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一些读者朋友后台的私信需求，对遵义会议再做一些思考和分析，供大家参考一二。 当红军主力强渡乌江完成以后，便迅速占领了遵义城。 在这里，历史终于迎来了一次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 提到遵义会议，绕不开两个至关重要的历史人物，一个是张闻天，另一个是王稼祥。 张闻天同博古一样，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人，起初他刚来到苏区之时，也是留苏派“进攻路线”的坚定拥护者，当初在苏区针对毛泽东而展开的“反罗明路线”，打击“邓、毛、谢、古”的运动，张闻天就是最坚定的执行者之一。 然而，错误路线必然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而灾难性的结果必然导致其内部阵营的快速分化，张闻天就是从博古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的状态下，很多人都已经察觉出来再那么打下去，中央苏区多半保不住了，张闻天同样有这个感觉。 因此在广昌战役之后，张闻天就军事指挥的问题，对博古说了一些比较尖锐的话，但是呢，话虽然说得尖锐，他却也并没有提出什么合理的建议，这样一来就触怒了博古，被博古指责为中国的“普列汉诺夫”。 大家不要小看这句话的分量。 普利汉诺夫因为曾经在1905年反对俄国的工人武装暴动，而被苏联指责为典型的机会主义者，后来只要一提到此人，便把他等同于机会主义思想的代表，因此当博古指责张闻天为中国的“普列汉偌夫”的时候，这几乎意味着这两个人就要分道扬镳了。 果不其然，在广昌战役之后，张闻天逐渐被博古边缘化了，这样一来，他便和另外一位早在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就被逐渐排斥出决策层的毛泽东走到了一起。 应该说，也是差不多从此时开始，有一股力量源源不断地向着毛泽东靠拢聚集。 这股力量就是从“进攻路线”中摆脱出来，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最早开始反思的一批人，一旦他们开始反思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们就会逐步发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最后都凝结成了同一个观点： 毛泽东才是对的。 当着第五次反“围剿”越往后发展，便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博古和李德产生不满。 当李德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对张闻天说： “这里的事情还是得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你们内部不要搞摩擦。” 可是李德低估了张闻天，也低估了很多跟张闻天一样怀着坚定革命信念的共产党员。 尽管他们很多人因为留学苏联，因此对于苏联那套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近乎到了迷信的程度，但是他们始终坚持着他们认为的真理。 也许他们当时坚持的真理是错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他们绝不会抛弃服从真理，而去大搞拉帮结派的阴谋活动。 因此，当他们发现真理在毛泽东这一边的时候，那么是留苏派还是什么派便显得微不足道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站到真理的一边。 这一点上，张闻天如此，王稼祥如此，任弼时如此，顾作霖如此，凯丰如此。 哪怕是博古本人，也是如此。 之所以有的人还没扭转过来，是因为他们眼下还不敢确定，到底谁才是对的，幸好要不了多久，他们就都能确定了。 然后，历史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它的发展永远都同时兼备着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是可以预计的，而偶然性则是任何天才都无法预料的。 遵义会议从“进攻路线”的破产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性。 然而它到底在哪里召开？ 怎么召开？ 会议中包含哪些变数？ 却是任何人都无法预知的。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城内，一个已经逃跑的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家里，一次决定红军历史走向的会议召开了。 这栋独立楼房二楼宽敞的客厅里，警卫员们已经提前把天花板下垂着的那盏悬吊着的煤油灯点了起来，屋子里是一片橘黄色的灯光笼罩着。 他们还弄了一个大火盆，生满了一盆炭火，使整个屋子暖融融的。 屋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方形的黑漆木桌，周围已经布置好了二十几把精致的黑漆木椅，墙壁上还有一只挂钟，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晚饭后不久，大概七点多钟，参会的人员陆陆续续走进了会议室，会议开始之前，会场上并没有紧张和压抑的气氛，相反倒是显得十分地轻松和愉悦。 尽管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心底都清楚地知道，此次会议带有极其深刻、严肃甚至不可调和的性质，其间必然有极其剧烈的争论。 坐在上首位置的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博古，挨着他的是周恩来、朱德、陈云。 毛泽东挨着王稼祥、张闻天，靠着窗子坐着，他的面孔依然显得十分憔悴，但是心情看起来已经愉快了很多，谈笑自若间，仿佛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事情即将发生一样。 其他参会人员如邓发、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等，也都松散地坐在桌子周围，唯独李德远远地离开桌子，坐在房门的入口处，不断地吸着他的烟斗，坐在他旁边的是翻译伍修权。 博古看上去多少有些与众不同，脸上时刻显露出一种焦躁不安的神情。  他原本是一个富有才华的人，其才思之敏锐，对马列之熟悉，少有人能望其项背。而且他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共产党的总负责，也算得上是少年得志了，因此平日里不免有目空一切的骄矜之色。 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各种会议之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常常可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具有强烈的鼓舞性和雄辩性，因此常常引来热烈的掌声。 可是这一次，尽管他强作镇定，但是会议毕竟不是他号召并主导的，而是被张闻天、王稼祥，甚至包括周恩来等人，一起推动并催促之下召开的。 此时的他很被动，心底也大概知道这次会议是要清算他的错误的时候了。 因此，这种不安的情绪也就难怪了。 