泛主要形式是开展非银行化和非货币型红色金融活动 （一）顾全大局的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株洲地区红色金融活动形式主要是开展非银行化和非货币型红色金融活动：茶陵、炎陵、攸县、醴陵县都成立了统一战线委员会，共产党组织从大局出发，响应政府号召支持抗击日冦，组织抗敌后援会，在民众中开展为慰劳抗日将士“捐献一物”活动，募集了大量的物资和银元由中央政府转抗日一线官兵。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前期，客观地讲，株洲地区党组织发展处于非常艰难时期，一方面党组织在白区工作不是重点，力量很薄弱；另一方面株洲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国民党特务和反动政府吸取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教训，对我党组织和活动残酷镇压，以致这两个时期株洲地区的醴陵、攸县、茶陵、酃县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 （二）株洲地区红色金融逐渐活跃的解放战争后期 株洲地区红色金融在白色恐怖情况下，各县党组织开展的非银行化金融活动还是有不少：如组织农民抗粮抗税，组织工人抗捐、组织学生反饥饿等活动；尤其是临近解放时，攸县、茶陵、渌口、炎陵的党组织开展“为迎接解放”的募集军粮、组织支前站等活动特别有力，多次得到我人民解放军首长的表扬。 六、株洲色金融精神及启示 （一）株洲红色金融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株洲红色金融精神作为株洲金融先驱创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它的孕育和产生，依赖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自l840年起，株洲工农深受三座大山之苦，进行过多次自发斗争，始终没能取得彻底胜利；自中共诞生，以其“组织严密、纪律严厉、精神紧张、手段彻底、办事认真、政务公开”等特征，强有力地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而且开拓了株洲红色金融事业；而红色金融承继这些特征。二是株洲工农运动的多次锤炼。从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胜利到株洲辖内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都是盘古开天地之事，红色金融产生后均体现工农运动敢为人先精神。三是党的著名领导者的悉心培育。毛泽东、李立三、滕代远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毛泽民、袁德生、谭余保、胡湘、罗学瓒、易足三、孙筱山、刘履谦、唐伯先、麦宗元、袁秋汉等红色金融先驱都是株洲红色金融的开拓者和领导者。 （二）株洲红色金融精神的基本内涵 株洲作为“火车拖来的城市”有着凝聚株洲人鲜明的精神特貌，株洲地区红色金融之精神也秉承着其独特的品质：1、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为了正义，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誓死不回头、不畏强暴的牺牲精神，袁德生、罗学瓒、易足三、孙筱山、麦宗元、袁秋汉等为革命事业、捍卫红色金融牺牲。2、团结拼搏的奋斗精神。从株洲煤运工人罢工33天并取得完胜到醴陵地方银行组建，从醴陵工农银行营运到苏维埃国家银行酃县支行存续近二年时间的原因分析，无不体现团结、拼搏。3、人民至上的奉献精神。从工农运动目标到醴陵工农银行低利借货、设粜谷柜等营运方式，再到苏维埃国家银行酃县支行“差别息利借贷”等信贷政策，充分体现红色金融的服务人民宗旨。4、敢于人先的创新精神。从创立株洲第一个党支部－－安源第七支部诞生到并组织煤运工人罢工完胜，从辖内首个银行机构－－醴陵地方银行开业到辖内首个由中共独立领导组建的银行机构－－醴陵工农银行的运营都具有开历史先河之意义的。 （三）株洲红色金融精神的启示 1、红色金融工作必须坚持以党的中心任务为统领。民主革命时期株洲红色金融，尽管条件简陋、工作辛苦，但革命金融先驱们满怀革命热忱，忠于党，忠于人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始终保有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他们以共产党人远见卓识，以金融为纽带，始终坚持以党的中心任务为自身工作的首要任务和终极目标：建党初期安源消费合作社“減轻工人负担，团结工人”；大革命时期醴陵工农银行的扶持农工、打倒豪坤、支持北伐；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国家银行酃县支行“一切为了革命战争需要”；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服从抗战大局，一切服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非银行化和非货币型红色金融“一切服从前线需要”“打败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新时代赋予金融工作新使命，当前国内外社会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重大不确定性，给宏观政策调控增加了难度，金融作为连接党和人民的重要纽带，更应进一步强党建引领意识，正确处理社会职责和企业盈利的关系，成为有大格局大担当的商业银行。 2、红色金融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革命战争时期，株洲红色金融一直以来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红色金融先驱们帮助工农贫民兴办公共生产，巩固和发展群众经济，或改变红色金融营运模式，适应工农生产生活现实需要，帮助党或苏维埃政府创办一切建设事业等等。正是他们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真正做到一心为民，人民群众才踊跃入股银行，踊跃购买公债，才能通过生产自足活动支援军事斗争，满足民众正常生活需要。如今，我们金融机构依然要将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让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最高标准。我们要以红色金融的精神，运用先进理念和技术手段，不断有优化业务流程，拓展金融服务范围，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公众服务需求，确保改革“红利”与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将“金融为民”各项政策落实到金融工作的各个环节。 3、金融工作必须严格遵循完备的规章制度。在革命战争年代，株洲红色金融始终都有严格完备的规章制度：安源工人消费者合作社有《总章程》《办事公约》；醴陵地方银行、醴陵工农银行有银行章程和银行内部制度及操作规程；苏维埃国家银行酃县支行有：湘赣省《经济政策执行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暂行简章》《湘赣省分库组织暂行条例》和《湘赣分库办事细则》； 历经八十余年发展，当前金融系统已在制度化、标准化、信息化、专业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以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为基础、以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现代金融管理体系基本确立，为金融系统全面依法经营职责提供了制度保障。今后我们应进一步加强金融制度建设，不断增加制度供给，细化和完善金融相关制度规定，努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金融制度体系。 嘉宾简介：  夏图强，1962年2月出生，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金融研究生学历，1978年12月参加工作，1982年3月入党，中师职称，现在任株洲市金融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夏图强1986年后担任过党委组织委员（副科级）、团县委副书记，1990年调入人民银行，先后任茶陵、攸县、醴陵三个支行副行长、株洲中支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纪委副书记、宣传群工部部长，2020年4月任株洲金融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主要从事红色金融研究。 夏图强先后在《人民日报》《金融时报》《金融会计》《法制日报》等省部以上刊物发表50多篇论文、报告文学，撰写的经验材料经常被人民银行总行、长沙中支作为发言材料。1995-1996年主编的《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论》《中国商业银行法通论》《中国担保法通论》，被湖南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填补了本市金融理论的空白。 2020年撰写的《醴陵工农银行是毛泽东金融思想的最早实践》由株洲市党史部门确认为“填补了株洲党史研究空白”；2021年6月1日被株洲市委党史和宣传部门推荐，接受中央电视台《第一财经》记者访谈株洲红色金融史。由其撰写《北伐战争渌田战役与攸县非银行化非货币型红色金融》部分内容被当红媒体《今日头条》采编；由其独著的《株洲红色金融研究（1921－1949））》一本书即将由九州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发行，是湖南省入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红色金融专家库的唯一专家。 现场掠影：       编辑/筱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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