会议开始了，根据预先拟定的主题，由博古首先作主题报告，题目是《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 在博古这个报告里，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是： 第五次反“围剿”在政治和战略上，都是正确的，这一点他反复地强调。至于讲到为什么会丢失苏区，被迫转移的时候，博古把原因归咎到了两个方面。 其一：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支援大大加强了，通过对国民党的借款和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在兵力上又空前地发动了100万数量之多，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达50万人，另外还聘请了军事顾问，因此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 其二：在主观原因方面，他认为是白区地下党工作还不够充分，游击战争还没有发展得很好，各个苏区之间相互呼应与配合还很不够。 因此，在客观和主观上的这些原因之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很明显，就连博古自己都能意识得到，这样的说法是交不了差的。 如果只是把原因归结到敌人力量的过于强大和战术配合上的问题，实际上就远远没有触及路线问题的本质。 只是现在他还不清楚，接下来大家会触及什么程度，会斗争到什么程度？ 在他的发言完毕以后，就轮到了周恩来作副报告，这个副报告，很快给了博古沉重的一击。 也是这次遵义会议中，至关重要的一击。 周恩来的副报告，开始触及了军事路线问题，一旦触及路线问题，斗争便真正开始了。 他的主题和博古已经完全不同，他认为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中，首先就是军事战略上发生了错误，因此才导致了战术上的一系列错误，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局面。 周恩来的话让所有的人都如沐春风，他打破了因为博古的发言造成的冰冷状态。 原因很简单，如果说不是战略层面的问题，那么就意味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都是下面那些军团长的战术执行问题。 其二，如果说另外一个原因是敌人军事力量过于强大，那么实际上就意味着失败还将继续发展下去。 因为敌人的力量是我们控制不了的，如果是因为他们的强大导致的失败，那只要他们的力量不被削弱，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失败还会继续下去呢？ 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相反，如果说是战略层面的错误，是路线层面的错误，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们把军事上的战略和路线问题纠正过来，那么我们就能重新找到生机。 而且，在长久以来的事实面前，大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并不是战术问题和敌人过于强大的问题，其核心应该是战略上的路线问题。 周恩来首先把这个问题挑明了，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 原本处于军事决策的核心地位的三人团里，就是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个人，如果他们三个还是拧成一股绳的，那么想要撼动他们的地位，改变长久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可能发生较为严重的冲突。 但是此刻，周恩来的发言意味着，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三人团内部，周恩来是分化出来了； 而且由他首先提出来战略上的路线问题，比由毛泽东提出来效果要好很多，这证明了连你们这个三人团里都有人怀疑你们指挥的正确性了。 因此，周恩来的发言是有很重要的分量的，有了他的发言，接下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便有了更充足的底气了。 在周恩来讲完以后，毛泽东说道：“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张闻天字洛甫） 张闻天的发言把斗争直接推向了高潮，因为他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博古的发言基本不正确。 随后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到福建事变，到不肯跳出苏区到无堡垒地带作战，再到转移途中的机会主义，以及湘江战役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哪里有错误，哪里该怎么办，统统都详细地加以阐述。 没有人知道这些话到底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还是这段时间以来，从毛泽东那里继承过来的。 但是所有人都明白，他说的话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跟博古同属“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张闻天，终于站到了博古的对立面。 这样一来，所有的人心里便更加有底了。到张闻天发言以后，在座的军团长级别的，如彭德怀、林彪、李卓然、聂荣臻等人心里都知道，今天这事儿要成了，军事路线可以纠正了。  会议开到中途，大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博古和李德看上去心情都十分地郁闷。 随后，会议继续，毛泽东终于发言了。 他的话长达2个多小时，历史并没有就他的发言留下详细的记录，但是后来据陈云的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讲的话，在一年多以后，被他自己整理并写成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是被收录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里，那篇军事上的光辉力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此文饱含中国智慧和伟人韬略，可是却极少有人知道，此文的诞生竟然是走过了如此曲折复杂的道路之后，才被总结和发展出来的军事著作，要说此文是字字饱含革命烈士的鲜血也并不为过。 毛泽东的发言风趣幽默，却又直击问题的本质。 他有意并巧妙地避开了政治路线的问题。 因为他知道此刻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纠纷之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得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 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门军事课。 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 从中国革命的任务到中国革命的特点； 从《水浒传》里的洪教头与林冲打架，到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 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性，”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 毛泽东出口成章，引经据典，把第五次反“围剿”的整个战略图谱给描绘了出来。 他的每一句话就像一根针一样，刺进了博古和李德的心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事实。 他的发言并没有很激烈，也没有那么强的针对性，他一直都在阐述着客观事实，只不过没有人像他那么看得透彻清晰而已。 “当然，这些人的用心都是好的。”毛泽东的语气很平和。 “他们主要是怕丢了地方、丢了根据地，怕打烂了百姓的坛坛罐罐。打烂坛坛罐罐，我也怕啊，可是同志们，事实是常常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 如果我们丢的是土地，而得的是战胜敌人，加上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就是赚钱的生意哩。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但是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 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拒绝睡觉，我看他明天就没有精神，同志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多么朴素和诚恳的道理，可是又有多少人真的懂得并做到？ 毛泽东的话深刻却又通俗、严谨却又风趣，而且每一句看似朴素的平常话语之间，却往往透露着一种哲学色彩，往往那么一两句话就能启蒙人的思想。 很多军团长和指挥员，之前也都知道战略上出了问题，可是具体是哪里有问题，大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常常是憋了一肚子窝囊气没处发泄。 此刻毛泽东娓娓道来，以前大家心里还模糊不清的东西变得清晰起来，难以确定的观点也变得坚定起来，顿时如饮佳酿一般，实是美不胜言。 随后，在毛泽东发言完毕以后，王稼祥登场了。  这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关于遵义会议的第二个关键人物——王稼祥。 王稼祥应该是当时所有留苏阵营里，最早觉醒并支持毛泽东的一个人。 在他刚到苏区没多久，就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政治眼光，实在是那些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人无法比拟的。 但是因为他自己也无法确定到底是“进攻路线”更符合实际，还是“工农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因此长期以来，虽然一直同情并支持毛泽东，但是始终也没有站到毛泽东的一边。 这里面当然也有很复杂的原因，那时候站到毛泽东那边，是容易惹来残酷斗争的。 所以，在宁都会议上，王稼祥是唯一一个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并坚决不同意撤销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人。 后来他受了很严重的伤，在长征途中始终躺上担架上，跟毛泽东、张闻天随行，一路上三人讨论并交流了很多观点，终于得出结论并下定决心，要促成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上台。 在这两个人的极力催促和周旋下，终于在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铺垫之后，迎来了遵义会议。 此刻，王稼祥的发言，成为促成毛泽东上台的重要转折点，他提出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首先提出，但是却又在心里默认了的一个事实：该让李德和博古下去了。 在王稼祥经过一系列的陈述和铺垫以后，他说了关键的一句话：“我认为，李德同志是不再适宜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仍旧还记得并这样说道：“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这时候，久未发言的凯丰同志说了一句话： “你们对博古同志的批评还是偏激了，毛泽东打仗靠什么？不过是靠着一本《孙子兵法》和一本《三国演义》，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这一点李德同志是接受过系统训练的。” 事实上啊，他哪里知道，毛泽东那时候并没有读过《孙子兵法》，更何况，打仗哪里是靠着读过某本书就能打赢的？ 随后就王稼祥的发言，下面各级军团长们开始纷纷附和并陈述自己的观点。 彭德怀说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林彪说李德完全听不进去下级军官的意见、聂荣臻说李德的战术根本不切合实际等等。 这样一来，李德在中国的军事指挥生涯，终于画上了句号，直至1939年他回到苏联以后，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 会议最后增补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到了最高决策层，并解除了博古的总负责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毛泽东为了不使会议产生太大的震动，坚持自己只以“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身份参与军事指挥。 但是此刻开始，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就此确立，这一对中国和世界近代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合作关系从一建立开始便惊人地稳固： 从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开始，一直延续到1976年，两人先后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遵义会议是一次近乎完美的会议，这次会议中有斗争、有埋怨、有指责、有发泄，但是唯独没有愤恨、没有私仇、没有阴谋、没有分裂。 博古此前的不成熟，印证的不过是共产党和红军的不成熟。 而从他们开始选择毛泽东的那一刻起，其实印证的是这个组织、这支军队在经历了千般挫折、万般苦难之后，开始走向了成熟。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谁才能真正领导他们走向胜利，走向希望。 遵义会议结束以后，博古既感受挫，却又觉得轻松，他终于可以卸下身上那副他难以担负的重大责任了。 而毛泽东这边，既觉欣慰，却又感到悲伤，胜利来得太不容易了。 但，这是多少红军烈士的鲜血换回来的啊。 寒冬里的阳光照在毛泽东的身上，给这个寒冷冬天带来了一丝暖意。 ...... 读经典，传递正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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